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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遼西北；建筑業；勞動力

“遼西北”地區特指遼寧省的西部與北部區域，包括遼寧省的朝陽、阜新和鐵嶺三個地級市，人口總數約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3，其中農業人口所占比重在60%以上，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農業和礦產采掘業為主，區域生產總值在省內排位一直處于末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遼西北"地區的大量農村人口為本地區城市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建設中，使建筑業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產業之一。根據各地區公布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3年朝陽市實現建筑業總產值383.4億元，比上年增幅18.2%；鐵嶺市實現建筑業總產值311.8億元，比上年增幅8.7%；阜新市實現建筑業總產值264.1億元，比上年增漲21%。其中，阜新市建筑業總產值占其地區GDP的比重高達42.9%，建筑業產值所占GDP比重最低的鐵嶺市也達30.2%，朝陽市建筑業生產總值占GDP比重則為38.2%。這些數據顯示，建筑業在“遼西北”地區的產業結構中占據了十分重要位置。因此，對區域建筑業勞動力市場進行分析，及時掌握建筑業勞動力的變動趨勢，有益于建筑企業的生產經營戰略和區域產業政策調整。

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短缺的總體背景

建筑業勞動力主要是指從事住宅、倉庫、廠房、道路橋梁等各種建筑物的承建和維修工程的勞動人口。由于建筑業是技術含量十分高的行業，在施工技術、前期圖紙設計、中期施工管理以及后期驗收均需要大量的成熟專業技術人員。受到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的建筑業都處于粗放式管理模式，導致建筑業在當前仍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不論是在地市級層面或是國家層面，目前普遍實行階梯式承包方式進行施工。具體而言，一項建筑項目從最初的審批直至最終完工，除了特大級的國家項目以外，大部分建筑工程均通過一層層、一級級的承包商完成，而到達建筑工程建設鏈條的最末端，則由農村進城務工而來的農民工直接完成。隨著城鎮化進程的發展需要，當前建筑業在施工技術標準和建筑工人素質方面都對工程質量提高了要求，在許多大型或中小型的建筑工程中，已經凸顯了專業技術人員力量不足的尷尬現狀。

相較于全國而言，“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也面臨相同的問題。探析其深層次的成熟勞動力短缺因素，大致可以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當前的“遼西北”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主要由農村剩余勞動力構成，這些勞動力的平均年齡普遍在40～50歲之間，受到現代家庭結構和生活理念的影響，年少力壯的青年人很少從事建筑行業。一方面，建筑業的工作環境比較艱苦，施工現場經常處于城市的邊緣或荒郊野外，建筑業工作的本質決定了勞動者需要經常露天作業，而且是一類十分繁重勞累的體力勞動，常年的艱苦環境和勞動強度讓現代家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無法適應。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當前“遼西北”地區多屬于獨生子女家庭，“養尊處優”的成長經歷使他們更加向往舒適生活，從而造成建筑業勞動力市場年齡普遍偏高的特點。此外，近年建筑行業發展不景氣，也成為“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人才短缺關鍵因素。

二、建筑業勞動力的供給變動趨勢

當前的建筑行業還屬于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每年都在城市和鄉村間定期流轉，為地區的城鎮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自2008年以來，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建筑業也受到牽連，行業不景氣，受到以上因素及宏觀經濟形勢影響，“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市場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特點。

一是勞動力總體數量上的短缺。近些年來，由于受到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影響，“遼西北”地區農村的“80”后、“90”后人口已經開始大量涌入勞動力市場。由此帶來的影響是，不僅本地區人口增長率的持續下降，而且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實際上，近幾年來我國各地區的勞動適齡人口增速都已經開始放緩，建筑業勞動力人口的總體數量已經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是農村剩余人口可轉移數量也在不斷下降。以遼寧省凌源市刀爾登鎮的某個村為例，全村四百余戶人口，世代以務農為生。改革開放以后，開始陸續出現農民外出進城務工現象，僅在20世紀90年代末，該村外出務工人員年齡普遍在25～40歲之間，數量約占全村人口的3/5，且外出務工的行業均為建筑業。而在15年后的今天，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年齡已經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外出務工人員的總數僅占全村人口的1/5，且年齡一般在35～55歲之間。年輕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多選擇不用耗費太多體力的服務業從事工作，年輕人的擇業觀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

二是建筑業工人的結構性短缺。由于受到建筑業總體數量呈現下降趨勢的影響，像制造業一樣，建筑行業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建筑業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以缺少熟練技術人員和適齡一線工人為主要特征的結構性短缺。所謂的熟練技術人員，一般是指在建筑行業的生產一線實際工作時間在3～5年以上的工人，熟練工人是建筑行業生產活動的骨干力量，具有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熟練工人的素質和數量決定施工隊伍的整體素質，以及工程項目的施工質量和施工速度。與之相對應的是專業技術人員的結構性短缺，由于建筑行業的工作特點決定了其施工環境的艱苦性，這樣就很難吸引到接受過現代建筑學專業知識的高等院校畢業生加入施工隊伍。從實際情況來看，高校畢業生更加愿意選擇到“中鐵”、“中建”這樣的國有企業就業，而不愿意選擇民營建筑企業參加工作。國有建筑企業和民營建筑企業就業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因此大型國有企業成為倍受畢業生青睞的主要就業選擇。但“遼西北”地區缺少類似大型國有建筑企業，大部分均為民營建筑企業，很難吸引到高素質的高校畢業生加入員工隊伍。

三是當代農民工的擇業傾向背離傳統建筑業。這些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開始逐漸成為建筑業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其擇業觀念與老一代農民工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特指“90”后一代群體，他們雖然出生在農村，但卻很早就輟學進入社會，卻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大量的從農村涌入城市，已經成為了中國生產制造業和服務業一線工人的替代。與其父輩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在擇業時所考慮的因素，更多地融入了工資待遇、社會地位、工作環境、政治權利等方面的因素，而收入穩定、工作體面是他們追尋的目標。因而，從建筑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建筑業自身的工作特點所導致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正越來越弱，與現代服務業相比，建筑業不僅工作環境比較臟和亂，而且勞動強度非常大，而繁重的體力勞動正是新生代農民工所不愿意從事的行業。而物流、銷售、餐飲、娛樂等現代城市新興服務產業吸引了大量的建筑業潛在勞動力人口，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擇業傾向發生了根本性的偏離。與此同時，從勞動強度、工作環境等方面的因素考慮，很多原本從事建筑業的既有農民工，也正在從建筑業向現代服務業轉移，這既是“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所面臨的產業困境，也是全國建筑行業需要面對的普遍現象。

三、建筑業勞動力的需求變動趨勢

建筑業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變動趨勢，取決于建筑業未來一段時期的市場需求以及季節性需求趨勢，還包括對建筑業勞動力的人口素質需求變動趨勢。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不僅具有時間上的要求，而對于務工人員的要求已經從知識、技術、素質等方面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而“遼西北”地區建筑業需求變化主要呈以下兩方面。

一是季節性的需求變動明顯，主要表現在春季和秋季建筑業勞動力短缺嚴重，而夏季建筑業勞動力供給則較為充足。由于建筑業農民工進城務工具有臨時性的群體特點，具體來講就是“遼西北”地區農民進城務工具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特點，在每年的春天播種后和秋收前這一段時期，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高峰期，此時農民工進城均為同一個村或親屬等聯絡，臨時組成一個工作團隊，由進城務工經驗豐富的老工頭帶隊，進城后在同一個建筑工地工作，一般的工作期限在兩個月左右，待該工程項目完工后結算勞務費，繼而又由同一個包工頭帶隊進入下一個工地工作。這種群體性的工作特點，使建筑業勞動人員流動性相較于其他行業極為頻繁，勞動力供給充足的情況下，同一建筑工地勞動人員供給過剩，而在勞動力供給不充足的情況下，則很難大規模的招入勞務人員，無法使勞動力在供給上形成一個平穩的過渡期。農忙時節，建筑業農民工的身份轉變為地地道道的農民，一旦進入農閑時節，則身份轉變為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這種每年不斷轉換的勞動者身份，使得“遼西北”地區的季節性勞動需求極為明顯，尤其是在農忙時節，是建筑業對勞動力市場需求周期的高峰期。

二是建筑業對勞動力市場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建筑業已經從傳統的施工方式轉化半機械化或機械化施工，而傳統的“人推馬拉”的施工條件已經被現代化的施工設備所取代，缺乏文化和專業知識教育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對這些專業技術知識已經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當前“遼西北”地區的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小學文化和初中文化程度勞動者占據了90%以上的比重，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幾乎鳳毛麟角，而這一類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對于勞動回報的要求相對于高校畢業生較低，建筑企業承包商出于節約勞動成本的考慮，也樂于招聘此類人員從事復雜的建筑工程項目，這些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幾乎都沒有經過嚴格的職前培訓。在這種背景下，一些簡單的建筑施工機械設備，如混凝土攪拌機等比較易于操作的設備，均由進城務工人員中的婦女進行操作，而現代化的建筑施工設備如塔吊等設備，對于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工則根本無從業資格進行操作，即使對于比較簡單的機械設備，由于從業人員缺乏安全規范操作培訓，也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產事故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隱患。因此，當前“遼西北”地區的建筑業勞動力市場急需高素質建筑業專業技術人員，以填補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專業知識存在的不足之處。

四、結論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隨著“遼西北”地區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本地區勞動力市場對于高素質的建筑業從業人員需求將進一步加大。尤其是對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校畢業生，以及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工人需求，將是本地區建筑業的需求熱點。要解決“遼西北”地區的建筑業結構性短缺問題，一方面需要當地的建筑類企業提高相應的待遇，達到與國有建筑企業相類似的水平，而本地區的政府相關部門也需要出臺相適應的吸引人才政策。另一方面，有關建筑業行政主管部門需要研究制定提高從業者素質的方法，如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大力倡導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倡導在職培訓與非在職培訓相結合的培訓制度，提高建筑業從業者的勞動素質，使建筑業從業人員快速具備建筑業施工的基本知識和生產技能，才能為“遼西北”地區建筑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源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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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職業教育　勞動力市場　關系　職業流動

[作者簡介]米靖(1975-)，男，內蒙古固陽人，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學。(天津　300072)

[基金項目]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點課題“職業教育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體制和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GJA080003)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08-0012-03

職業教育要為人們的未來工作做準備，它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深入分析社會工作何以能獲得以及人們怎樣被配置在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現實，為完善職業教育的政策與規劃、體制與機制以及課程與教學等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勞動力市場的內涵

“配置勞動力并且協調就業決策的市場稱為勞動力市場”，它是以一定的工資率將工人配置于工作崗位。這種配置不僅符合個人的需要，也適應社會的需求。通過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業、行業、職業和地區。

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對勞動力資源進行配置和調節的一種機制，是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一般應當涉及勞動者從求職、就業、培訓、失業和轉業直至退休的全過程，涉及用人單位招聘、給付報酬、提供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確立福利待遇等諸多環節，還涉及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勞動關系的確立、調整和終止以及市場中介服務、信息交流等相關內容。一般來說，勞動力市場具有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等特性。

現代社會分工的復雜性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種類的產業部門及其子部門的存在，又形成種類不同的勞動力市場。根據現代勞動力市場理論，可以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將勞動力市場加以區分。由于職業教育更多地參與到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資格獲取、流動與發展，因此，我們在研究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中，需要根據“職業條件的要求”與“勞動力交易條件”來區分勞動力市場。這種區分標準也正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所倡導的。

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論，勞動力市場可區分為普通勞動力市場、專業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勞動力市場(在公司之內)三種。第一種又被稱為二級勞動力市場，后兩者被稱為一級(或初級)勞動力市場。二級勞動力市場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識技術和嚴格的準入條件。雇主通常找尋那些用最少量的訓練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長期合約。這里的勞動力與經濟的低技術部分聯系最緊密，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管理水平低，個人升遷機會極少。一級勞動力市場則針對不同的產業及其中的不同職業，要求勞動力擁有產業需要的專門技術。進入此市場必須具備從經過認可的訓練和實踐中獲得的相關知識技術。此市場管理非常嚴格，工資較高，工作條件優越，就業穩定，升遷機會多。

二、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

在20世紀產生的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被視為是對個體生產能力的投資，并且這種投資會受到由此投資帶來的收益的刺激，即個體在學費和時間上的投資會因能夠得到一個更好的工作而獲得更高的回報性收益。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在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資會在兩個方面影響到個人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即能夠使個體增加就業的可能性和獲得更高的工資水平。一般情況下，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規律，但由于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特殊的關系，因此，二者的關系還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必須有制度性保障

現代社會中的工作組織與學校組織之間有著密切的呼應與聯系，但這種呼應和聯系是有限的。許多學者指出：“學校教育的結構與勞動崗位的結構在許多方面是相互呼應的。不過應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內部的因素也影響學校教育的性質，這種呼應從來也不是完全的。”因此，發達國家在推動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建立密切的關系方面，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備的制度保障。這些保障機制在發達國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們就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存在五種制度來保證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密切關系，分別是培訓合同制、培訓包制度、產業技術委員會、產業顧問機制、準入機制。

所謂培訓合同，是澳大利亞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學徒制和培訓者制的基礎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訓學徒之間的合同。通常是在一個雇主和一個新學徒之間簽訂一份培訓協議，在這份協議下，雇主為自己的新學徒提供實習和培訓，以達到雙方議定的具體職業或行業所要求的能力標準，培訓協議要在相關的州或領地的培訓當局注冊。這種培訓是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此種職業教育的人數在最近幾年急劇增加。

培訓包是一套由國家認可針對職業技能的培訓、認證和評估的標準、原則和資格。由產業部門開發，其目的在于適應產業群或產業的需要。之所以說培訓包是職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重要聯系體制，就是在于這套體系是由產業部門開發出來，它直接使得職業教育的結果與產業需求溝通。

產業技術理事會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業趨勢和未來技術需求以及培訓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國家認可的培訓產品和服務(包括國家產業培訓包)的開發、執行和持續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亞共有9個產業技術理事會，分別針對服務產業、運輸和物流產業、資源產業、電子和能源產業、社會服務和健康產業、農業食品產業、創新和商業產業、機械工業、建產業而設。

產業顧問機制是澳大利亞國家培訓局改設為澳大利亞教育、科學和培訓部之后出現的新機制，主要由澳大利亞國家產業技術委員會來負責組建。這個委員會的作用在于向部長會議提供關于勞動力規劃、未來培訓的優先領域以及解決各類培訓部門所面臨的重要問題的高水平方案。這些方案必須要充分地考慮到包括各注冊培訓組織和團體培訓公司在內的相關利益。

準入機制是勞動力市場入門的標準與要求，是職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最直接的聯系。澳大利亞的這一機制覆蓋了大量的企業和部門，也為職業教育提供了標準和受教育者未來的資格要求。

從澳大利亞的這些做法可以看出，職業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需要政府設計和出臺多方面的制度與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僅僅依靠職業學校或職業培訓機構去自主地調整與適應。這個系統工程，需要有政府、行業、教育主管部門、勞動主管部門、學校和企業共同的協作與參與才可以順利完成。

(二)職業教育在提供給受教育者特定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的同時，應當提供更為寬厚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為個體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續發展服務

職業教育必須為個體的終生發展做準備，不能成為只是面向某種職業的定向的、人門水平的、狹窄的技能培訓。這一點，國際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與經驗已經充分昭示。因此，職業教育除了提供給專門的職業技術之外，還必須提供給個體較為寬泛的普通知識和技能。

從經濟學的視角，尤其是在人力資本的視角下，職業教育應當提供可遷移性強的知識和技術，以確保受教育者能夠在未來的職業生涯發展中跨越多個工作領域進行發展。早在1985年，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就指出，通常企業并不對狹窄的職業主義感興趣。對于絕大多數學生而言，雇主更傾向于他們能夠接受那種強調閱讀寫作能力、數學技巧和問題解決技能的課程，接受那種強調學會如何學習和適應變化的課程。

提供可遷移性強的知識和技術、提供精專化的知識和技術這兩個方面并不矛盾，而應當在職業教育中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體現在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中。

(三)職業教育要適應勞動力市場的動態變化機制

現實中的勞動力市場是動態發展變化著的，因此，教育部門所培養的勞動力不一定能夠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要求。而且不難發現，職業教育盡管要與勞動力市場相適應，但許多受教育者并不會在受培訓的那個行業領域中就業，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趨勢和現象，不容職業教育忽視。

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種因素影響。首先是教育能夠提供的合格的勞動力的數量，這是一個根本的因素，但卻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個勞動領域的社會地位、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會直接影響進入到這個領域從事工作的勞動力的數量。因此，職業教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個社會問題，職業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就越強；反之，則越小。第三是勞動力市場會發生結構性變化，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都會直接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需求和工資水平，因此，這也是影響勞動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一般關系。顯然，職業教育會對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流動與發展產生重要作用，那么這種關系的具體細節如何?這便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三、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

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職業教育與培訓對它有明顯的影響作用，這同樣是職業教育對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項表現。

(一)職業教育

個體與勞動力市場的主要關系體現為就業和轉業兩方面。其間，職業教育有三重任務：一要為個體進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準備；二要為個體從事哪種職業做準備；三要為個體在工作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準備。這三項任務又與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組成密切相關。在其間，職業教育決定了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之間的流動。20世紀的西方經濟學界，對于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研究非常深入，不僅對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流動的一般規律進行了研究，也就職業教育對勞動力職業流動的影響作用和具體表現進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資本學說的問世為教育包括職業教育與培訓對于勞動力的市場流動構建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20世紀90年代。先后出現了幾項關于人力資本投資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影響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徹曼(Sicherman)和蓋勒(Galor)于1990發表了《職業流動的理論》一文，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了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現象，并且討論了這種現象對于個體職業生涯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它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人力資本、不同個體的工資差異以及升遷、辭職和跨公司的職業流動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項研究顯示接受“回歸教育”會為職業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對于任何一個特定的職業來說，學校教育都會增加其向上的職業流動的可能性。

關于人力資本的研究使人們注意到人力資本投資會對勞動力收人產生影響，進而引發勞動力的流動。這一點，在今天的勞動力市場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規律性現象，我們以澳大利亞為例來說明這一情況。澳大利亞的勞動力市場非常發達，職業教育也得到舉世公認的贊譽。通過本頁的表我們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包括職業教育水平與在勞動力市場中所處位置之間的關系。

從表中可以看出來，資格證書的水平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專職性工作的就業率對于那些高水平資格證的人來說更高；相反，失業率就會低。因此，總體而言，對于一級勞動力市場而言，職業教育及其資格認定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條件。又由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有著巨大影響，因此，教育和培訓對三種勞動力市場分割中職業的向上流動性都有積極影響。這已被一些實證研究所證實。因此，職業教育和培訓事實上成為使勞動力從二級市場向一級市場流動，且不斷獲得提升機會的推動力。

人力資本理論進而對公司和企業內部的培訓與職業流動進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貝克爾(Becker)就通過研究得出結論，即“一般的培訓”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訓”會導致不同的職業流動，貝克爾指出，特殊培訓不增加員工流動的可能性，企業可以占有由此帶來的收益，因而企業愿意進行特殊的培訓投資。由于當雇員被雇主解雇時，特殊培訓的投資收益將會丟失，因此，特殊培訓總是與低離職率相伴隨。一般培訓能夠提高員工在其他企業的生產率，而由于其他企業并不承擔培訓成本，他們能夠通過提高勞動報酬來吸引受培訓的員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訓的成本得不到培訓投資的收益，企業不愿意承擔一般培訓的成本。但是，也可以發現，盡管貝克爾的理論具有明顯的科學性，但在現實中很難找到純粹的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許多學者通過研究都明確提出任何培訓課程計劃都具有將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混合起來的特點。

真正將培訓與職業流動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思路與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據培訓目的對培訓進行了分類，將勞動力在進入要求準入資格的勞動力市場后的正規培訓區分為兩種類型：其一為核心培訓(Core Train-ing)；其二為員工開發或職業培訓(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謂核心培訓，旨在適應由技術和組織發展帶來的工作變化，以提升勞動者工作能力為目的的培訓。由于技術和組織的發展，處于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專業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不斷面臨著知識和技術落伍的風險，這種風險尤其在技術類的職業領域中會比較高，因此，提供培訓就成為減少這種風險的主要途徑。核心培訓對于在專業勞動力市場中就業的勞動者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培訓，可能使他們的人力資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能力不會下降。巴坦認為，處于二級勞動力市場中的員工不需要核心培訓，主要是因為其所從事的工

作對員工的資格要求比較低。

員工開發或職業培訓不是為了目前的工作變化進行準備，而是為了員工生涯中的下一步發展做準備(比如在組織中的提升)。因此，職業培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決定和影響員工未來的潛在的生產能力和職業能力。這一方面符合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原理，即培訓可以提升個體的職業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篩選(Screening)理論，即雇主在雇用員工之初，并不會掌握每位員工的生產能力和職業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過培訓員工，來發現員工職業能力的水平和特點。因此，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通過職業培訓，不斷明確受訓人員的職業能力，從而使職業培訓這種活動實際也成為企業管理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而參與培訓次數多的員工被提升的機會也就比較大。當然，職業培訓是否一定能夠確保提升，這還要依賴于組織當中的提升制度。羅森堡姆(Rosenbaum)討論了三種提升機制，即競爭性流動機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贊流動機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錦標賽流動機制(toumament regime)，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強調的是“效率”還是“機會”。

競爭性的流動制度中，“職業前景”是推動每位員工維持生產力和防止懶惰的重要工具。盡管提升的機會是有限的，但員工能夠參與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訓課程中，這是一個公平競爭的過程，是一個強調“效率”第一的過程。

贊的流動往往是在專業化程度非常高的勞動力市場中存在，選擇總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訓成本很高。提升的機會有限，而且并不依賴于是否參與培訓。因此，贊流動從根本上并不取決于“效率”，而是“機會”。

錦標賽流動制度是前兩種制度的混合，既強調“效率”又不忽視“機會”。它類似于體育比賽中的錦標賽，雇主會如同錦標賽中的事先確定獎金一樣，提供某種“員工獎勵”或“獲得良好職業前景”的承諾，以此激勵員工創造好的業績。這種流動體系主要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可以有許多員工獲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訓，但雇主會決定哪位受過培訓的員工可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會被調整工作崗位甚至是完全離開組織。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職業培訓對內部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影響。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員工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內部提升的機會，即職業培訓只是提升的必要條件但并不能保證提升”。

(二)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與職業流動

隨著對教育包括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的深入，學者越來越關注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超過職業需要的過度教育會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什么影響，是否過度的職業教育一定會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正向的推進作用?美國學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其標志性成果為1976年出版的《過度教育的美國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這個領域不斷涌現出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過度教育是指“一個社會(或個人)所擁有的教育超過了需要”，即社會的總體教育水平超過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或個人擁有的教育水平超過其所從事工作的需要，即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的作用失效。我國有學者總結出過度教育的主要表現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業率比較高，甚至超過未接受過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層次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專業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業不充分，或學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學畢業生通常從事高中畢業生承擔的工作，高中畢業生從事常由初中畢業生承擔的工作；第四，接受過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現今的實際收入要比以前低。

總體而言，過度教育對于職業流動有重要影響。首先，當雇主對于員工的生產率不確定時，過度教育可以作為這個工人潛在的生產率的指示器，從而為雇主使用員工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其次，對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對職業流動性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在入門之時，過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現象，但會隨著工人不斷被提升而降低過度教育的程度。在專業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的情況較少，主要是因為在職業教育和工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二級勞動力市場中，過度教育的現象最為普遍。在內部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只是在剛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暫時存在，這種現象隨著勞動力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向上提升而減少；但是，當有技術的工人在二級勞動力市場中就業后，過度教育也會隨著勞動力的升遷而減少。

篇(3)

關鍵詞：女性；勞動參與率；經濟持續增長

中圖分類號：C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4-0158-02

0、前　言

勞動力參與率反映一國或地區的勞動力參與社會生活的程度，它與勞動力供給密切相關。而女性勞動參與率則是指女性經濟活動人口占女性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FLF-PR)，反映女性人口參與市場性勞動的程度，是研究女性勞動力就業狀態的重要指標。各國的經濟文化不同，女性勞動參與率也不同。在人口總量和勞動力資源總量一定的條件下，較高的勞動力參與率將為社會提供較多的勞動力供給，反之，則將減少勞動力供給。同時，由于勞動力供給與失業和社會保障密切相關，當勞動力參與率水平較高，過量的勞動力供給不能被社會需求所吸收，會使失業人數增加，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當勞動力參與率水平較低，社會上將存在大量的非勞動力人口，他們主要依靠家庭及社會力量來供養和保證其基本生活，增加了社會保障的壓力。當前在我國勞動力數量較多，勞動力供給大大超過需求，就業壓力較大的現實條件下，過高的勞動力參與率水平將進一步加大就業壓力，顯然不適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但盲目壓低勞動力參與率又會帶來社會保障方面的壓力。

文獻綜述：對于男女參與率的差距問題，李麗林通過分析1990年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及兩性勞動力參與率的資料得出：男女之間的勞動參與率差距越來越大，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姚先國從我國不同性別的勞動力參與率的穩定性方面進行了分析。認為從1978年開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從計劃經濟逐步走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我國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普遍擴大，包括兩性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與此同時女性勞動參與率則明顯下降。

蔡利用prob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估計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退出勞動力市場。

在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的李連勇及河北大學經濟學院的金劍，還對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做了簡要分析，得出：女性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來說是正相關的。發達國家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較高，而發展中國家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較低。但我國是個例外，因為與美國勞動部公布的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相對比，我國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平均比美國高10個百分點左右。顯然，我國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超越了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

1、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水平較高，但總體上比男性勞動參與率低

我國的勞動參與率整體水平比世界水平要高，比擁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日本和韓國也要高。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較高，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較低，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各類人口的勞動參與率較高。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樣調查資料計算的結果，我國2000年“五普”普查時點上勞動力參與率為76.82％，其中男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82.94％，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70.57％，男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比女性高12.37個百分點。

2、女性就業崗位需求與其就業技能“短缺”相關性

知識是培養人類活動能力和提高活動技能的重要基礎，是人類認識自然與社會的思維活動成果，在當今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尤為重要。所謂知識經濟，其實質就是高技術、高文化經濟的積累和利用。在知識經濟中，經濟是經濟增長的內在的核心因素，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

根據男女就業率波動的動態分析，兩性就業率的差異隨著就業時間的推移不斷縮小。女性就業率不穩定波動，其原因之一是低就業質量技能的凸顯。在勞動力市場分化進程中，高素質勞動力供求關系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女性的學歷層次、知識結構、專業結構、綜合素質，甚至于就讀的院校等不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的需求；女性的擇業傾向與技能不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中的特殊性，從而產生格蘭諾維特所言的匹配問題。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高等教育發展的社會適應性定位調整中，部分高校在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還不能適應經濟與社會的新發展和勞動力人才市場變化的新要求。許多高校專業設置與勞動力市場多元化需求的變化錯位，成為制約畢業生就業的重要因素。眾多高校的專業設置和調整只是單純立足于學校自身內在結構變化，而不是面向勞動力市場需求，導致招生和專業設置與勞動力市場需求脫節。這種情形不僅使高校存在專業人才培養與社會崗位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差距，而且其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內容等方面明顯帶有為城市服務的專有性指向特點，忽視了農村服務指向。這種人才培養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影響到女性的就業進程。

3、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下降趨勢

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中、高等教育如學率的提高，技術進步對高素質結構勞動力的需求，以及高學歷者的較高工資收人等，造成女性就業年齡推后，女性青年勞動參與率下降。1990年，我國15-19歲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為67.05％，其中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70.52％；到2000年相同年齡段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為全國50.38％，其中女性人口勞動參與率51.74％，分別下降了16.67個和18.36個百分點。

4、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城市總體水平比農村低

比較城鄉女性勞動參與率，城市女性勞動參與率總體水平明顯低于農村女性勞動參與率。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2000年“五普”普查時點上城鎮人口勞動力參與率為67.64％，其中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是59.30％；農村人口勞動力參與率為82.62％，其中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是77.78％。城鎮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無論全部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還是分性別的勞動力參與率，均低于農村人口的相應勞動力參與率。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對比，我國農村女性勞動參與率直線上升，而城市女性勞動參與率則明顯下降。

5、結論和建議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勞動參與率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比率范圍內，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相較其他國家，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而且目前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城鄉之間差別懸殊，這也給社會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

5.1我國女性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減弱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人口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與經濟增長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在考察人口因素時，主要考察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人們普遍認為，在一定時期內，人口數量相對是固定的，因此人口質量的高低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尤為重要。但實際上，被忽略的一點是，在人口數量一定的前提下，在經濟發展中投入的勞動力數量是不定的。勞動參與率越高，投人經濟發展中的勞動力數量相對就越多，經濟增長越快；反之，則會對經濟增長將產生不利的影響。勞動參與率下降可以緩解失業現象帶給社會的壓力，但是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負面影響也顯而易見。一定時期內，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得不到提高，技術條件不能得到改善，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經濟中的整體勞動力數量下降，不利于經濟持續增長。

5.2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加重脆弱的女性社會保障系統壓力

總體看來，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除了受社會客觀原因影響以外，還受到女性主觀原因的影響。首先，經濟制度變革改變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機制。在傳統的計劃經濟制度下，勞動力的配置由政府統一進行，只要參加工作就可以生存。經濟制度轉變為市場經濟后，就業與否成了個人的選擇，使勞動參與率自然下降。一些人自愿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在女性中表現明顯，有人因為某些原因成為“職業家庭主婦”和“職業媽媽”；也有人因尋找工作太困難而放棄，被迫成為非勞動力人口中的一部分。其次，由于退休與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在為公眾提供“安全網”的同時，也降低了一部分人尋找工作的積極性。最后。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這也使女性勞動參與率進一步下降。

勞動參與率與社會保障系統有密切關系。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社會保障體系也在轉變過程中。針對女性的社會保障系統包括醫療保險、生育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社會保障系統資源的嚴重不足，尤其是勞動年齡范圍內女性主觀原因的不參與就業，就會加重本來就不完善的女性社會保障系統負擔，使這種再分配制度很難做到公平公正。

5.3我國農業女性化趨勢日益突出

農村婦女在農業勞動力中的比重在持續上升，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與貢獻越來越大，農業逐步地女性化，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第一，農業女性化會影響農業勞動力的結構性文化水平。由于農村婦女逐步成為承擔農業生產生活的主體，但其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一定程度上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結構性文化水平降低。第二，農業女性化將導致農業勞動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由于女性大多從事非技術性勞動，男性多從事高技術水平的工作。因此，大量的男性勞動力轉移出去勢必影響到農業勞動技術的推廣和利用。第三，農業女性化使得農業生產和日常管理相分離。這種情況不利于農村針對資源變化和市場條件做出及時有效的選擇，易對農業生產經營造成不利影響。

針對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變化產生的負面影響，建議采取以下措施調整：

(1)各級政府積極推行就業政策，改進勞動力市場運行效率，向就業困難的女性群體提供扶助，增強勞動者的信心，提高城市女性勞動參與率。

(2)鼓勵各種就業方式，使就業渠道更加多樣。如非正規就業方式，它是相對于正規就業方式而言的，正規就業方式實行全日制、月工資、固定工等，非正規就業方式與之不同，如彈性工時、非固定工作場所等。

(3)為農村女性勞動力非農轉移創造條件，降低農村女性勞動參與率。一是提高農村女性的科學文化水平，二是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大量吸納女性勞動者。政府部門應該積極幫助低技能女性勞動者轉變就業觀念，鼓勵參與尤其是到潛力巨大的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

參考文獻：

[1]徐偉紅，勞動經濟學案例[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2]李麗椿，勞動參與率；一個被忽略的重要數據[N]，光明日報，2005

[3]胡學芹，秦興方，勞動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蔡防，王美艷，中國城鎮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度其政策含義[J]，中國社會科學，2004

[5]李玉峰，知識經濟學卿[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6]張車偉，吳要武，城鎮就業、失業和勞動參與：現狀、問題和對策[J]，中國人口科學，2003

[7]王德文，劉玫，農業發展中的婦女參與及其作用，中國人口科學，2002，(2)：54-60

[8]潘辭棠，經濟轉軌中的中國女性就業與社會保障[J]，管理世界，2002，(7)：58-68

篇(4)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民工荒；“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就業培訓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2-0099-03

最近幾年，民工荒現象已從沿海發達地區逐漸蔓延到了內地。[1]當“長三角”、“珠三角”對用工荒已習以為常，當重慶等勞動力輸出地開始用優惠政策挽留農民工，當哈爾濱等內地城市出現農民工短缺時，人們不禁要問，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緣何陷入“民工荒”？這是否驗證了一些學者提出的關于我國“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的說法？本文從“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的涵義出發，結合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情況，提出有關我國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問題的一些看法，并揭示當前民工荒現象背后的原因。

一、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概況

“人口紅利”是近年來人口研究的新進展，它將研究關注點從人口總量或人口規模變化轉向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的影響上。自“人口紅利”提出以來，爭論和質疑從未停止過。

“人口紅利”問題最早是在研究東亞經濟增長奇跡時提出的，Andrew mason在《population and the Asia economic miracle》（1997，10）一文中提到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紅利）但并未對之作出定義。他認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經濟政策和其他有利條件共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還深入分析了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更多的教育投資，以及高儲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等。[2]之后，布魯姆與威廉森（1998）將“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視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3]布魯姆等（2002）認為“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指在給定的經濟條件下，在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勞動力供給增加、積蓄擴大、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三個主要途徑來實現。[4]

國內對人口紅利的研究也很多。蔡昉（2004）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人力投資增加和婦女就業機會增加等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有利影響，稱為“人口紅利”。[5]穆光宗（2008）將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做了區分，認為人口機會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紅利”。人口機會窗口形成的有利年齡結構，為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創富、投資及積累三種機遇可能，他將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開發視為“人口紅利”的實質。[6]彭希哲（2007）認為，“人口紅利”是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在一定的條件下會轉化為超出穩態經濟增長之外的額外經濟成果，而收獲“人口紅利”的時期被稱之為“機會窗口”。[7]鐘水映李魁（2009）將“人口紅利”多種定義分類為“結構論”、“期限論”、“因素論”三種，并將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相對較大以及撫養負擔相對較輕，視為“人口紅利”所包含的兩大基本要素。[8]

二、對我國當前“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的認識

1.人口紅利是否消失。“人口紅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在當前我國就業壓力形勢嚴峻，勞動力資源難以充分利用，勞動力市場配置效率低下，勞動力質量不高的情況下，很難驗證有關我國經濟發展中“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觀點。從勞動力總量和存量看，目前我國勞動力供給充足，就業壓力巨大。根據聯合國提供的預測數據和國內相關機構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預測數據，我國15-64歲年齡組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不斷上升，此后則處于下降態勢。從絕對數量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其峰值，為10億左右，然后逐漸下降。按照“人口紅利”的涵義，我國當前仍處于“人口紅利”機遇期，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的態勢仍未改變。但阻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當前中國的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一是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總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大批高校畢業生、初高中畢業后不再繼續升學的學生、大量的城鎮下崗失業人員、軍隊退伍人員等需要就業，還有1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二是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近年來企業“招工難”與求職者“就業難”同時并存，凸顯了結構性矛盾的進一步加劇；三是伴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和嚴峻的就業形勢，城鎮登記失業人口不斷攀升，如果加上未登記失業人口和大量隱性失業，這個人數規模將更加龐大。這表明，我國當前“人口紅利”難以兌現，“人口紅利”的發揮需要在擴大就業中進一步實現。

其次，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及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影響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成為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低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指出：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工資高、福利好，具有較好的晉升機制，但同時對技術和文化的要求較高。次要勞動力市場工資低、福利差，對技術和文化程度的要求低，被提拔的可能性較小。在我國，兩個勞動力市場被無形地分割開來，互相流動比較困難。總體上看，職業機會由于存在歧視和壟斷而形成不均等局面。一般而言，進城農民工和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多集中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工資和福利待遇差，與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員工收入差距較大。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戶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勞動力低效配置，同樣影響著當前人口紅利的兌現，“人口紅利”的發揮需要擺脫制度的掣肘。

雖然現階段我國“人口紅利”作用的充分發揮受到制度性因素的約束，但我國勞動力市場仍有潛力可供挖掘。從我國勞動力質量方面來看，長期以來由于我國人力資本投入較低，導致我國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問題突出。而教育問題關系著國民素質整體的提高和國家競爭力的增強，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教育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集中表現為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在教育資源和國家財政政策支持上存在的較大差距。農民工大多來自于農村或相對偏遠地區，正是我國教育發展的薄弱之處，高昂的教育費用和較低的收入水平，影響了農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影響著“人口紅利”的發揮。只有通過采取措施促進教育公平、推進教育改革來帶動人力資本提升，才可能實現我國數量型“人口紅利”向素質提高型“人口紅利”的轉變。由此，必須通過教育創造新型“人口紅利”，加快人力資本形成，使高質量勞動力通過影響生產效率來提高整個社會的產出水平，充分挖掘我國現有“人口紅利”的潛力。

另外，當前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其背后另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工資增長的基礎是總體經濟發展形勢和所在企業利潤的高低。對比從2004年—2010年的數據，GDP從13萬億增長到33萬億，增加了150%左右，而全國的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加不到90%，農民工的工資只增加了50%左右，是GDP增長的1/3，有些企業經濟效益連年翻番，增長速度超過100%，而其工人工資還停留在10年前水平。因此，從整個經濟或者企業的發展情況看，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要快于勞動收入的提高，企業利潤的增長要快于農民工工資的增長。與此同時，多年來政府和企業所得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也得到顯著提高。財政收入由200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5%增加到2010年的21%，企業稅后利潤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13%。而據統計，自2000年開始，我國城鎮居民收入總額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0年占比47.4%下降到2008年的43.3%，下降了4.1個百分點。[9]分配不公直接導致勞動力供應出現瓶頸，工資上漲可以說是財富分配的理性回歸。而我國勞動力供給資源豐富，農村未轉移勞動力規模仍然巨大，收入分配不公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念發生變化，加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各項惠農政策實施，造成了一個制度性因素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短缺，如果解決束縛勞動力市場自由流動的制度性因素，勢必還會出現一個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轉移，“人口紅利”的基礎并未消失。

2.“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中，提出“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1972年，劉易斯在《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中，又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的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之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10]由此可見，劉易斯拐點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不只是簡單地意味著勞動力由過剩到短缺，更包含著城鄉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到相近水平，城鄉統一的市場逐步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方向發展。從當前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城鄉部門的勞動生產效率差異的情況看，“劉易斯拐點”似乎還很遙遠。

第一，當前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較大，二元經濟、二元勞動力市場特征顯著。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城鄉二元經濟的突破面臨很大困難，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還可能會反復出現制度拐點。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取得了較大成就。然而，一些計劃經濟留下的制度性政策仍制約著我國經濟向一元化方向發展。袁志剛等人認為，現有的制度約束限制了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出，而并非是剩余勞動力供給不足，中國的改革現實和勞動力遷移情況表明，在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存在著一個勞動力遷移理論的制度拐點。在制度拐點到來之前，勞動力在原有的城鄉分割的制度空間下進行局部遷移，實現的是人力資本在城鄉之間的一種不完全的、可撤銷的再配置。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得到迅速釋放，遷移速度較快；然而當勞動力遷移進行到制度拐點附近時，城鄉分割的制度空間會成為勞動力進一步遷移的瓶頸，人力資本的各項內容，比如社保、醫療、教育等難以在城市制度空間中得到滿足。如不能及時破解制度約束，勞動力遷移速度就會下降，甚至會出現回流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近3億多的農民工從農村和農業中轉移到城市和非農產業中，參與世界分工體系。但是，這些農民工并未能作為城市和非農產業的一個存量而固定下來，而始終是作為一個補充的增量部分在城市人力資本的制度空間之外游離。這說明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并未完成制度的移植，勞動力轉移并未形成人力資源配置的不可撤銷的格局。這種狀況使得城市化進程不徹底、城鄉二元結構難以突破。

第二，當前我國城鄉工農業生產部門的生產率差異仍然較大，工農業產業部門的工資差異較大，“劉易斯拐點”的特征表現尚未出現。以2010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指標衡量來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15907元，農村是4455元，城鎮是農村的3.6倍，城鄉差異較大。[11]如圖1，當城鄉工資差距較大時，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較大。當在現有制度等約束情況下，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非農生產部門時，供給曲線是S1，工資水平是一個穩定水平，而當工資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時，就會吸引由L1到L2數量的勞動力遷移。

第三，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為10%，但是第一產業所占的就業比重是39%。從世界經濟歷史的角度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不斷下降是一個國家經濟走向現代化的基本規律和趨勢。在第一產業比重沒有下降到5%、勞動力就業比重沒有下降到10%之前，還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快速轉移時期。基于此，我們認為中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高速時期。[12]另外，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是落后地區，農村的資金、勞動力向發達城市流動，導致農村的要素不足，發展更慢；這種力量強化了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從這一點來看，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距劉易斯拐點相差較遠。

三、當前“民工荒”的原因分析

戶籍等制度性因素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阻礙因素，是導致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根本原因。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彈性在一定時間內無限大的同時，又存在著戶籍限制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等一系列制約勞動力流動的制度。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納的能力，表現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就是勞動力供給曲線在一定范圍內近乎無限彈性，即接近于水平曲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制度的情況下，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成本逐步提高。因此，當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一定限度后，該曲線也具有上揚的趨勢，供給彈性相對降低。從圖2中表現為勞動力需求從D增加到D′時，雇主可以在工資幾乎不變的條件下繼續獲得勞動力，而當勞動力需求提高到D″時，則滿足勞動力需求的供給條件是相應提高工資水平。[13]

在各種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分流了東部沿海的勞動力，使東部地區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暫時超過了供給，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上漲。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民工工資低，增長幅度緩慢，城市的戶籍限制使農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醫療等待遇，加大了勞動力的遷移成本，使得城市對農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某種程度來看，民工荒的出現形成對市場的倒逼機制，迫使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進一步消除，降低勞動力的遷移成本。

另外，由于最近幾年國家惠農政策的實施，務農收入提高，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動力降低，加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觀念改變，也影響著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新生代農民工有著城市夢，希望能與城市融合，不希望再做上一輩那種低廉、苦重、沒有社會地位和保障的工作，這種觀念變化的非市場因素，減少了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綜上可見，當前的“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上漲，不能驗證“人口紅利”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結論，“民工荒”背后另有原因。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下，“民工荒”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存在著阻礙勞動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制度性因素，導致勞動力市場配置的低效率和對勞動力資源配置反應緩慢，從而造成了“民工荒”。由于“民工荒”背后有其獨立的影響因素，因而，當前“民工荒”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基于以上分析，破解“民工荒”難題，充分發揮“人口紅利”，逐步向“劉易斯拐點”靠近，需要消除阻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和向“劉易斯拐點”靠近的眾多因素。

為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發揮，消除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二是增加就業崗位，積極提供就業培訓、就業信息，促進就業；三是加大教育及社會保障投資，提高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保障勞動者生存權益，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四是加大對農業生產部門的投資，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快轉移農村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城市化融合，減少城鄉差距，逐步消除二元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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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供給 勞動力需求 供求關系 人力資本

一、勞動力市場供求相互關系

勞動力市場與產品市場最大的不同在于參與交易的對象是人的勞動，但是，勞動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業對勞動的需求只能是對勞動力本身和勞動生產率的需求。同樣，勞動供給也在于勞動力所提供的勞動本身。從這種意義上來看，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形成實際是基于對勞動的供求所形成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進入了微觀的勞動力配置領域，因為勞動提供過程與勞動需求滿足的同時性，當勞動者提供的供給無法滿足勞動力資源配置的要求時，就會導致在外部勞動力市場上尋求更佳的勞動力來提供勞動。這樣內部的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會間接影響到對勞動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業提供的工資水平和環境使得勞動者無法提供充足的勞動，勞動力就會退出企業（失業）或消極怠工，勞動需求無法滿足，進而企業會形成新的勞動需求，而且也可以成為一種信號，引導勞動力的供給。在目前勞動力供求相互匹配的過程中，會因為勞動力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勞動力供求呈現著相應的特點。

二、勞動力供給的特點

1、勞動力供給總量在不斷增加，但增幅趨緩。從勞動供給的角度來看，中國勞動力供給最為豐富的時間還會維持10年左右，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將不再增長，其規模會逐漸縮小（張車偉，2007）。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國的勞動參與率較高，特別是青年和婦女的參與率較高。但由于在校學生會有所增加、自動失業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業結構和比重趨向合理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傷殘人口比重會有所下降，我國的勞動參與率會在年齡構成上有所改善，在總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從勞動力供給總量來看，目前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不會一直持續增加，而是會到某個時點（2011年）后逐漸縮小，而且會因為勞動參與率下降使得整個規模下降得更快。

2、勞動力供給的年齡相對高齡化。從目前勞動力市場供給年齡結構來看，45-59歲和60-64歲相對高齡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20年里將迅速增加，4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由2000年的19227萬增加到2010年26151萬，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萬人，其后緩慢減少；60-64歲老年勞動年齡人口由2000年的4136萬增加到2010年的5693萬，到2030年前后達到11000萬以上。這期間相對高齡勞動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遠大于這一時期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從2007年第四季度我國94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來看，16-24歲求職人數較2006年有降低2%，25-34歲求職人數則增加2.9%，45歲以上求職人數增加0.9%，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勞動力供給的年齡結構變化趨勢。

3、勞動力供給整體素質水平偏低，但隨著教育水平和范圍的擴大，素質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據勞動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組織開展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雖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數沒有接受過任何職業培訓，只接受過15天內簡單培訓的占25%，接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的僅占13%。從勞動力市場信息監測中心的數據發現，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職者是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主體，占全部求職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職者是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職比重為26.6%；大專文化程度的求職比重為20.6%；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職比重為9%。由于大量新成長失業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使得勞動供給隊伍的整體素質在提高。

4、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數量的勢頭會逐步減弱，但仍然會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長。在農村，雖然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轉移了2億人，由于土地容納的農業勞動力有限，按1.7億計算，則農村富余勞動力還有1.2億以上。中西部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為中年勞動力，真正剩余的農村勞動力中50%年齡在40歲及以上，也就是說，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剩余比例僅為10.7％。增量主要是農村初高中畢業后不能繼續升學的畢業生。因此，作為勞動供給重要來源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勢必會減弱，會影響到未來城鎮勞動力的進一步增長。

三、勞動力需求的特點

1、勞動力需求總量在不斷擴大。中國GDP連續5年持續增長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時期，經濟增長帶來了勞動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經濟增長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萬個就業崗位，具體而言，非農GDP增長所引致的新增非農就業需求在795萬人到1530萬人之間變化（都陽，2007）。

2、素質要求在提高。根據勞動力市場信息監測中心數據顯示，用人單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總體需求的39.5%，其中對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占59.3%；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比重為24.8%；對大專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比重為15.9%；對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比重為7.7%。從用人需求對技術等級要求看，對技術等級有明確要求的占總需求人數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級技能人員、中級技能人員和技術員、工程師，其所占比重合計為46.6%。

3、第二產業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產業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國經濟增長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動的，而產品更多集中于工業消費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對121個城市進行的數據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員需求中，制造業占24.9%、批發和零售業占17.9%，住宿和餐飲業11.7%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1.8%；在2007年表現出制造業需求增加，而服務業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產業的迅速發展吸引了眾多的勞動力，使得服務行業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國有企業需求變緩，私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據主體地位。從企業性質來看，經過前些年的國企改革，許多企業獲得了一定的生存發展，但是總體來看，除了極少數國有壟斷企業以外，大部分國有企業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續增加。

5、地區勞動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資，使得這些地區的勞動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為工資成本在緩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業的發展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在中西部的許多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現象。因此，已有企業將投資目光轉向了中西部地區，這將會給地區勞動力需求的布局帶來較大的影響。

四、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求關系的特點

1、供給大于需求的態勢短期內不會改變，但不排除出現拐點的可能性。通過前面對勞動力供給問題與需求總量來看，勞動力供給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是不會改變的。但相對于新增的勞動力資源來看，中國很可能面臨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轉折（都陽，2007）。

2、素質結構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從供求兩個方面來看，低素質的人才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企業對于高素質人員的追求，特別是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職稱的人才更為難得。因為在目前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來的學生，能力水平與素質要求與企業的要求并不相配，經常出現“畢業就失業”的尷尬現象。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就業，由于缺少相關的基礎知識與技能培訓，使得他們更多集中于次級勞動力市場上，造成就業擁擠效應。因此，素質結構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

3、地區供求結構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引發的“民工荒”現象目前已成為勞動力市場的常態。從企業（行業）看，招不到農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條件比較艱苦、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較低的企業（行業），以民營企業居多。

五、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影響

1、勞動力短缺會造成工資水平的上升。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會逐步消失。與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工資大幅增長不同，我國保持了比較平緩的工資增長勢頭，而且比勞動力生產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國勞動力出現短缺現象，也就是說存在一個拐點以后，工資水平將會有較大程度的上漲。因此，關注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將會給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新的視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導地區勞動力的跨地區配置，流動的障礙將會進一步拆除。勞動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將會引導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為了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在某些發達地區將會進一步完善各種社會保障機制，提升工資水平，掃清各種障礙，為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發育提供極佳的條件，最終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由于人工成本的考慮，中西部地區將會吸引較多的投資，這也會促使這些地區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給，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更為完善的機制。

3、引導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勞動力供求重要的特點即為結構不匹配，而素質結構則成為重中之重。加強基礎教育的投入力度，進行勞動工的培訓等都會引導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關注技術工人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就會成為目前政府和社會充分考慮的事情。如何加強與企業的合作，如何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也會成為大學教育的核心。

4、引導家庭人力資本投資行為。家庭為何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關鍵在于投資的收益，在過去的幾年，大學生的投資收益銳減，甚至有的無法找到滿意的工作，會造成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失敗，經過幾年的市場檢驗以后，家庭也會逐步扭轉觀念，不再盲目進行大學教育投資，而是投向更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較高，投資于職業教育、專業的技術班等則有可能獲得這樣的回報。

5、勞動政策、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的調整。從我國長期的發展來看，即使勞動力人口出現了降低的現象，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發展的優勢不再，勞動力短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可以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來消除，因此，目前著眼于提高勞動生產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可以是一種有效的措施。同時，考慮到勞動力供給本身，調整我國的人口政策與勞動政策也可能是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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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劉易斯拐點；就業結構；勞動力

一、劉易斯拐點的提出

美國學者，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指出，在經濟發展初期，國家和社會存在二元結構，尤其在經濟方面，一個是以傳統農業部門代表的維持生計為主部門，其生產方式是傳統的；一個是以城市、工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的資本主義部門，其生產方式是現代的。傳統的農業部門人口比較多、增長也比較快。但隨著農業的邊際生產率遞減，其邊際生產率就比較低，有時甚至是零。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比較低，只要是工業部門提供給的工資能夠稍微大于其最低生活水平，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就會向工業部門流動，為工業部門提供大量的勞動力。所謂的勞動的無限供給指的是勞動了供給曲線在在既定工資水平下具有無限彈性。工業部門提供的的既定工資指的維持勞動力生活需要的最低生活水平。

一方面勞動力數量在不斷增長，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的邊際產出趨近零。這時，農業部門中的大部分人口實際是在隱性的狀態。當工業部門提供工資大于農業部門的最低生活水平時，農業部門的大量過剩的隱性失業農業人口就會轉移工業部門，工業部門也會隨著農業部門人口轉移擴大規模。從工業部門提供的工資水平上來看，勞動力可以無限的的供給是，工業部門可以從轉移人口工作獲得利潤轉化為新的投資，這樣工業部門的規模就會越來越大，總有一天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會全部轉移吸收完，這時如果要再吸收剩余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待遇，這樣的提高也許就是直線上升，經濟學上對這種現象稱之為“劉易斯拐點”。

北大經濟學教授黃益平認為，一度低成本勞動力充裕的中國正在邁向“劉易斯拐點”，這種態勢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轉向印度和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集中在中國的全球制造業活動可能轉移到其他地方。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指出，按照數據推測，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紅利現象，應該可以持續到2015年，但是目前來看，好像這種提前終止了。從近些年出現的的越來越多的用工荒和企業頻發的停工時事件來看，拐點已經到來，其根本原因就是現在的泡沫經濟。

二、我國就業結構性矛盾的原因分析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在2012年10月20日召開的新聞會上說，去年我國實現了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屬歷年最高。但目前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一方面，我國的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2012年城鎮需就業的勞動力達2500萬人，比“十一五”時期的年均數多1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80萬人。另一方面，結構性就業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難民工荒和就業難人才缺并存。反映在現實中，不但是技術人才短缺，普通工人也短缺。據推測，隨著經濟社會的的發展，就業難和招工難并存的現象更加趨于常態化，而且有從沿海向內地蔓延的趨勢。同時，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對就業影響加大。

所謂就業結構性矛盾，指的是我國勞動力供給中總體的量的過剩和就業過程中的結構性短缺并存的現象。理解我過勞動力總體過剩背景下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根據劉易斯的分析邏輯，要從我國的現代化過程著手。改革之初，我國屬于典型的農業國家，無論從農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看，還是農業勞動力占就業人口的比重看，我國都屬于典型的農業國。隨著現代化的加速前進，自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大量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推進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價格低廉的農村勞動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是30多年的改革，就就業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趨緩，近年來更呈現出短缺的趨勢，2009年以來，發達地區開始出現“用工荒”的現象。似乎劉易斯拐點理論能很好的解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這種現象。但是筆者認為，造成我國勞動力市場呈現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不成熟性。歸結起來，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農民工就業體制上，我國企業的用工方式過于注重年輕化的勞動力。多數企業在招工時把年齡壓低到35歲以下，而根據我國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35歲以上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近60%。目前勞動力市場缺乏制度化或者政府知道監管不夠，導致勞動力進入市場門檻過高，門檻過高導致用工制度不合理，其本身就是勞動力大量過剩。近些年，各地出現的用工荒并不是中國勞動力紅利的終結，也不表明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而是我國勞動力大量過剩的現狀的彎曲的體現。人力資源的浪費是不經濟的行為。一個國家勞動力再富裕，勞動市場只依賴年輕人也不可能長期持續。近年來的“用工荒”反映的就是企業的這種用工方式矛盾日深，基本到了盡頭。在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作用下，一些企業招工年齡由35歲左右已經向后松動，這是必然趨勢。從國際老齡化國家看，中高年齡勞動力總體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有報告指出20世紀80年代日本中小企業吸納了更多中高年齡勞動力。從總量看，我國遠沒有打到經濟學上的劉易斯拐點階段，勞動力總量的過剩在我國還會長期存在。

其次，勞動者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造成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民工荒”意味著勞動力供小于求，市場會依據供求雙方的博弈結果自發上調均衡工資水平。但事實表明，低端簡單勞動供給者因替代性強而不被企業重視，工資水平仍舊偏低。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無可厚非，所以“民工荒”不能指望企業單方面解決，必須要有調控部門的積極介入與引導。

第三，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滯后于市場的需求，造成結構性的矛盾。我國正處在現代化的加速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對我國的勞動力供求提出新的要求。從產業角度看，一是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還很脆弱，農業勞動生產率還很低，造成農業勞動力素質偏低且數量巨大；加之現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經營模式，使大量勞動力還不能從根本上離開土地，阻礙著勞動力的市場化。二是我國第三產業還很落后，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還不足。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就業比重都遠遠落后。而由于技術的落后，生產部門多以加工業為主，吸納的也多是低素質的勞動力。隨著我國科學技術的進步，知識型，技術性的勞動力供給不足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的現象日益突出。

三、解決我國就業結構性矛盾的對策建議

（一）全面加強高層次、技術型人才的培養

我國目前就業結構中的突出矛盾是高層次和高技術人才的嚴重短缺。隨著我國向創新型國家的轉變，加快培養造就一批創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緊缺人才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加快人才培養投入，推進重大人才工程，深化就業制度改革，取消二元化的勞動力市場，努力營造平等、競爭擇優的制度和社會環境，激勵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從制度層面創造人盡其才的良好局面。

工業化對技術人才的需求更大。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的推進，迫在眉睫的是解決目前最嚴重的技術人才短缺問題。通過對勞動技能的培訓，提升人力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的比重，

用質量替代數量，將成為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在現階段，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做好農村初高中畢業未能繼續升學的新生勞動力和退役后返鄉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其次，加強對有意愿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的勞務輸出培訓以及在崗農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訓，進一步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和靈活性；同時，充分發揮勞動保障部門職能優勢，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對進城登記求職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職業指導、職業介紹和政策咨詢等服務，推行“技能培訓、就業服務、權益維護三位一體”工作模式，促使農民工平等就業、素質就業、穩定就業。

（二）切實保障農民工權益，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動成本

我國改革之所以能夠穩定推進，是和我國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相關的。就保護農民工權益而言，改善農民工待遇，必須打破戶籍瓶頸。我國社會存在的的固有的二元結構應該盡快突破，在那些經濟實力強、發展比較迅速，外來人口比較多的地區，要首先突破二元結構，特別是戶籍制度，設定一些比較符合常規的條件允許農民落戶城市，給以農民工在生產、生活上和城市人一樣的待遇。

要大力改善農民工的工作環境，目前進城的農民工，面臨的環境比較差，工資待遇低、勞動時間比較長、勞動強度比較大、勞動合同的簽約率也比較低，無法參加社保，子女入學也比較困難等。這樣就需要，政府和社會給予農民工更多的機會，給予農民工以城市待遇，使其可以和城市職工競爭的平臺，并要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這就要求政府在農民工問題上，要轉變觀念，適應市場經濟、城市化要求。規范企業用工制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要清理、整頓、取消各種對農民工的證卡制度和亂收費等不合理規定；要統籌解決好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每年要安排一定得資金用于解決農民工子女城市入學問題。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根本性保證。

（三）鼓勵和引導新型勞動關系

我國傳統的勞動關系呈現一元化的特征，但在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市場化的勞動關系還未形成，侵害勞動者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工會在勞動關系中的職能確實，勞動關系很不成熟。要從根本上解決勞動者的權益問題，政府和社會就要從法理約束企業，建立固定的用工制度。一個具有責任心的企業無論是從法律上還是從自身的長期發展來說，都要善待自己的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加大對職工的培訓力度，最大限度的發揮職工的才能，而不是為了降低成本，隨意解雇職工，只有這樣做了才能夠避免未來出現的用工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也應該制定法律規范勞動力市場用工秩序，提高解雇職工的成本，最大限度的保護職工的利益；作為代表職工利益的工會，要盡可能的發揮自己的力量，維護職工利益，真正建立良好的勞資關系。

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前，或者說是在人口紅利未結束之前，勞動力的供給遠遠大于勞動力的需求，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或者說資方占據主動地位，而老房卻處于被動的地位。但是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勞動力市場狀況發生變化，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企業要想或得越來越稀缺的勞動力資源，就必須通過提高勞動者的工資待遇，提升勞動者的地位，才能夠獲得企業所需的勞動者。

這種勞動關系區別于過去的傳統的勞動關系，也有利于新型勞動關系的形成，政府在這場重塑勞動關系的過程中，應該通過制定法律、社會呼吁和物質上的獎勵，來引導積極鼓企業加強勞動者保護，提高勞動者的工資待遇和地位，并做好第三方的相關責任，包括規則制定，爭議處理，危機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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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改革 歐洲 案例研究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8）06-0073-77

受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全球供給沖擊并伴隨以國內政策的失誤之后，許多歐洲國家的失業率急劇上升。在某些國家，失業率至今仍然居高不下。但也有些國家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出現了失業率的大幅下降以及相應的就業率的快速上升。

本文將以此為背景討論過去二十年中對上述沖擊做出反應的一些國家的成功政策和相關的做法，旨在闡明那些推動某些歐洲國家實行成功的勞動力市場改革的一些共同因素，并為其他國家的效仿提供指引。主要的方法是集中于具體的案例研究（case study），并選擇了四個國家進行詳細論述。

一、案例選擇的依據

案例研究所選擇的四個國家，即愛爾蘭、荷蘭、英國、丹麥，屬于現在歐盟中失業率最低的五個國家中的四個，同時它們也是過去20年中失業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五個國家中的四個，見表1。

而且，根據OECD的統計數據，這幾個國家的就業率增長同樣明顯，其中愛爾蘭和荷蘭的就業率增長在歐盟各國中位居榜首 [1]。不過，對這些案例的研究證據并沒有表明改革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就業率的明顯上升通常在實施改革計劃的多年后才會發生。同時，對案例的選擇仍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因素，因為如果使用不同的表現基準，那么其它國家可能會居于梯隊的領先位置。這是案例研究的一個局限性。

二、改革經驗

關于勞動力市場制度及其結果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尤其是對歐洲各國的不同表現的解釋。一些文獻認為政府應當利用勞動者保護制度對經濟的負面沖擊做出反應，但這種觀念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部分的糾正 [2]。迄今為止關于究竟是哪些特定的制度抑制了就業的增長或使得失業率上升，還缺乏一致的看法，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這些因素，即慷慨而長期的失業救濟金、高稅收、嚴格的就業保護法和工會的權力等。Nickell, Nunziata, and Ochel （2005）在一項代表性的研究結果中表明，制度能夠解釋略高于一半的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歐洲失業率的增長，在這些制度中失業救濟金因素占39%，勞動稅收占26%，工會權力占19%，就業保護立法占16% [3]。同樣，Bassanini and Duval （2006）在最近做的研究中把結構性高失業歸咎于長期高額的失業救濟金、高稅收和對產品市場的嚴格管制 [4]。本文關注的則是對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改革經驗，并從一個更為歷史性的視角考察廣泛的改革戰略。

勞動力市場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增加勞動力供給。基于工會和雇主之間的工資談判模型，這個政策目標意味著勞動力供給曲線（或工資曲線）向右移動，即給定工資水平上的更多勞動力供給量，或給定勞動力供給量的更低工資 [5]。下列因素可以導致工資的向下調整：1. 工會和工人的態度變化，即更加注重就業的增長；2. 勞動所得稅的下降，能使工人愿意接受較低的稅前工資，如果稅后工資能與原先持平的話；3. 失業救濟金改革，能夠降低工會成員的最低工資標準；4. 減少政府部門的就業和工資，這也能降低最低工資標準，因為政府雇用是對私人雇用的一種替代。

從這個視角來看，工資向下調整是改革戰略的一個基本結果。本文的案例研究正是以這一基本的觀察為基礎。根據OECD的統計數據，過去的20年里勞動力供給變化最明顯的國家包括愛爾蘭、英國與荷蘭 [6]；在丹麥，該趨勢從1990年代初政府認真推行改革后也變得明顯。就其它國家而言，芬蘭和瑞典也比較明顯，更多的國家在1990年代晚期和21世紀初期出現了工資的向下調整，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國。就本文選擇的案例即愛爾蘭、荷蘭、英國和丹麥這四個國家而言，其勞動力市場改革的成功經驗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與工會的關系

愛爾蘭與荷蘭的工資調整是通過社會伙伴之間的一致協議來誘發的，而英國則集中于削弱工會的權力來促使工資調整。荷蘭與愛爾蘭的改革計劃獲得成功的核心戰略是通過降低勞動所得稅來弱化名義工資低增長的效應。1982年荷蘭的中央工會與雇主聯合組織在政府的協調下簽訂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瓦森納協定”（Accord of Wassenaar），商定了對工資增長的限制，同時政府承諾減少勞動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繳款額。1987年愛爾蘭采用了相似的戰略。盡管這些工資協議僅明確應用于具有工會組織的部門，但它們在事實上形成了工資期望的基準。該戰略在上述兩國獲得了成功并在此后得到繼續運用。英國則采取了不同的方針。英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開始于1979年，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通過頒布四部勞動就業法案逐步削弱工會對于薪酬問題的談判權力。但即便如此，英國也通過減少勞動者的稅收負擔來弱化稅前工資下降的負面影響。丹麥政府也很早就采用了與工會對抗的方式，但卻導致了產業的動蕩并最終未能限制工資增長。此后，丹麥的工資談判體系在90年代日益分散化，政府于是改變方法并轉而集中于對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改革。

2．減少稅金

四個案例國家的一個共同因素是穩步減少稅金（包括個人所得稅和社保繳款額）以利于工資調整。愛爾蘭、荷蘭、英國和丹麥在過去20年里對勞動收入的總稅金明顯下降，見表2。

這在歐洲并非是個普遍的趨勢，因為在這個階段里半數歐盟國家的稅金實際上有所上升。

3．救濟金改革

四個案例國家都進行了某些方面的福利改革，即降低失業救濟金的水平或縮短持續期，或提高領取救濟金的資格要求。愛爾蘭的救濟金水平不再與稅后收入的增加同步增長。丹麥與荷蘭還削減了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最多年數，而且除愛爾蘭之外的其它三國都提高了資格要求。例如荷蘭1987年頒布的失業保險津貼法，首先規定只有那些至少有4年工作經歷、在失業前52周中至少工作了26周的非自愿失業者，才有資格申請延長失業保險津貼；其次，縮短和降低了領取延長失業保險津貼的時間和數額，領取延長失業保險津貼的時間從原來的2年改為了1年。丹麥的特殊政策是在縮短領取年數和提高資格條件的情況下繼續維持慷慨的救濟金，伴隨以日益嚴格的“積極尋求再就業”的要求。從2002年起，丹麥要求在領取失業救濟金一年后就必須參與“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雖然對失業救濟金的制度改革效應很難量化，但轉移支付的增長與工資調整之間顯然存在負相關性。

4．政府支出與降低勞動稅收二者結合

另一個共同的因素是成功的改革傾向于同步削減政府支出與勞動稅收。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除丹麥外的三個案例國家在開支和財政收入方面都顯著縮小了政府的規模，見表2。財政政策的改善和勞動力供應的增加有著密切的關聯，勞動力供應的增加總是伴隨著財政平衡狀況的改善和審慎的財政調整，尤其是對社會開支和政府工資的調整。而且當財政收入在改革時期之前呈現增長趨勢時，它會在勞動力供應增長的期間下跌，這表明勞動稅收在下降。總之，基于節省開支的財政調整與勞動力供應改革傾向于互相補充。財政調整與結構調整向著相同的方向發展而沒有明顯的替換關系，財政鞏固與勞動力供應的變化在同一個時期發生。勞動力市場彈性增加了，因為政府工資和轉移支付的削減與勞動稅收的削減能夠鼓勵工會接受較低的工資，從而導致較高的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率。降低稅收還有利于化解針對勞動力供應改革的潛在反對力量。Sebastian Hauptmeier等人(2006)所做的案例研究也發現，那些推行大幅度政府支出改革的國家在之后明顯出現更高的增長率和就業率。[7]

5. 靈活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

最后一個共同因素是四個案例國家都具有相對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根據OECD的就業保護水平指數，21世紀初這四個案例國家在就業保護法規的嚴格程度上處于較低水平，尤其是愛爾蘭和英國的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程度最高。[8] 荷蘭的就業保護雖然相對比較嚴厲，但它將勞動力市場的靈活化改革集中于實行勞動時間的靈活化，并放松對靈活就業的管制特別是放松對部分時間就業形式的管制，因此荷蘭靈活就業或非正規就業的比例在歐盟中是最高的。基于OECD采集的產品市場管制指數，這四個案例國家同樣在1998年樣本中顯示了最低的管制水平。[9] 這表明，對勞動力供應的積極沖擊更有可能導致較高的就業水平，因為工資的向下調整導致了更多的工作機會。

三、改革的政治經濟背景

在上述幾個案例國家中，最初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往往都是由經濟危機推動的，而改革的延續則依靠經濟增長的回升。從1980―1982年的平均增長率來看，丹麥、荷蘭和英國屬于表現最差的四國中的三個（另外一個是希臘）。同時在這個時期愛爾蘭的平均財政赤字位居第二、平均通脹率位居第三。因此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們適時地提出了改革的重要性。最初的改革往往由新一屆政府實施。成功的改革帶來了強勁的增長和產出缺口的改善，為改革的延續提供了空間，顯示了國內持續改革的強度與危機后的增長之間的積極反饋關系。

為了獲得對改革的支持，政策制定者往往在改革過程中承認某些既得利益，從而化解反對力量。政治體系的類型與改革能夠成功并無關聯，因為這幾個案例國家在政治上就存在明顯的差異。[10] 強大、穩定的政府固然能夠有力地推進改革議程，但這并不意味著相對弱勢的政府就無法推行改革，特別是如果他們允許不同的集團在改革過程中獲益的話。例如愛爾蘭和荷蘭在工資調整和減稅二者之間保持了此消彼長的替換關系，丹麥的政策則在實行嚴格的救濟金體系的同時維持高額的救濟金水平。重要的是，這些政府通常在改革后贏得再次選舉。

四、改革的社會影響

案例研究的證據表明，效率和公平的雙重目標并非是不相容的。最近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高就業率能夠減少不平等和貧困率[11]。在這方面，像丹麥與荷蘭這些國家在不平等和貧困率等社會指標上一直比其它歐洲國家表現得更好。而且盡管英國與愛爾蘭在這方面表現不夠好，但它們仍然優于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雖然一個國家在這方面的表現主要是社會偏好的產物，尤其與社會開支的規模相關，但這些偏好并不必然導致低就業率。

同時，改革也并不需要以犧牲社會凝聚力為代價。丹麥與荷蘭在改革后維持了相對良好的社會形勢。英國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開始后僅略有上升，愛爾蘭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調整期保持穩定甚至略有下降。而且，1990年代，社會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個普遍的現象，不管是在推行改革的國家還是未推行改革的國家都是如此。因此并不能說這幾個國家的改革是以犧牲社會平等為代價的。此外有人論證，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緊縮開支改革的不利效應能夠通過更快的經濟增長和更集中的公共開支目標而得到減輕。[12]

五、兩點啟示

上述案例研究對其它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的最重要啟示是，成功的改革計劃是由勞動力市場、財政和產品市場改革這些相配套的國內政策組成的，這些改革措施互為補充、互相加強。在一些最成功的案例中，這些國家采用了同時削減政府支出和稅收的戰略，后者增加了勞動力供應。反過來，對產品和勞動力市場的低水平管制便利了工資的調整從而導致就業的強勁增長，而高就業率產生了更多的財政收入從而為進一步的減稅和工資的繼續調整鋪平了道路，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第二個啟示是，政策制定者能夠維持對改革議程的廣泛支持。除了政策應當隨時間的推移而保持首尾一貫以外，政府還可以在改革過程中通過承認某些既得利益，諸如對工會同意下調工資的態度和行動給予減少勞動所得稅的報償，或在推出更嚴格的救濟金體系和減少就業保護的同時保證更高的救濟金水平等，來維持社會對雄心勃勃的改革戰略的支持。

注釋：

[1]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06.

[2] Olivier Blanchard, “European Unemployment: The Evolution of Facts and Idea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7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5.

[3] Stephen Nickell, Luca Nunziata, Wolfgang Ochel, “Unemployment in the OECD Since the 1960s: What Do We Know?”, Economic Journal, Vol. 115, 2005, pp. 1-27.

[4] Andrea Bassanini & Romain Duval, “Employment Patterns in OECD Countries: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486, Paris: OECD, 2006.

[5] 在這里工資變量是指根據生產率和經濟周期而調整過的實際工時報酬率。

[6]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06.

[7] Sebastian Hauptmeier, Martin Heipertz, Ludger Schuknecht, “Expenditure Reform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Case Study Approach”, ECB Working Paper No. 634, 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6.

[8] OECD的這個指數與就業保護法的嚴格程度相關，所考慮的因素諸如解雇的難度、解雇補償金規定、對集體解雇的特殊要求和關于臨時雇用的規則等。OECD: “Employment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d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in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OECD, 2004.

[9] 這個指數的計算基于對每個國家的總體和部門性管制政策的詳細調查，包括國有化程度、對創辦企業的限制以及對貿易和投資的限制。Paul Conway, Veronique, Giuseppe Nicoletti, “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 in OECD Countries: 1998 To 2003”,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419, Paris: OECD, 2005.

[10] 丹麥長期以來都是少數黨聯合政府。愛爾蘭在單一政黨和多數黨聯合政府之間搖擺不定。荷蘭因為只有單一的全國選區，所以擁有全歐最具比例代表制特性的選舉體系，多黨競選制和多數黨聯合政府已成為準則。在英國，多數主義的選舉體系使單一多數黨政府成為常規。

[11] Andre Sapir,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s”, Brussels: Bruegel Institute, 2005.

[12] Vito Tanzi & Ludger Schuknecht, “Reforming Public Expenditur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Are There Trade-Offs?”, ECB Working Paper No. 435, 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