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公共管理問題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人類的管理關系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在當時特定的社會發展時期內,這種管理關系是偶然的，它缺乏對管理倫理的系統研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意識到管理與倫理之間的重要關系,并把管理倫理正式形成為一門學科。20世紀80年代以后,管理與倫理結合的態勢日益突顯，有學者開始提出管理倫理這一說法。管理倫理的興起與發展是適應我國在不斷轉型跨越發展過程中對管理提出的進一步要求。改革開放后,隨著西方現代管理思想的引進,管理倫理才被我國的理論界重視,這一結合的趨勢是人性發展的要求,是競爭加劇和社會壓力增大的結果。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也隨之出現,傳統的由政府實現單純的社會治理開始逐漸地為公共管理所取代。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在政府職能轉變的今天,社會公德的建設、社會公共管理與倫理的有機結合對社會管理起到明顯的輔助作用，對促進社會發展、把握公共倫理的時代動向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公共倫理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公共倫理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面臨著很大難題與挑戰,存在現實中的公共倫理缺失問題。我國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思想意識因素方面

我國傳統社會遺留下來的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的倫理觀念鑄成了公共倫理理念缺失以及意識困境，當前公共倫理的理性正在缺失，給原有的價值體系、道德標準帶來較大的沖擊。首先一些公共管理主體的“服務”意識逐漸蛻化，對基本公共管理體系形成消極的影響，其次，管理者對公共道德的理解出現偏差，本來管理與倫理融合的最高層次是發自內心地相信管理倫理的存在、內容及其重要價值，而中國傳統倫理卻偏重于個人的修身養性和個人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私德關系，而忽視了個人對社會與國家的公德關系，未能凸顯人的主體性和以人的個性自由的最高境界。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沒有，也無法發展出一種適度合理的公共理性。最后，中國歷經數千年的發展中形成的復雜、狹隘順從的草民政治意識和政治思想，使得他們根本不參與或僅是被動地參與政治性活動，參政意識相當淡漠，更談不上對公共管理倫理的發展。因此，這些思想意識因素直接影響他們對公共管理的參與度和思想意識的轉變。

2.制度建設因素方面

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雖然也建立了各種較完備的行政監督機制與制約體系，但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影響，我國目前還存在著很多行政監督不力、制度建設相對遲緩的現象。社會對于公共管理倫理這一精神領域的投入也明顯不足。具體表現為:一是社會上對于倫理問題尤其是公共管理倫理方面重視不夠，理論界對于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管理倫理規范缺乏深入、系統、透徹的研究，從而導致精神文化建設所依賴的倫理工具相對缺乏；二是一些公共管理組織對待這些傳統倫理體系的態度,往往也是只重視傳承而不重視發展。這不僅導致了自身公共管理倫理素質的下降,同時也降低了總體的公共管理服務水平,激化了社會矛盾，倫理內化也就不可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公平性、普及性。現實生活中公共管理倫理價值的確立與發展需要在“公共善”的問題上達成一致，避免社會管理混亂不堪。再者，公共管理倫理教育受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驅使的現象較為嚴重，公共倫理范疇概念也不明確，缺乏對各個主體的導向性和社會實踐性，這些原因導致了公共管理倫理發展與制度建設不可能和諧發展。

3.環境刺激因素方面

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的變革發展時期，社會生活節奏快,競爭激烈,物欲膨脹，工作壓力大，再加上社會監督和制約機制不足，使得管理主體的人格發生了嚴重的異化，倫理意識不斷淡化,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時,價值觀念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從而導致公共權力在公共管理領域中被大量地交換和利用，這些管理者進而形成了功利型人格,最終導致了公共管理倫理的缺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對現實利益的過分追求，不僅加深了我們對物質世界的依賴和精神的空虛,也折射出了社會價值理想的缺失。我們生活的世界不僅是一個現實世界,更是一個有意義的世界。近年來相繼發生一些惡性事件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在一些社會領域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這不僅影響了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和道德建設,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公共倫理建設的社會公共環境。

三、針對公共管理倫理缺失提出的的策略

筆者認為，要想推進公共管理體系構建，解決公共管理領域中出現的倫理缺失、道德滑坡問題，就必須多方位、長期有效地加強公共管理倫理建設。

1.加快轉變公共管理思維

社會公共管理倫理思維是指以管理學與倫理學相統一為指導思想的思維方式,是執行和評估管理倫理規范的道德評價坐標。公共管理倫理缺失問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現階段我們要明確公共管理倫理的現實作用及其相應的規范標準，轉變陳舊的思維方式，實現公共管理倫理思維轉變，對公共管理組織的倫理要求與對公共管理者的倫理要求做明確區分，堅持以人為本,不斷改進倫理道德激勵方法與管理方法，強調管理活動的倫理規范；同時，為了防止公共管理倫理缺失，我們也要把法律、行政、經濟和教育等各個方面結合起來,制訂出不同的倫理考核標準與道德規范，強調投入公共組織管理者的道德責任感和對正義事業的投入，明確認識到公共倫理規范的重要性，盡可能地多在公共管理組織的監督上下工夫,努力推進公共管理構建，使管理活動有據可依、行動有序。

2.健全公共管理制度

管理倫理建設必須以政治、法律、制度等的建設和完善為首要條件。因此，在當代社會生活高度分化和社會關系復雜化的情況下,社會公共管理必須把這種特殊的管理方式引申為外在的管理制度的具體建構并不斷塑造道德典范，擴大公共管理倫理的社會影響力，健全各項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公共與倫理相結合必須在政府與公民長期互動的關系模式之上，公共管理的社會責任也必須建立在充分了解多數公民偏好的基礎之上，把公民外在的行為規范逐步轉化為組織整體和組織成員的內心要求，從而實現管理與倫理的深層融合；其次，在具體公共管理過程中,應當把公共管理倫理放在國家管理創新戰略層面上加以思考，通過管理的倫理化和倫理的管理化結合，把對已有公共活動的規范與開展新的公共活動結合起來,明確管理主體的社會責任,不斷創新管理制度，并讓其在一整套較為完備的體制中充分發揮激勵功能，最終實現公共管理制度的人性化、科學化、時代化。

3.重視公共管理倫理氛圍建設

篇(2)

一、“大問題”的提出與早期爭論

從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們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共管理學研究雖走過了不菲的歷程，其理論建構卻長期缺乏統一的哲學基礎。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歷史留給人們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識的積累、融合與揚棄，而是不斷的變化、中斷或革命，多元的、經驗的觀念變革或差異沖突壓倒了理論自身的演進邏輯。公共管理學研究沒有鎖定穩定的軌道，它的興趣范圍似乎是隨意和無限的;它沒有發展出一套方法論或主流意義上的研究綱領和范式，據此將不同的學者聯系起來，便于他們之間的溝通和對話;它的研究對象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仍模糊不清。這不僅使其無力有效應對實踐及相鄰學科特別是政治學對自己學科地位的挑戰，難以擺脫所謂的“認同危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學研究者的學科信仰及從業熱情受到挫傷。［2］“大問題”的提出從一個角度表達了人們為擺脫此類危機或困擾所做的努力。1995年，貝恩發表了《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一文，率先拉開“大問題”討論的序幕。

受物理學啟示，貝恩認為在公共管理學領域存在三個像物理學家經常討論的基本問題，稱其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所謂的微觀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組織運轉中“程序規則———不良業績———更多的規則”這種微觀管理的循環?公共管理的不良績效與圍繞管理關系存在的主體間的相互不信任有關，這種不信任會抑制公共組織的表現，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績效和規則制定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如何削減內在于不同主體之間的不信任，打破微觀管理中的這種循環，是公共管理學研究的一大難題。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激勵，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勵人們努力、智慧地為達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經濟學雖然將委托關系看作組織行為的中心問題，但由于它將控制而不是激勵看作有效委托關系的關鍵，使委托范式暗含著可能偏離實際的假定①。在經濟學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樣控制人行為為核心的委托問題，在應用中轉化成怎樣避免委托人試圖控制人時引起的功能失常行為問題。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樣更好地達到社會目標或什么目標應當被追求，如何激勵公職人員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為公共管理效率改進不能回避的又一難題。第三個問題是所謂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們機構的表現業績?為了知道一個公共機構或其成員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須界定完成什么對好的工作業績能做出貢獻，由此確定度量的對象。而確定與工作業績內在相關的度量對象常常是困難的。當投入和產出度量不能揭示組織真正所完成的業績時，較好的方法也許是去檢查組織運作的結果或影響。在工作努力和結果的關聯又不總是明顯的情況下，斷定組織成員工作的努力程度常變得相當困難。如何度量工作業績以推動公共事業的發展因此成為具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3］313－324在貝恩看來，上述三個問題都基于這樣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僅僅是理解公共機構的行為，而且是如何改進公共機構的表現。如果研究者們能有效回答這些問題，則將為提高公共機構的績效做出貢獻。貝恩的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社會反應，紐曼(1996)和柯林(1996)的論文代表著最早的學術反應。針對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題為《什么使公共管理學成為科學?或“大問題”真的大嗎?》一文中，紐曼倡導在哲學層面上考慮學科的大問題。認為對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揭示必須在這門學科研究最基本的層面進行，且應當揭示該學科的本質和存在動力。真正的大問題不應當是貝恩意義上的應用問題，而應當屬于這類問題:什么是一個組織或公共組織的本質?公共組織如何與它的環境相關?管理一個組織意味著什么?［4］409－415

在題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學大問題》中，柯林表達了與紐曼和貝恩皆有所不同的觀點。基于公共管理與政治、法律等社會因素的密切關系，柯林認為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確立必須滿足四個標準:根植于民主政治的達成;提高到社會的水平;面對集體行動手段的復雜性;強調更加有效的社會學習。在此標準下，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包括7個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動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體行動的手段，據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過程也向核心的社會價值負責?(2)什么是社會中集體行動的非政府角色，怎樣保護和培育這種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結構之間有什么適當的權衡?(4)怎樣解決國家和地方在政治舞臺上的緊張局勢?(5)什么樣的決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論原則可以被利用?(6)什么樣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領導之間應當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會的學習過程，改進有效選擇、可替代后果、達成目標、特別是培育和發展民主政體的知識?［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點和方法

基于人們對公共管理學學科建構的不滿及理論重建的需要，圍繞“大問題”的首輪之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認識到“大問題”研究的重要和激勵效應，美國《公共管理評論》不僅于2000年發表本刊編輯的專文(CamillaStivers，2000)，對“大問題”研究的意義予以肯定:跨越不斷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學科和特殊的讀者群體，給日益碎片化和微觀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務于公共管理的學術和實踐;［6］194－199而且在2001年開設專欄，給“大問題”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勵。柯林作為“大問題”早期爭論的特殊專家，在專欄開篇中發表了《大問題對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強調并闡述了“大問題”對民主社會公共管理學術研究與實踐的價值。柯林認為，有效認同并處理“大問題”的最大挑戰來源于我們過度關注組織運行中的工具問題。“大問題”不應集中于工具而應聚焦于公共管理對社會的后果和價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樣影響社會應當成為聚焦的中心，“大問題”應當由此論域引申出來。除了自己倡導的傾向，柯林總結了“大問題”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繼續在機構組織工具層面及人管理方面開展工作，以期在微觀管理方面有所發現;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機制如何克服現代國家中存在的分散獨立和碎片現象，以期形成更為廣泛的治理、網絡和行政連接的理論;一些研究將視野從人操作層次拓展至非政府組織行為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一些研究則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將焦點置于社會行為者對公共管理人的影響。柯林在堅持自己1996年觀點的同時認為，對于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來說，“大問題”的回答和提出同樣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雖會得到改進，但有效的回答無論何時都應當是理論堅定、經驗準確和可執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人類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機構。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層面，而在于它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持久價值。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必須涉及怎樣使我們的社會對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這種持久的價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紀以來的“大問題”研究似乎并未朝著他期盼的方向邁進，其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分散的趨向。與20世紀集中于普遍性問題的爭論有所不同，認識到研究起點、觀察維度對結論的影響，一些學者以方法論變化為手段，尋求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突破。在他們看來，公共管理問題研究必須慮及管理過程依存的關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種管理行為，與將其置于網絡關系所得的結論是不同的，對于“大問題”的確立也因此可能相異。關注公共管理行為的依存條件，既是對象世界的客觀邏輯，也是科學認識的方法論要求。艾格雷諾夫、麥圭爾(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漢(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達了這一傾向。與此同時，意識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關系，另一些學者將研究對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學科和應用部門領域，通過對區域和具體問題的分析為普遍性大問題研究創造條件。這包含有兩種學術趨向:一種趨向在尋求、總結“大問題”的過程中將研究視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學科內的分支領域，以此展示“大問題”存在的豐富內涵和微觀基礎，布魯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庫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體歸于這一傾向;一種趨向將“大問題”探究拓展到感性具體的應用管理部門，與此匹配的分析和觀點雖不具有普適性，對普遍性問題的概括和檢驗卻提供了一種經驗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論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對具體公共部門管理事務的考察體現了這一研究傾向。就理論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的討論更具意義。和傳統公共管理研究給人的印象一樣，在對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梳理中學者們已經發現，研究方式或方法論選擇的過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學研究重蹈“認同危機”的舊轍。

致力于理論重建的努力雖然使“大問題”研究者認識到了集中統一的某種重要，但遠未達到貝恩設想的集中狀態。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論域的“大問題”越來越多并日趨多元和分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研究方法的差異是主要原因之一。觀察維度和邏輯起點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論的一種差異。貝恩和柯林在早期爭論中所以會各執己見，首先源于他們研究中選擇的邏輯起點彼此不同。貝恩的研究從機構開始，因而微觀組織和管理技術被賦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從制度開始，民主政治、社會參與自然會被賦予更大的權重。為解決大問題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漢于2001年發表了題為《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方法中連結與隔斷的挑戰》的論文，主張建立一種包容廣泛、能夠將不同層次的研究連接起來的新的基礎或起點，用以克服單一維度或層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會作為研究起點或觀察維度就可能具有這種包容性。社會是一個廣泛系統，個人、團隊、組織、制度等各種現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納入其中。當以社會為基點考察“大問題”時，人們必須顧及社會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種現象間的秩序與嵌套關系，對“大問題”的概括便容易趨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會角度看待組織與制度，以組織為起點的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為起點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現為形式上的嚴格沖突，而顯現為本質上的交融或趨同。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組織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兩種行為方式。組織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組織得以建立和實施，它們皆屬社會系統互惠存在的構成部分。

與卡拉漢直接從方法論角度尋求改進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諾夫和麥圭爾(2001)從公共管理對象及其存在方式與背景轉換維度，體現了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認知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不同的管理對象應當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和管理理論，基于其上的“大問題”因此也應當是不同的。如果說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多以單一組織的研究為核心，則現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須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問題和規律。公共網絡管理提供了發現這種問題和規律的一個平臺。2001年發表的《公共網絡管理中的大問題》是二人基于這一觀點所做的嘗試。受數學學科的啟示，這篇文章首先也對“大問題”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說希爾伯特100多年前對未來數學研究提出待解問題被傳為佳話，那么它同時也向學術研究傳遞了一個信息:那些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不僅不是學科發展的障礙，而往往相反是學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學應該屬于這樣一個學科，它需要發現并解決屬于自己的核心問題。日益凸顯的公共網絡管理研究是這一學科的重要構成。網絡意味著對單個組織的超越，在組織群體的交織中看待并實施管理，這與傳統聚焦于邊界清晰的單一組織管理有所不同。當公共管理面臨的不是一個機構，而是多重組織如多重政府交織的存在對象時，既難以劃定清晰的邊界，也難以依靠線性的組織權威和官僚層級指令，便需要建構超越傳統的管理理論，建立基于網絡關系基礎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學說。為建立這樣的學說，作者提出并討論了與公共網絡管理相關的七個“大問題”:(1)是否有一個等同于傳統管理程序的功能網絡，在網絡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計劃、組織、人事、指導、協調、報告、預算即POSDCORB①?(2)網絡管理中的群體決策與工作中那些基于行為科學或其他學習與決策過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網絡提供的靈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適應或程序調整?(4)網絡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責任?(5)網絡中與組織法律理性權威相對應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網絡中的權力如何展示，它對群體問題解決的影響是什么?(7)公共管理網絡產生不曾發生的結果嗎?［9］295－326

三、非營利管理研究對“大問題”的回答

除方法論上新的嘗試，將研究對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學科的分支領域，透過對分領域問題的微觀考察，尋求或檢驗對普遍性問題的回答，是新世紀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又一傾向。在此方向，布魯克斯和庫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發表的《非營利管理幫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問題》中，布魯克斯試圖通過對非營利管理問題的分析尋找公共管理“大問題”的答案。這種分析從非營利管理研究議題的分布開始，目的在于發現“大問題”集中的領域。根據《非營利管理和領導》雜志編輯丹尼斯•楊(DennisR．Young，1993，1997)對“當代非營利組織關鍵問題”的界定和歸類，布魯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該雜志的主題及所占比例，將其概括為如下幾類:委員會治理8%;行政領導8%;人力資源管理12%;財政資源7%;對變化的戰略適應9%;組織結構14%;表現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營利問題學術雜志發文的主題，發現基本議題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這些議題與貝恩的“大問題”多有重疊，通過它們可以對貝恩的“大問題”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據貝恩的觀點，公共管理部門中的委托人即被選官員不能通過規則的強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為，由此導致微觀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績效和更多規則的惡性循環。在缺乏較好績效控制技術的情況下，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削減不信任，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魯克斯認為，與一般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的行政等級更具模糊性。譬如，非營利董事會負責其組織高層的監管時，經常會被要求產生諸如負責籌款、協調管理等具體的功能行為，由此延伸了董事會的責任鏈。當董事會這樣去做的時候，意味著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這種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狀態會影響董事會的有效治理。為了提高非營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會的任務應當合理地限于政策層面。

有效的非營利管理董事會傾向于與組織的日常行政無涉，它們對于操作層面事務的干預僅僅限于危機時期。這些特點與公共管理明顯相似。在公共部門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擁有決策權的委員會也常常對組織運行的官僚程序感興趣，這不但會降低董事會的效率，還可能導致一類基于委員會介入細節而引發的危機。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操作干預都應限于危機時期，且危機干預必須是經濟的。雖然非營利董事和公共部門的委托人有所區別，但二者關于微觀管理的問題和答案是相似的。從非營利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為了消減公共管理領域委托關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將其在人層次的干預限于危機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門的雇員管理可以從非營利志愿者激勵問題的分析中發現啟示。雇員激勵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個“大問題”。公務員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難以像企業家那樣解雇或獎勵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績效認知的困難既意味著道德約束的失控，也意味著不當激勵出現的可能，并由此引發壞雇員驅逐好雇員的現象。在此背景下，考慮到公共部門較低的工資，非金錢補償成為一種平衡機制。布魯克斯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雇員在任何領域掙得補償C，那里C=W+V。W代表著貨幣類收益如工資，V代表非金錢收益如工作滿意。想象一個雇員在兩份工作之間進行選擇:一份是私營公司的工作，貨幣收入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貨幣收入為Wg。如果Wp＞Wg，但是雇員選擇了地方政府工作，則存在Vg＞Vp，即非金錢收益在政府部門比私營部門更高。這表明公共部門對雇員的激勵主要來自非金錢收益。和政府一類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勞動力介入的貨幣收益為零(即W=0)，他們的收益補償全部來自非金錢力量方面(即C=V)。如果貨幣收益為零，激勵一個人成為志愿者參與非營利性活動的動力便只能從非貨幣收益方面去尋找。這種非貨幣收益雖然大部分不能為管理者所操縱，其主要方面卻可以被分離出來予以考察，它們構成激勵志愿者行為的主要因素。諸如:認識到活動的意義而為社會或社區改進而工作，做有責任的公民;表達個人態度，顯示對他人的關愛;學習新知識和技巧，增加職業生涯的選擇機會和能力;發展領導和團隊技巧，建構自我尊敬，提升或賦予生命以意義;經歷新挑戰，豐富自身閱歷，體驗積極的組織文化，享受特殊時光。這一切對志愿者來說都是與貨幣收益不同的獎勵。在志愿行為關系中，給予者和接受者會存在一種雙贏情景，志愿者在給他人帶來福利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門管理中的雇員激勵雖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間的部分重疊使前者可以從后者得到啟示。譬如，非金錢雇傭關系在公共領域和志愿者領域應當是被認同的，認識到形式多樣的非金錢收益的激勵價值，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管理者有可能實現對非營利或公共部門工作的改進;營銷大部分無形收益對招聘、保留和激勵非營利或公共部門的雇員都會有所幫助。

績效度量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個“大問題”。對此問題的解答雖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結果卻始終不甚理想。人們致力于量化標準的發現和應用，不斷強化投入產出意識，公共管理的績效評價依舊充滿模糊性。普遍認同的原因是，目標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難以有明確的界定和標準，也缺乏讓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勵。布魯克斯認為，公共機構中也許不存在像企業生存必須維系的那種可測度的成本或利潤底線。非營利管理存在類似的情形。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必須擁有并認識到它的生存底線，以避免倒閉或消亡的風險;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存在目標的多維或模糊性，且經常被寄托或賦予公共使命。在此狀況下，發展一種績效評估的多維方法，是度量非營利領域業績表現的合理選擇。布魯克斯介紹了庫什納和普爾(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圍繞這一問題構建的模型，該模型從4個維度界定非營利組織的業績表現:(1)是否獲得機構運作需要的充足資源或資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產出所需要的東西;(3)是否以依據組織使命的要求達成了既定目標;(4)機構服務的顧客是否滿意。在目標多元的非營利系統，這些維度都存在于一個反饋環中。例如，資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擬制承諾的目標達成或傷害選舉人的滿意，而這些負面效果又會引起更大的資源危機。因此，任何對這些維度的忽略都會產生對組織績效理解的殘缺。績效考察的這種多維方法對公共部門管理富有啟示。全面質量管理在政府機構的應用就具有這種多維特點，涉及對“顧客”滿意、目標達成、持續改進、員工參與等多方表現的度量。比較非營利管理與公共部門的業績表現可形成如下共識:尋求單一公共機構業績表現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適的;業績表現的構成不僅包括組織的運作效率，選民滿意，也包括機構資金的重組和目標的達成。這些維度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反饋機制，忽略其中一個因素同時意味著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煩。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應同時在多個維度來展開。

四、延伸研究:對行政倫理“大問題”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義上應當有其規范的倫理基礎，但這種基礎具體是什么卻時常困擾著公共論域中的許多學者和實踐者。2004年，庫珀發表了《行政倫理的大問題:對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將“大問題”研究延伸到行政倫理領域，試圖對公共管理倫理的規范基礎給予說明。［11］395－407

對這一問題常見的非正規表述是:哪種倫理在政府行政決策中應當被采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經驗及其他社會化經歷之上有個性的倫理觀點。除此之外，社會上還存在稱之為“職業倫理”的行為規范，公共行政倫理既是這種規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縱深發展的重要領域。庫珀概括了這一領域備受關注、可視為公共倫理選擇價值基礎的5個議題:(1)政權價值與憲法理論。自由、平等和財產權是與此相關的規范價值。(2)公民權理論。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賦予的權力，并承擔責任代替公民處理公共事務。(3)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政府行為核心的組織原則，該原則雖從未單獨成為被接受的中心，卻是行政倫理主要的價值規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深奧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見的性格特點或道德現象，將其理解為行政倫理的特點之一是對理性主義的矯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為政策和行政決策的終極原則發揮作用，提醒并約束公共管理行為必須代表廣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體的獨占利益。這些具有美國特點的價值規范是否和怎樣適合于其他國家令人深思。行政倫理規范的創造因國家而異嗎?有沒有可稱之為全球行政倫理的東西?如果行政倫理是社會性建構的，當社會交往使世界正變成相互依靠的整體時，是否會出現或建構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倫理?與此關聯的公共行政倫理的一個“大問題”是:基于個別國家或地區社會基礎之上的行政倫理范式在全球適用嗎?庫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國世界的公共管理倫理》(2000)中，庫珀與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正面解答。他們考察了自1970年以來大量的國際條約、協定、合同、公約和項目，發現其中蘊含著一些彼此認可或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基礎:自主決定、自由、真誠、信任、善始善終。這些價值觀既與美國文化相吻合，也適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只是人們常常不知道它們怎樣被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采納。譬如，缺乏透明度產生的負面影響或破壞作用使得任何一個政府都面臨壓力，如果某個政府期望它的國家能夠長期繁榮和穩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決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為對政府信任的基礎，透明度就可能成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倫理價值。如果全球性價值倫理確實存在或能夠為人們所重建，是否會導致多樣性世界文化的破壞或同質化、西方化?庫珀的回答是否定的。盡管不同文化覆蓋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們依舊可能在一個包容廣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與行為個性，一方面富有地區特點，同時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進行組織設計以支持倫理行為是庫珀認為的公共行政倫理的第二個“大問題”。以邁歐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魯所做的實驗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實驗為例，庫珀分析了層級官僚組織的兩個局限:不僅在激勵職員的行為方面是失敗的，而且常常阻礙他們產生正確的倫理行為。譬如，在邁歐格拉姆的實驗室中，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宗教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試者，在有關提示和組織文化的誘使下，多會產生拋棄個人倫理責任的異端行為，如以痛苦和危險的方式對他人實施電擊。邁歐格拉姆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角色轉變”，即通過心理角色的逐漸過渡，受試者從相對自治的主體存在變成了實驗意志的某種工具。

當人成為工具時，便不再為個人的行為承擔倫理責任。津巴多的實驗則發現，大學生在模擬監獄分配的角色中，很快會變成對犯人有虐待傾向的惡劣的護衛，或對其他人和護衛實施侵略性報復的囚犯。在此，護衛和犯人一樣被組織中關聯的角色所俘獲。這些與有關文獻用“組織人”、“微觀政府”或“組織支配”概念刻畫官僚組織對其成員行為的塑造作用十分類似。“組織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組織成員如何忠誠地被組織所捆綁，以至于毫無疑問地依據組織的期望決定自己的行為;“微觀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倫理和法律如何規定，雇員都被要求是他們組織監督者的命令服從者;“組織支配”范式則反映了組織通過強化能夠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脅支配它們雇員的生活，由此導致成員行為的單調或片面化。大量文獻和行政倫理案例顯示，組織傾向于剝奪或阻礙其工作人員堅守他們的職業良心或倫理自由。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傾聽并支持倫理訴求的公共組織，有賴于公共管理倫理專家和組織問題專家的合作努力。庫珀提出的最后一個倫理“大問題”是，為公正起見，什么時間應該平等或不平等對待人們?傳統觀點認為，為了公正地對待每個人，必須同樣地對待每個人。20世紀中葉后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對這一觀念提出挑戰。公民權運動、反貧困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其他倫理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訴求迫使人們意識到，同等待人未必對每個人就是公正的。在回應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及其偏好與訴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標準化的傳統觀念有著名不副實的困難。客觀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機構為中心給予的服務時，許多公民經常覺得他們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個倫理問題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時候都同樣地對待人們。

在一些情況下，它要求給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需要差別待遇。但清楚理解這兩種公正方式的標準時常也是困難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能看到公正與差別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殘疾人待遇時給予的特殊照顧，在社會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卻茫然于明顯的觀念沖突，譬如，同性戀者們基于平等的觀念堅持維護他們結婚的權利，要求同性戀者之間對忠誠的承諾應該被像其他人那樣得到對待;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婚姻應該僅僅存在于異性之間。由此引起的激烈爭論是:什么樣的資格應同等對待，什么樣的同等對待應該禁止?以相同方式對待每個人也許不是理想的普世價值觀，但何時需要平等對待，何時需要不平等對待，則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總是等價的，我們必須解決這樣一些關聯問題:什么時候不平等對待是公正的，什么時候平等對待是公正的?是應該標準化每一個問題，還是給予一些情況特殊考慮?假若各個方面的情況都要考慮，又如何對標準化和多樣性進行綜合?

五、價值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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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管理；公共經濟管理；公正性偏失

公共管理有百年的發展歷史，以公共性價值作為首要的原則。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政府從宏觀的角度，對國民經濟進行全局規劃和協調，促進經濟的發展，政府公共經濟管理的方式不斷改革創新，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在行使公共經濟管理主體職能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公共經濟管理涉及的內容比較多，在改革創新的同時，存在著矛盾個體的相對制約，公正性偏失問題比較普遍，需要及時矯正，促進經濟的平穩運行。

一、公共經濟管理的公正性偏失

1.公共管理和公共經濟管理。公共管理以捍衛公共性價值為第一原則，強調運用管理主義工具，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在新形勢下，新公共管理具有新的特點，雖然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但開始強調管理主體的多元化，重視私人、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社會主體的參與，引進私營部門管理的經驗，以及市場競爭機制，降低管理的成本，同時注重提高管理的效率，對管理主體的職能也開始重新分配，對政府的職能邊界開始重新界定。公共經濟管理是綜合性學科，包括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倫理學等等，多學科交叉，不同的視角有不同的框架和體系。公共經濟管理主要是管理公共經濟的三大關系，公共部門和市場結構與經濟體系的關系，公共經濟活動各要素間的關系，公共部門和私人經濟部門的關系。2.偏失表現。政府主體的缺陷是公正性偏失的重要表現之一，新公共管理引入市場機制，注重追求經濟、效率和效益。但效率或者效益的最大化不是公共經濟管理的核心價值觀，公共經濟管理的核心價值是公平性，或者說保證公平性的基礎上，兼顧效率。在新的理論主張下，政府主體在決策時就會偏重選擇效率、效益，而忽視公正性，出現方向性的錯誤。并且在政府主體中，存在著自利性的行為，容易出現腐敗問題，加劇了不公平的現象，也違背了公共經濟管理的公共性原則。在市場經濟中，政府也會出現失靈的問題，在公共經濟管理中，不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缺乏成本和利潤的約束，容易出現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現象，導致政府公共經濟管理沒有效果。在公共經濟管理中，引入民營化是為了刺激競爭，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質量，但是不正當的民營化反而造成公共利益的流失。另外，監督的缺失也加劇了公正性偏失的問題，我國監督體系比較龐大，也比較雜亂，缺乏有機的協調，無法保證公共經濟管理的公共性。

二、矯正公正性偏失的對策

1.注重多元化公共經濟管理主體的培養。在公共經濟管理中，要注重多方主體的參與，培養多元化的管理主體，加強各主體的協作性，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有利于矯正公正性偏失的問題。在民營化的過程中，要堅持政府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引導其他的主體能夠正確管理，維護公共利益。同時要強化公民的意識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保證公民參與公共經濟管理的權利，提高公民的相關知識和技能，維護公共性。2.規范政府職能。政府主體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堅持公眾利益至上的服務理念，對政府主體的職責范圍進行合理的界定。在公共經濟管理過程中，政府主體要以公平為主，兼顧效率，將其作為基本的原則，不逾越公共性來進行管理行為的考核。政府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共經濟管理也是為了追求廣大社會公眾的利益，政府必須認識到服務公眾的重要性，使公眾滿意。在新形勢下，政府職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更應該重視方向性的引導，完善宏觀管理的體系，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3.強化公職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政府主體內部要加強人員的教育和培訓，注重職業道德建設，避免出現腐敗的問題，不僅要從道德上約束公職人員的行為，還要利用法律進行約束，督促公職人員合理使用自己的公共權力，依法行政。同時要加強監督，建立完善的評估機制和公民參與機制，使民眾參與到公共經濟管理中。社會公眾的監督，可以及時糾正執行的錯誤，或者政策的偏差等，保護公眾的合法權益，促進公共經濟管理的公正性。總之，對于當前出現的公共經濟管理的公正性偏失問題，相關政府部門要加強規范化管理，培養多元化管理主體，規范政府的職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注重職業道德建設和監督評估，改進公共經濟管理。

參考文獻：

[1]王琳.公共經濟管理公共性的偏失與矯正[J].中外企業家,2014(33):230-230.

[2]崔琬茹.新公共管理視角下的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探討[J].經濟管理:文摘版,2016(9):00203-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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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藝術類大學生就業方面的服務和政策提供不足

藝術類大學生進入社會之后，就業方面的服務要由政府和社會方面來提供，而目前政府和社會在就業服務的提供方面還沒有做到人性化，沒有充分考慮到藝術類大學生的特殊性和就業訴求。此外，藝術類大學生在就業培訓方面的需求也得不到滿足，有些藝術類畢業生在求職時，會遭遇制度障礙和政策壁壘，如用人單位用戶籍制度卡人，性別歧視、地域歧視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二）藝術類大學生的就業區域相對集中

一般來說，藝術類專業學習的前期投入比較大，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投入比較多，這也是藝術類專業本身的特殊性所在，高投入下的家長對于自己孩子的未來期望也比較高，而承載著父母高期望的藝術類大學生對于自己就業的期望值也會更高，使得藝術類高校大學生在求職時更愿意選擇在國內較發達地區工作，而不愿意去一些欠發達地區或者中小型城市發展，所以像北京、上海、廣州、浙江這樣的國內一線城市便成為藝術類大學生求職就業的熱門去處，競爭也異常激烈。

（三）藝術類大學生就業隨意性大

“從社會需求和藝術類專業畢業生的實際選擇來看”，根據筆者多年的藝術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經驗，以及日常和藝術畢業生們的交流中，總結出他們的就業取向大致呈現為：與自身專業相關的用人單位、繼續深造（如國內考研、出國留學）、學校（如藝術類高職院校、中小學校）、自主創業（如開工作室、創辦培訓機構）、自由職業、公務員（完全轉行）等。藝術類高校大學生的就業取向呈現多樣化的特點，相比普通高校大學生而言，其就業顯得更加隨意，就業穩定性也不高。

（四）藝術類大學生就業率偏低

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就業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藝術類專業是大學生就業率最低的幾個專業之一，教育部公布的2009年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部分專業就業率分布顯示，以采礦工程、石油工程、地質工程等為主的工學類專業就業率普遍在90%以上，而美術、音樂、表演等23個藝術類專業中，16個專業就業率在75%以下。”這說明藝術類專業大學生的就業率普遍偏低，一些傳統的展覽館、文化館等行業因其業務量萎縮而直接導致用人單位減少招聘人數來節約成本，造成藝術類專業大學生對口工作的供需比例失調。

二、新公共管理視角下形成藝術類大學生就業現狀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服務意識方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的相關規定，“政府需要在公平就業、就業服務和管理、職業教育和培訓等方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現實是政府還不具備足夠的服務意識，政府就業服務機構里面的官僚作風比較盛行，給普通老百姓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按照新公共管理的理論，也就是說政府沒有把大學生當做“顧客”來看待，沒有真正去了解大學生和用人單位的現實需求以及傾聽他們的聲音，藝術類大學生作為大學生群體里面比較特殊的一個組成部分，有他們自己獨特的訴求，政府在采取相應措施時應該考慮到藝術類大學生的特殊性，不能只用一個標準去衡量，應該有所細分。在一些就業手續辦理方面，程序復雜，隱形成本較高，種種因素導致藝術類大學生并沒有很好地享受到政府方面提供的就業服務。

（二）就業法制和政策方面

藝術類大學生的就業受就業機制、法律法規以及就業政策的極大影響。對于藝術類高校大學生的就業來說，就業機制、法律法規以及就業政策對他們起到了很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我國的就業機制仍不夠完善，現有的就業法制和政策不夠全面，內容不盡合理，實施力度不夠，而且因為我國大學生的就業體制改革還沒有全部到位，大學生就業市場還存在比較濃郁的計劃經濟色彩，藝術類大學生的就業仍存在著體制和政策性壁壘。

（三）就業市場方面

在大學生包分配的計劃經濟時代，可以說大學生就業市場幾乎是不存在的，隨著國家就業政策的演變和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的建設，大學生就業轉變為以市場為導向的自主擇業，然而目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市場的發展仍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也比較多，如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生產力使得大學生就業市場不夠興旺和蓬勃，就業機制和政策不完善下的就業市場顯得非常不健全，呈現出分散和無序的不規范和不成熟的狀態，就業市場缺乏應有的公開性和公平性，藝術類高校所培養的人才與就業市場所需人才不匹配，這種供求矛盾格外突出。大學生就業市場存在的這些問題和矛盾使得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無法得到正常發揮。

（四）藝術類高校教育結構方面

我國目前情況下的藝術類高等教育呈現出專業結構設置不合理，授課內容陳舊，按部就班，對就業市場的需求靈敏度不夠等特點，“在現今整體教育體系中，藝術普及教育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相反，高等教育藝術專業設置過多，藝術類畢業生數量嚴重過剩。國家教育資源配置本末倒置，整個藝術教育結構呈現出極不健康的‘倒金字塔’狀態。”由此看來，這種“倒金字塔”狀態的藝術教育結構也是引發藝術類高校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之一。在藝術類高校中，盲目過多的專業設置導致藝術類高校所培養出的學生與市場實際需求相脫節，這也恰恰說明目前我國藝術類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還沒有很好地融入到藝術類大學生的就業體系中，因此使其培養出來的藝術類大學生的質量不能適應市場上用人單位對藝術類人才的需求。

（五）藝術類大學生就業網絡服務系統方面

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人與人、人與組織之間溝通方式的深刻變化，如今，藝術類大學生就業時傾向于通過互聯網去找用人單位，但是截至目前，政府還沒有搭建形成完善透明的大學生就業網絡服務平臺，導致大學生畢業后對就業政策不夠了解，了解就業信息的渠道不通暢，就業信息的輻射面小，在互聯網上找到的用人單位信息可信度不高，真假難以辨別，就業信息質量不高，媒體也時不時會曝出大學生就業求職時被欺騙的現象，造成大學生利益的不必要損失，也給他們帶來了心理上的無形壓力。

三、新公共管理視角下解決藝術類高校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一）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雖然我國現已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但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管制型政府烙印仍然存在，政府往往管得過多，管理上經常出現“錯位”、“越位”現象，管制型政府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新公共管理主張建立服務型政府，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筆者認為政府首先必須樹立服務意識，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口號式的宣言，而是應該從“顧客”的內在需求作為切入點，制定相關的制度和一系列配套措施，讓服務意識最終可以落地生根，真正落實和體現在實際行動中。

（二）健全法制和制定就業政策，為藝術類大學生就業提供制度性保障

“從國際看，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就業立法采取在綜合性勞動與社會法典中列入促進就業條款，或對促進就業專門立法，同時圍繞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反就業歧視、幫助困難群體就業、限制企業解雇工人等就業相關內容另行制定單行法律的模式。”藝術類大學生作為大學生就業群體中的一部分，因為其專業的特殊性，建議政府在制定就業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日益壯大的藝術類大學生就業群體的實際情況，圍繞藝術類大學生就業現狀進而細化就業政策，制定適用于促進藝術類大學生就業的一套就業政策。好的就業政策一方面可以起到為藝術類大學生就業減負的作用，增加就業機會，減少就業障礙；另一方面還可以引導他們去國家需要的地方，為社會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三）規范就業市場，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

針對藝術類大學生的就業，應該形成專門的規范的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市場，這個就業市場的成熟和規范，涉及到的不僅僅是藝術類大學生和用人單位兩方面，還應該有國家制度法規層面、藝術類高校層面、社會層面等等，國家制度法規可以起到規范市場、統一操作、保護就業弱勢群體利益和促進就業公平的作用，藝術類高校作為就業群體的輸出方，應該加強對市場的靈敏反應度，洞悉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市場的需求，并根據就業市場需求合理設置藝術相關專業結構和藝術人才培養模式，使輸出的藝術類畢業生能和就業市場順利對接，做好畢業生的推薦工作。以上所有因素相互作用，資源整合，有利于促進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市場的良性運作。隨著就業市場的成熟和規范，就業市場的調節作用也能得以充分的發揮，從而能起到合理配置大學生人力資源的作用。

（四）加快藝術類高等教育結構的改革和調整

政府應該運用宏觀調節手段，按照就業市場的需要把競爭機制引入到藝術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上面，從外部層面刺激和促進藝術高等教育的改革，達到推動藝術高等教育結構改革和調整的目的，藝術類高校本身也要充分考慮和結合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市場的現實需求，打破陳舊的觀念，積極進行專業結構的調整以適應轉型期的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調整的新要求，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從而使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在素質和能力方面能夠適應就業市場的需要。

（五）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加強電子化政府的建設，打造虛擬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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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管理課程；問題；對策

前言

公共管理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設置的一門新專業，這門專業設置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我國由于公共管理專業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專業，教師和學生對于該專業的認識還不夠，因此，為了使公共管理教學有效的開展，我們就要在教學中不斷地總結經驗和方法，對公共管理課程進行不斷的優化和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務于教育事業。下面針對于公共管理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進行詳細的分析和探討。

一、公共管理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1.課程體系設置存在問題

從歷史角度來看，公共管理課程最初是由政治學中分離出來的一門學科，但隨著公共管理的不斷發展和調整，使其變成一門綜合性的課程，不僅包含政治學還包括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許多學科。但是在課程體系設置中存在很多問題，各個學科之間都應該存在必要的聯系。但是在教學中卻忽略了其內在的聯系，各個學科之間沒有協調性，在現有的課程體系中，教學內容的范圍過于廣泛，這樣會使很多教學內容過于重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影響課程的合理安排，同時也影響到對學生的教學質量，不利于學生長遠發展。

2.教學目標不夠明確

公共管理課程的教學目標：培養具備行政學、管理學、政治學、法學等方面知識的綜合性人才，能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人才。通過以上對目標的描述，可以看出目標的不明確性，這個目標要求是不夠清晰的，缺乏準確的定位，這樣就會導致在教學過程中的盲目，為了適應這樣的目標，會導致在教學過程忽略了該課程的特點，對該課程的價值體現和長期發展十分不利[1]。

3.教學方法單一，教師素質有待提高

教師在教學中大都是圍繞著課本教材進行授課，這樣單一的教學內容，使教學受到很大的限制，學生只能學習課本的一些基本理論知識，導致學生實踐能力較為缺乏，在現代的教學形式中，有兩種主要方式，一種方式是利用板書教學，另一種是使用多媒體教學，在板書教學中教師可以主要講解理論方面的知識，但是對于多媒體教學教師則沒有充分地發揮出其重要的作用，使多媒體教學沒有得到合理的應用。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教師的整體素質不高，這對于該課程的教學工作有很大影響，應該合理的分配教師結構，提升教師的整體素質，使教師能夠更好地為學生授課[2]。

二、公共管理課程教學中問題的對策

1.完善課程體系，突出優勢特點

完善課程體系，將教學資源進行整合，要確保公共管理課程中包含的學科能夠得到完美的結合，使各個學科互相滲透。首先，調整課程設置，用以充實公共管理課程的教學體系，對一些有重復內容的學科進行資源整合，此外，在合理安排教學的同時，還要突出學科的優勢和特點，整合優勢資源發展特色學科。

2.明確教學目標，適時更新教學內容

教學目標是一切教學的開端，明確的目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教學中要明確教學目標，使公共管理課程培養出適合國情發展的人才，充分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要將課堂內容與實踐活動結合在一起，同時在教學過程中適時更新教學內容，順應社會時事的發展，對教學內容進行及時的更新和調整，提升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實現學生長遠發展[3]。

3.豐富教學方法，提高整體教師素質

公共管理課程的教學方法是比較單一的，影響到學生學習的興趣和學習的積極性，在教學工作中，為了使學生能夠在公共管理課程中科學有效地學習專業知識，就應該重視教學方法的創新，改變傳統的教師教、學生學的單一授課方式，教師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學手段開展教學工作，使學生可以更好地學習。因此要采用豐富的教學方法和多樣化的教學手段，使學生在豐富多彩的教學方法中學習，從而不斷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實現學生長遠發展。此外，在教學中教師的教學結構不合理，這對于學生長期的學習是有很大影響的，對于公共管理課程的長期發展有很大的阻礙。因此，要全面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由于師資隊伍不均衡，相比于其他的課程，公共管理課程的發展較短，教師對于本課程的知識水平和教學方法都十分有限，所以教師要針對性地強化專業教學，發揮教師的主導價值，使學生在教師的正確引導下快速提高自身的專業學習水平，確保學生專業學習的有效性[4]。

三、結語

為了使公共管理課程教學更好地發展，就要完善課程體系，明確教學目標，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提高師資水平，利用豐富多樣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更好地學習公共管理課程，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實現學生的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德運.公共管理專業管理定量分析課程的教學問題及對策研究[J].高教學刊,2016(11):97-98.

[2]羅若愚,涂丁文.我國“公共管理”案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3(5):99-100+122.

[3]周偉.行政管理專業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以海南大學為例[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130-135.

篇(6)

一、我國公共管理中溝通與互動存在的問題

1.存在的問題。一是以政府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體制和運作方式。目前，我國的公共管理是以國家為核心來運作的，即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實施者，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接受者，這種由政府主導而公民被動服從的公共管理局面并沒有太大的變化。二是我國社會資本存量多元并存、分布不均的總體狀況。社會轉型時期，我國社會資本分布表現出明顯的不均衡特征，制約了公民社會現代公民參與意識的普遍發展，對我國公共管理中的溝通與互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三是參與型公共行政文化的缺失。我國是屬于服從型的公共行政文化，而參與型公共行政文化十分貧乏。參與型公共行政文化缺失的一個顯著結果就是公民主體意識薄弱，反過來它又造就公民行政文化貧瘩的土壤。

2.問題原因。一是社會環境變動快速，政府機關經常無法配合環境的需求，使社會大眾對政府產生不滿的響應;二是政府機關不了解民眾對服務的期望，相關群體間缺乏有效的溝通;三是民眾期望太高不易達成，或受錯誤資訊影響其判斷;四是公務人員對服務質量的認知及認同程度有所不同;五是服務質量的評估尚不具有客觀評量的效標加以衡量。

二、公共管理中溝通與互動的要求與原則

1.要求。有形性：提供公共服務的設施定期保養與整備、供應適當與充足等。即實體設備定期維修與整備的數據須建文件，適時更新換代。

可靠性：公共行政人員作業應兼具效能與效率、在約定時間內完成服務等。即公共行政人員要有事先預防的觀念，執行服務時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對。

反應性：公共行政人員能立即回答民眾的問題、提供快速服務、積極協助民眾解決問題等。即要有系統導向的觀念，公共行政人員需清楚整個團隊的運作，才能立即回答民眾問題，不要有一問三不知的情形。

勝任性：公共行政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改善質量的能力等。即公共行政人員要有質量管理的專業知識，并不斷持續改進。

禮貌性：公共行政人員的清潔和整齊儀表、禮貌應對、親切回答等。即公共行政人員均能以民為尊，對民眾體貼、友善。

信用性：公共行政人員的人格特質是值得信賴的、積極與民眾互動等。即公共行政人員對民眾做好質量承諾，以追求更好的服務質量。

安全性：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嚴防保密資料外流等。即所有公共行政人員均肩負民眾資料保密的責任。

接近性：容易電話聯絡、較短等候時間、便利的服務作業時間等。即民眾容易且方便聯系到相關的公共行政人員。如落實民眾抱怨申訴處理渠道。

溝通性：公共行政人員隨時與民眾溝通、傾聽民眾意見等。即公共行政人員秉持民眾導向的理念，了解民眾意見以持續改進。

了解性：探知民眾需求與期望、提供個別服務等。即公共行政人員運用品質管理的方法探知民眾滿意程度，以提供良好的服務。

2.實施原則。公共管理中，實施良好的溝通與互動，必須遵守下列五項原則：

以客為尊：以民眾滿意為核心，民眾又分內部民眾和外部民眾兩部分，其中內部民眾指參與政府機關各項設計、生產以及服務的相關部門或人員;外部民眾指政府機關服務的普通大眾。

全員參與：全面質量管理強調組織中的所有部門、所有人員均肩負著服務管理的責任，也享受產生高質量服務所帶來的福利，這種伙伴關系(partnership)的建立，是實施全面服務管理的重要策略。

事實管理：組織隨時搜集、處理與解讀有效信息，以持續改善質量、滿足民眾需求。該信息包括內部工作表現和外部民眾需求。

可持續改進：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政府機關內部的持續性

質量改進， 如設計、制造、服務過程及人員、制度的不斷自我改進，第二部分為不斷了解外部民眾的需求情形，推出新的服務形式。

服務質量承諾：全面服務管理的推動，首重政府機關管理人員的認同、全力推動，營造追求質量氣氛，使所有人員齊心一致，共同為提升服務質量努力。

三、我國公共管理中溝通與互動工作促進措施

為了提升行政服務質量及民眾滿意度，導入全面服務管理理念來消除不同互動所造成的落差，先提出以下幾種做法。

1.追求精益求精的服務質量。一是政府機關必須有前瞻思維及動態導向的概念，要能掌握先機，以符應外界環境需求不斷創新、求新求變。公共行政人員需秉持以民為尊的理念，適時且定期調查民眾滿意程度，并能搜集、掌握有效信息，以尋求改善。

二是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不只擴大參與，更能由上而下全員參與，借助內外部的有效溝通，更能了解民眾的期望。建立PDCA“循環圈”等團體服務質量提升的方式，加強公共行政人員、對質量管理的重視，通過團隊合作及討論，不但可找出服務管理主要障礙并加以解決，也可以借此來減少認知上的差距。

三是行政服務質量的提升需要上層人員的認同、全力推動，且所有成員需齊心一致，共同為追求提升行政服務質量而努力。建立客觀、公正評估者及被評估者所接受的衡量標準，在制定效標時，相關人員需全員參與。行政服務質量改善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循環過程。服務管理的作法是強調可持續改進的歷程，不斷精益求精，以求達到最好質量。

2.建立行政服務運作的標準化流程。標準化流程是一項有益的工具，它可幫助公共行政人員思考一步一步的過程，并且提醒公共行政人員正確的步驟。建立行政服務工作標準化也即建立一個完整而周到的工作依據，對有經驗者而言，可以做為自我管控的參照點，對新手而言，則可做為開展工作的工具。

篇(7)

【摘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的公共管理而對著更為復雜的外在環境和內在機理規律，加強分析中國的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前沿問題具有重人現實意義。本文章重點分析了當前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在此基礎上對公共管理當中的行政生態問題與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前沿問題進行了研究，最終對公共管理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概括和展望。

【關鍵詞】公共管理 中國 前沿問題 行政生態

人類具備鮮明的群體性特征，而群體的聚集最終產生凌駕于社會人眾之上的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無論是通過暴力手段獲得的，或是以代表廣大人民執行權力的，都應該納入到一定的群體性協調當中，這種協調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包含了權力的施行模式、影響的范圍、政策的擬定等。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發展，中國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探討，就面臨更多新的前沿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公共管理過程中主導者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于公共管理的理論和實踐是十分廣泛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時間中，中國在公共管理方而開展了富有意義的研究以及實踐。這些相關的研究和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還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對于具備特質性的公共管理探究上仍然不夠。

就一般狀況上分析，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社會公共權力集合者實施管理的過程，因此，公共管理在社會范圍內產生影響的對象主要還是公共事務。而對不同性質的公共事務，則會產生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方式。社會的公共事務的本質是逐漸產生變化的，具備了動態性，所以其呈現出的表現更為無限性。因此，社會公共事務的不斷變化的狀況對于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概念范疇等會產生更多的變化和影響，而這種共存關系當中，公共管理主體仍然還是整個公共管理理論和行為中的核心要素，也就是由誰來主導公共管理的各種行為，這方而存在三種研究情形。

（一）公共管理者多元并存的問題

如公共管理行為的實施者是政府，或者是公民其參與的層而的差異，或者是第三部門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導行為當中，非政府性公共管理以及公民參與容易出現忽視政府主導性的狀況，雖然在公共管理理論中也有多中心治理的觀點，但是這一種研究并不能夠忽視或者淡化政府在公共管理的主導性。

（二）公共管理者多元功能化

第二種狀況是針對多元公共管理理論，提出一種結合的研究方向，即政府、民眾參與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組織這三者的結合，認為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應該是政府、民眾參與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組織聯系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穎的公共管理體系。這種研究觀點認為公共管理不能夠和政府的管理劃上等號，也不能夠把多元卞體作為整個公共管理行為的絕對主導。這種觀點認為公共管理行為應該是民眾、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組織以及政府三者形成三個公共管理行為的卞體進行功能性分析，然后功能性分解之后，由其主導傾向劃分出公共管理的模式類型。由政府進行主導的通常有中央集權的公共管理模式，也有民卞化或者社會化的管理模式。而另外一種則是非政府公共組織進行平等合作，如社會公共事務治理自卞化的方式，產生多個管理中心。

由此可見，政府主導的公共管理，無論是集權式的還是民主式的，都屬于一種從上到下的管理，和被管理方相互之間就是一種“父子關系”。而公民參與以及非政府組織則是互相合作的關系。從這種方向上看，公共管理的整體而貌更加清晰，整個框架也更貼合公共管理實施過程當中彼此的關系，并且梳理了政府管理、社會治理以及公共管理之間的概念范疇，整合了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參與的力量，整體脈絡更為清晰。如果從客觀的角度上看，這種研究模式主要還是希望走共同管理的模式，和實際的公共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公共管理的三元體系

第三種狀況是提出了三元的公共管理體系。第一種就是國家機關對于社會實施的政府主導型的公共管理行為；第二種是非公共性的管理和行政結合之下的公共管理；第三種是非國家機關，也就是公共的社會組織所實施的公共管理。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公共管理行為最終在社會和國家的整體當中得到統一，整合之后就是一種整體性的公共管理行為。不過，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公共管理實際上不能夠完全劃上等號，更不是一種三等分的結構，其管理領域的邊界是十分清晰的。第一種類型的公共管理行為是政府以及國家機關所實施的行為，這種行為的影響是整個社會以及整個國家的，其具備多樣性以及廣泛性，在國家的范疇當中具備一定的權威性。第二種類型是從私人組織的公共管理當中放人而來，它本質上就是政府的組織以委托的形式，或者部分公共權力的讓渡，讓部分人型私人組織擁有部分的公共管理權力。最后一種類型實際上是一種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結合，這種結合就是除了非政府公共管理組織之外的公共管理行為。這種管理有時是一種政府性的公共管理，有時是具備較為明顯的私人性質，這兩種不同性質互相之間交疊在這一種類型之中。

二、公共管理當中的行政生態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公共管理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政府作為公共管理的主體因素，其發展的健康程度是公共管理理論以及實踐層而所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而如果把政府這個公共管理的主體作為一個完備的系統來看，那么政府自身是具備一定的生態的，這種生態從政府的行政行為當中產生，因此也可以稱為一種行政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