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哲學實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社會政治的理性追尋

1.政治哲學是對社會政治的理性之思政治哲學通過反思、批判社會政治而求真,具有一種追求普遍性理想社會之原型的形而上學沖動,并以此改鑄現存社會政治。這種理論探索可以是傳統與現代政治哲學的宏大敘事,也可以是后現代政治哲學的微觀分析,即旨在通過對政治諸范疇如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正義、政治合法性等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分析論證,追尋政治真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哲學與政治學是不同的,它有很高的抽象思辨性,可以稱之為政治“形而上學”或政治“形而中學”。政治哲學探討抽象的概念和范疇,為現存的社會政治尋找理性,讓政治本身產生一種說理的力量。黑格爾在政治哲學論著《法哲學原理》中說:“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拋開這個論斷保守性的一面,我們既可以說它是政治哲學為社會政治尋找理性的一個典范,又可以說它是政治哲學在為自身尋求合法性。進而可以說,規范的政治哲學研究應是在書寫政治“形而上學”。在古希臘哲學到近代西方哲學的演進過程中,哲學家們對理性原則在政治思考中的地位的認識可謂一波三折。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所處的“軸心時代”,是理性原則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高峰的時期。他們遵循理性原則,在各自心中構想著理想的國家、城邦政體及其運轉規則。

這一點在柏拉圖哲學的堅決批判者、非理性主義者尼采的作品中也得到佐證:“柏拉圖的國家是超希臘的和不可能的。作為一種按形而上學原則組織起來的國家的創設者的哲學在此達到了頂點。”中世紀時期,安瑟倫和阿奎那等經院哲學家們抬高信仰而貶斥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強信仰。這是理性原則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低谷的時期。經院哲學家們政治思考的實質是,信仰上帝第一,人的理性第二,并以全知的“神性”代替人的理性,以虛幻的上帝之城來范導封建的世俗王國,旨在為教皇統治和封建君主統治服務。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發展與思想啟蒙運動使人的主體性覺醒,信仰的權威讓位于理性的權威,理性原則在政治思考中再一次進入高峰時期。一方面,近代西方啟蒙理性為現當代西方的政治價值觀念奠定了理論基礎,尤其是決定了現當代西方所謂普適性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邏輯和模式,深刻影響著當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啟蒙理性的過度張揚也導致了對理性的誤解與片面使用,使理性成了片面的科技理性的代名詞,“技術知識似乎是唯一滿足理性主義者選擇的確定性標準的那種知識”由此導致了實證主義政治哲學的困境,實證的科技的政治理性把政治簡單化地視為書本政治、政治技術與功利政治。對政治問題的探究,除依靠人的理性外,還要依靠感性經驗與直觀。對政治的形而上學分析,借用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的話說:“不單純依據概念,同時也根據直觀。”后現代哲學家德勒茲也說:“哲學不僅需要哲學的理解,即通過概念進行理解,也需要非哲學的理解,即通過感知和情感進行理解。”“在哲學上,文體向這三個極伸張:概念或新的思維方式,感知或新的視聽方式,情感或新的體驗方式。這是哲學的三位一體,哲學猶如歌劇,需要這三者‘產生運動’。”深入探究發現,思考政治問題很難精確區分理性與非理性這一屬人的二重性。

近代英國政治學家沃拉斯曾說,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因此,政治哲學不是純粹的理性思辨,不排斥感覺經驗與直觀。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學除了主要依靠理性演繹和經驗歸納的邏輯外,還要依靠意志、直覺、直觀、靈感、頓悟等非理性因素。進一步說,怎樣平衡好政治理性與非理性的關系,適當地把對政治原則的理性分析同對政治過程的經驗性認識結合起來,這也可以說是當代政治哲學研究與發展的一項重要課題。政治哲學的理性,既是一種理論理性,又是一種實踐理性。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科學分類法,政治哲學屬于實踐性科學,是目的論和實踐性品格的統一。今天,我們把政治哲學視為實踐哲學。按照哲學的理解范式,實踐哲學的理論旨趣是要追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不僅要解釋世界(像以往的哲學家們那樣),還要積極變革世界,使理論不僅在“阿門塞斯冥國”自恰(借喻理論內部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還要在定在即現實政治中發亮(借喻理論外部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我們現時代的社會政治發展迫切需要這種實踐的政治哲學,而那種單純追求理論內部的理論與實踐自恰的政治哲學,大有可能走充滿純粹思辨形而上學的理論危機、精神危機的道路。

2.政治哲學是對社會政治的價值之思

篇(2)

從政治哲學的概念構成角度看，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是“政治的哲學”，而不是“關于政治的哲學”（philosophy of politics），因而主要是一種“元政治學”，而不是以探究政治知識為要務的政治認識論。但這種元政治學并非純然的形而上規定，因為試圖通過確認自然本原而理解整個世界的努力永無止境，而通過社會本原把握整個世界不失為實踐之思，蘇格拉底在這個意義上實現了哲學的“第二次旅行”，從對完整世界的理解轉換為目的性的追求，使政治哲學成為具有鮮明問題意識的實踐哲學，成為有別于形而上學的“第一哲學”。鑒于這種哲學的現實指向及其對人性與公共生活原則的普遍涉獵，對其作過于明確和有限的理論“規定”將降低其實踐性，也難以使之如其所是。為此，對政治哲學的“規定”應當基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并對現實政治變遷具有寬廣的理論視野，因而是動態的。

作為以哲學方式展開的政治研究，政治哲學兼顧理性建構與實證考察，因而是貫穿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思索。它重視對人性及其現實性的追問，致力于在自我認識的基礎上構建社會理想，在縝密考量社會現實的同時論證政治理想的公共合法性根據，并訴求更好的乃至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構，確認理想政治生活的價值向度，從而提出了超越當下現實境遇的可能性。這種元政治學因而立足當代、指向現實，它引導現實政治的走向并反映政治發展的軌跡，力圖將面對現存世界的政治理想轉換為一種全新的現實格局。政治哲學當然力圖體現高端的學術水準，但刻意純化政治哲學的學術性無益于其實現自身的功能，所以對政治哲學的規定歸根結底應在基于歷史的實踐語境中生成。

從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角度看，人皆有政治性，舉凡與人的政治生活相關的內在本質問題皆為政治哲學所關注，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頗為寬泛，不宜對其作過于明確的邊界限定。以現實的人即市民社會成員為核心，以人的公共政治生活范圍為半徑，可以大致劃定政治哲學的研究圓周。這個圓周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古希臘諸哲的城邦之思表明當時公共生活的大致范圍，及至現代社會，國家成為最集中典型的公共存在樣態，所以是政治哲學的核心研究對象。政治哲學家的基本研究理路表現為，論證何為更好的乃至最好的國家，從公共理性層面規約國家權力，探討國家保障公民權利的自由與平等諸原則，為理想國家的合法性辯護，實質在于論證人類理想的政治共同體應當呈現為何種公共生活形態。

現實的人對公共生活均有所期許，而只有將個人的愿望變成共同的理想，才能實現政治觀念的現實化。塑造共同的社會理想和社會治理原則，需要達成基于公共理性的重疊共識，因而研究法的本質和權利問題是政治哲學的應有之義。法哲學、國家哲學抑或權利哲學沒有過多獨立于政治哲學之外的內容，命名的差異源于歷史傳統，作為現代學術概念的政治哲學廣受關注實乃英語學界的貢獻。這些研究需要回答如何公正地分配社會公共物品，如何構建符合所有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與愿望的分配原則等問題。為此應深刻地理解人性及其現實性，確認人的尊嚴、人的幸福、人們的當下愿望及其利益訴求，歸納政治共同體的存在樣態及其價值原則的正當性，倡導政治共同體的“善”，進而確立正義的價值規范。

從政治哲學的致思方式角度看，在特定情境中作理性論證是其主要工作方式，盡管每個人都有權利在自己的意見洞穴中理解政治生活，但當今任何有價值的政治思考幾乎都要重視對政治哲學的關鍵話語作現代意義上規范的（normative）語言分析，將規律性研究融入規范性研究中去。基于規律性研究的宏大敘事無疑仍有意義在焉，因為人類生活的公共精神與政治生活的基本規律實乃政治哲學的要義，但確認這種要義在具體社會生活中如何對象化則凸顯了規范研究不可替代的價值。概言之，論證符合政治正當性的價值及其現實可能性，尋求符合所有人利益和需求的道德根據和理由，體現了政治哲學重要的致思理路。

政治哲學的規范論證不僅依賴于技術合理性的邏輯必然性證明，也需要基于道德合理性的目的論證明，完美的形式演繹固然可以確認正義準則，但政治哲學的規范論證還要考慮這些準則實現的歷史條件，使之符合人們的利益訴求與社會的道德原則。政治哲學的論證不僅體現為公共性政治理念的哲學證成，而且包括對理想政治共同體的哲學建構以及對公共權力正當性和有限性的理解。這種論證的價值立場固然力圖擺脫偏好，但強調道德無涉的政治價值顯然缺乏足夠的正當性支撐，而良好社會秩序的形成當然也需要道德和法律基礎。

政治哲學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不僅體現在為“人應當如何更好地生活”以及“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政治共同體”之類恒久的問題做出富有時代感的回答，而且要面對在現實生活中涌現出來的與人的政治生活相關的實際問題，其實，對政治哲學根本問題的回答往往要通過對具體時代條件下一系列現實政治問題的回答而得出符合實際的答案。解析這些問題既要考量與每個政治生活成員緊密相關的具體問題，也有探究對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的論證，這些論證與結論直接關涉人們在政治生活中如何做出真正的選擇。

解析政治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重要的在于探討符合正義原則的分配問題，而對公共物品的分配包括物質利益（material goods）和政治權力（politicalpower）兩個維度。它們與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如何平衡自由權利、道德義務與社會平等諸原則直接相關。如今。“我們仍有足夠的余地討論：在更宏大的平等的名義下，我們應當犧牲多少經濟自由；或者為了加強自己生活于其問的社群的和諧，我們應當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個人自由”。這些探討既涉及對公共事務內在實質的合法性界定，也包括對具體政治問題呈現程度的正當性確認。

關于物質利益的分配，主要探討應當如何分配社會財富，以及應當如何平等地對待社會不同階層的受惠者。政治哲學家不僅質疑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則，而且經過縝密的論證，提出新的利益分配應當遵循的政治原則。例如，關于是否應當為“最小受惠者”提供最大的利益這個與社會平等與自由權利相關的實際問題，就為當代政治哲學家廣泛爭論。關于政治權力的分配，則涉及誰應當擁有以及如何約束公共權力的問題。柏拉圖對“哲學王”的設定實則指出，政治權力的持有者應當具有理性判斷重大問題走向并及時做出政治選擇的哲學素養，而我們之所以要約束公共權力，是要避免公共權力濫用對個人權利的傷害。為此，要考慮政治制度的選擇、建構及其實際運作，從而為人們服從公共權力提供正當性根據。

探究對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涉及一系列指向人生幸福與社會完善的道德論證，目的是尋找適應共同體良序運行與個人自由發展的政治道德。政治哲學對道德原則的探究不同于倫理學對個人的“善”的追問，而指向政治共同體的“善”。這些原則得到強制實施是否正當，當然也需要符合實際的論證，以免妨礙個人按其合理的意志活動的自由。對民主的本質及其呈現方式的探討因而理所當然，由于個人未必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所以民主的公意并不必然是合理的政治選擇，“蘇格拉底之死”無疑反映了公意的限度，提示人們反思政治參與者的意見是否正確或是否有足夠的價值，從而實現“政治哲學的生”，政治哲學家的重要使命恰在引導公眾提升政治素養，使之理性表達意見以促進公共決策的制定。

政治哲學家在反思民主限度的同時，普遍倡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治理原則，使人們對自由權利有充分的認識。如果面對不合理的政治境況保持沉默，實際上等于將政治參與權轉讓他人，并認同政治決策的結果。政治哲學家并不力圖將某種政治觀念強加于人，而啟發人們在反思中做出選擇，進而形成自己的政治觀念。當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使人們艱于生存的時候，富有啟發性的政治哲學論著將引領人們投入擺脫困苦的解放實踐。正如青年馬克思所言，“應當讓受現實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實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公開恥辱，從而使恥辱更加恥辱”。使人們意識到社會現實和自身實際處境的啟蒙可以激起人們變革社會的勇氣，由此引發的社會革命實乃實現政治哲學社會功能的明證。

盡管充分汲取以往時代的政治經驗與思想資源，政治哲學的反思與論證均指向當代，從而體現了強烈的當代性。政治哲學的當代性從古有之，于今亦然。“當21世紀開始，新的人文環境出現了，來自過去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的相關性可能變弱了，因為人類面對的境況與過去時代的人的條件相比是如此新異。……由于人文環境革命性的變化，對人們應當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會改變，但這個問題會持續下去。”理解政治哲學的“規定”固然要貫穿歷史而抵達根本，但把握政治哲學的當代性即其當代呈現樣態及其對當代人意味著什么，不失為確認政治哲學意旨的切近路徑。

政治哲學的當代性呈現了政治哲學史上列位思想巨擘為人類開啟的政治觀念圖景的時代精神，當代政治哲學家引人注目的觀念創新無疑承載著政治思想的歷史積淀，對以往政治哲學經典的重新解讀也旨在還原思想原像的同時為回答當代政治問題提供借鑒。政治哲學的公信力并非體現在引證政治思想史的權威而宣示某項真理，而表現為在更深刻、更理性、更富有道德感的論證中解決當代社會面臨的緊迫政治問題。因而，當代政治哲學的各種觀念雖然映現出古典政治哲學的影子，但其立足當代的問題意識足以表明它對我們意味著什么。

當代政治哲學流派紛呈，關注的問題域頗為多樣，但重要論證幾乎都是圍繞“正義”問題展開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功利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等均有各自最為關心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及其論證幾乎均可在“正義”論域中對話。正義是當代政治哲學的首要價值，也是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命題，各種政治哲學流派的思想家關于正義原則的商榷實則謀求達成縮小乃至消弭分歧的政治價值共識。為此需要深刻反思“何謂正義？誰之正義”。所以，正義論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典型樣態。關于正義原則的規范論證要提供為絕大多數人乃至所有人接受或滿足絕大多數人乃至所有人利益的足夠的道德理由.訴諸基于常識并為民眾掌握的公共理性，進而達成促進共同體完善的重疊共識。

關于正義的論證方式有很多種，因而羅爾斯將其代表作稱為“一種正義論”，其中多數論證源自某種基于社會契約的假設，由此演繹出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政治制度。其他論證也各有價值，例如，馬克思反對在某種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尋求完美的正義，而重視在基于社會經濟生產生活的政治實踐過程中實現實質正義。他指出黑格爾法哲學辯護式的理論危險，而以批判當下的姿態確認理想政治的理論可能性與現實可行性。馬克思對抽象正義原則的批判富有現實關懷，但從其批判理路中也可以歸納出可資深入分析的正義原則，特別是這種原則超越了政治哲學對單個政治共同體的適用性，可謂全球正義研究的開拓者。

篇(3)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一；而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 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能否發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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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政治；哲學知識；高效課堂

高中政治哲學知識包含極為復雜的理論知識和基于實踐的經驗的總結，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學課堂中，要提高學生的整體的哲學素養，就必須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學知識中的重難點，科學地運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加強學生對抽象的理論知識的理解和運用，能夠用所學的理論知識在生活中分析和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一、深度剖析哲學中的重難點

高中政治哲學知識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難點知識，這些知識就需要教師在課堂中進行反復的講解，進行深度的解析，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導學生進行重難點知識的掌握時，首先，應該讓學生在頭腦中形成完整的哲學知識理論體系，即哲學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別是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并對三者的關系有準確的認識，其中唯物論和認識論相對于辯證法的知識來說是比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學知識的重難點就集中在辯證法這一大塊知識點上，這一知識點包含有聯系的原理、發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原理以及量變和質變的關系原理以及內因與外因這幾大知識點。在這一階段，重難點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這一哲學知識點上，因此，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就要對矛盾這一知識點進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導學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的原理。在了解這些原理的基礎上，教師要著重對引導學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導學生從內涵上進行區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復雜事務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兩面；其次，從作用來看，在事物發展進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決定事物性質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認清辦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問題要抓住事物的本質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學理論緊密聯系實際生活

哲學知識是來源于實踐的，因此，學習哲學知識的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學的哲學知識指導實踐，在課堂中，教師就要積極地將哲學理論知識與生活實際緊密聯系起來。教師可以選用生活中的小故事進行講解，也可以選用一些寓言故事進行相關理論的分析，或者是聯系形勢與政策中相關的知識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哲學理論知識點。如教師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質學報刊載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紹到的我國科研人員首先在自然界中發現金屬鈾，這一發現對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在自然界沒有金屬鈾，最新一項研究打破了這一慣常認識，教師可以結合這一時政信息，來引導學生掌握相關的認識論知識。此外，還可以結合我國提出的要打造中國制造2025，實現制造業由大到強的轉變，創新是關鍵，質量是根基。這一時政新聞讓學生掌握要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問題。同時，還可以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幫助學生理解哲學知識，如，古時候有一位父親，買了一只貓來解決鼠患，但是鼠患緩解的同時，貓也偷吃了雞，他的兒子很生氣，父親告訴他，沒有雞我們不會挨餓受凍但是沒有貓卻會，他的兒子就不再抱怨了。通過這個故事，讓學生理解矛盾的相關知識。

三、引導學生用哲學的觀點解決問題

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說，學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學知識不是學習哲學最為重要的目的，學習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學到的哲學知識緊密地聯系生產生活實際，能夠分析和解決生產生活中出現的問題。這就需要教師在政治哲學課堂中進行多角度的引導，讓學生樹立起用哲學的觀點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同時要不斷地訓練學生的思維品質，讓學生在實際生活中能夠學以致用。首先，教師可以在課堂中進行相關問題的提問，尤其是要以分析論述題的形式進行，讓學生對材料或者問題用哲學的觀點進行科學地分析，同時運用正確的方法論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其次，可以鼓勵學生進行實際的訓練，如鼓勵學生觀察學校的布局，班級規章制度的設置，學校整體的管理制度等這些生活中的事物，對這些事物進行分析，找出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地方，說出理由，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通過這樣的訓練，可以培養學生用哲學的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結語：總之，高中政治哲學課堂的高效構建需要教師和學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學中，教師要針對學生難以理解的知識進行深度的講解，同時要注意講解的方式，讓學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夠在需要的時候進行靈活地運用。要明白，哲學是來源于生活又能夠指導生活的，只有能夠在生活中進行合理地運用，才是真正高效課堂的體現。

參考文獻：

[1]張滿頓.政治哲學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學中的運用[J].學周刊,2011,18:46-47.

[2]郭強.以哲學思想引領高中政治體驗式課堂[J].教育實踐與研究(B),2014,12:5-8.

[3]陳維.淺談高中政治復習中如何突破哲學重難點[J].群文天地,2012,0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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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政治;哲學知識;高效課堂

高中政治哲學知識包含極為復雜的理論知識和基于實踐的經驗的總結，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學課堂中，要提高學生的整體的哲學素養，就必須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學知識中的重難點，科學地運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加強學生對抽象的理論知識的理解和運用，能夠用所學的理論知識在生活中分析和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一、深度剖析哲學中的重難點

高中政治哲學知識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難點知識，這些知識就需要教師在課堂中進行反復的講解，進行深度的解析，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導學生進行重難點知識的掌握時，首先，應該讓學生在頭腦中形成完整的哲學知識理論體系，即哲學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別是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并對三者的關系有準確的認識，其中唯物論和認識論相對于辯證法的知識來說是比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學知識的重難點就集中在辯證法這一大塊知識點上，這一知識點包含有聯系的原理、發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原理以及量變和質變的關系原理以及內因與外因這幾大知識點。在這一階段，重難點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這一哲學知識點上，因此，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就要對矛盾這一知識點進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導學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的原理。在了解這些原理的基礎上，教師要著重對引導學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導學生從內涵上進行區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復雜事務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兩面；其次，從作用來看，在事物發展進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決定事物性質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認清辦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問題要抓住事物的本質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學理論緊密聯系實際生活

哲學知識是來源于實踐的，因此，學習哲學知識的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學的哲學知識指導實踐，在課堂中，教師就要積極地將哲學理論知識與生活實際緊密聯系起來。教師可以選用生活中的小故事進行講解，也可以選用一些寓言故事進行相關理論的分析，或者是聯系形勢與政策中相關的知識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哲學理論知識點。如教師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質學報刊載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紹到的我國科研人員首先在自然界中發現金屬鈾，這一發現對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在自然界沒有金屬鈾，最新一項研究打破了這一慣常認識，教師可以結合這一時政信息，來引導學生掌握相關的認識論知識。此外，還可以結合我國提出的要打造中國制造2025，實現制造業由大到強的轉變，創新是關鍵，質量是根基。這一時政新聞讓學生掌握要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問題。同時，還可以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幫助學生理解哲學知識，如，古時候有一位父親，買了一只貓來解決鼠患，但是鼠患緩解的同時，貓也偷吃了雞，他的兒子很生氣，父親告訴他，沒有雞我們不會挨餓受凍但是沒有貓卻會，他的兒子就不再抱怨了。通過這個故事，讓學生理解矛盾的相關知識。

三、引導學生用哲學的觀點解決問題

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說，學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學知識不是學習哲學最為重要的目的，學習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學到的哲學知識緊密地聯系生產生活實際，能夠分析和解決生產生活中出現的問題。這就需要教師在政治哲學課堂中進行多角度的引導，讓學生樹立起用哲學的觀點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同時要不斷地訓練學生的思維品質，讓學生在實際生活中能夠學以致用。首先，教師可以在課堂中進行相關問題的提問，尤其是要以分析論述題的形式進行，讓學生對材料或者問題用哲學的觀點進行科學地分析，同時運用正確的方法論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其次，可以鼓勵學生進行實際的訓練，如鼓勵學生觀察學校的布局，班級規章制度的設置，學校整體的管理制度等這些生活中的事物，對這些事物進行分析，找出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地方，說出理由，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通過這樣的訓練，可以培養學生用哲學的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

總之，高中政治哲學課堂的高效構建需要教師和學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學中，教師要針對學生難以理解的知識進行深度的講解，同時要注意講解的方式，讓學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夠在需要的時候進行靈活地運用。要明白，哲學是來源于生活又能夠指導生活的，只有能夠在生活中進行合理地運用，才是真正高效課堂的體現。

作者:寶力高 單位: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學

參考文獻：

[1]張滿頓.政治哲學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學中的運用[J].學周刊,2011,18:46-47.

[2]郭強.以哲學思想引領高中政治體驗式課堂[J].教育實踐與研究(B),2014,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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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希臘政治哲學；現代政治哲學；當代政治哲學

?學術

中圖分類號：B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1）03-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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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希臘的政治哲學

學術

?古希臘是西方的政治哲學的發源地，西方哲學在古希臘實現了它的第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在這一時期，關于政治哲學的主題及其他一些主要問題都已經有了雛形，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也日趨深入全面。政治哲學在理論上和思想上的豐富多彩性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體現。當時的古希臘的政治哲學具有兩個最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為政治哲學家們所主張的政治哲學觀念找到一種終極性的依據，這是第一個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學的原理、觀念、原則以及相關理論受到當時的政治實踐影響，多以城邦政治為中心展開的。

?正義是古希臘的政治哲學中一個最為基本的主題。畢達哥拉斯學派運用“數”來解釋萬物的本原，追求和諧，而且用數的關系來表示和諧。在他們看來正義就是數的平方，因為平方數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組合而成的，這便是一種和諧。赫拉克利特認為戰爭具有普遍性，正義就是戰爭。但是關于將正義看作和諧還是把正義看作戰爭這二者之間是存在著較大的差別。這一時期古希臘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學德謨克利特認定國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謨克利特所認為的國家與其他學者的國家在性質上的認識是不盡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積極主張的，只不過他的這種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級制度與奴隸制度。

?柏拉圖的思想是古希臘政治哲學的高峰。他一方面從其哲學立場出發以其哲學方法深入地探討了正義以及其相關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會基本結構。柏拉圖對正義的探討乃是他的全部哲學探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辯證法，問答加歸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討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圖看來就是理念。柏拉圖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理想國》的主題就是正義問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與柏拉圖不同，主要體現在他關于古希臘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關于理想國家的觀念上面。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政治動物，所以他們必須生活在一種政治共同體之中。城邦是一種自然的制度，是從最自然的人與人關系中發展起來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種善為其目的，因此，人類的聯合體也同樣是以善為目的的，城邦是一種最高的聯合體，以最高和最廣泛的善為目的。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的基本思想，我們了解到，政治哲學一方面與所處社會、歷史環境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又受當時社會政治現實的限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乃是西方政治哲學的濫觴，也是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主要資源，雖然歷經批判，但是即使在當代的主要政治哲學流派里面，人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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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代政治哲學

?我們這里所說的現代覆載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從馬基雅維利所處的十五、六世紀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馬基雅維利被稱為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者。為現代政治哲學提出經過系統論證的基本觀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社會契約這樣一種理論設計確立了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種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規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間的規則就必須由人自己來訂立。而人之所以具有這種資格，乃是因為他們的自然權利。從自然權利到一個國家的主權，霍布斯完成了人類依據自己的理由來建立社會或國家及其規則的理論論證。洛克也是通過社會契約的理論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產生，與霍布斯不同，他認為，即使在自然狀態之中，人們也都能夠享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而所以要訂立契約以建立公共權力，乃是因為自然狀態是不穩定的。這樣建立起來的公共權力擁有立法、行政等權力。盧梭關于社會契約、人民主權和個人權利等問題的一些主要觀念是與洛克大體一致的，然而后人對盧梭的評價卻意見紛歧而至于大相徑庭，最極端的觀點將盧梭看作是現代極權主義的祖師。后一種評價的最主要根據就是盧梭提出了公意的觀點。盧梭認為，建立國家或社會的目的乃是社會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夠按照這個目的來指導國家的各種力量。?康德的實踐哲學深受盧梭的影響，這就是對人的尊重，而這一點奠定了康德實踐哲學的基本原則，從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人是目的。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是經過法國大革命的洗禮的，但是這并沒有使他的政治哲學更具現代性，他的政治哲學既太受其哲學體系的束縛，也太受他所在的那個王國的局限。黑格爾雖然也強調自由，注意到個人權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學里面，國家才是至高無上的東西。黑格爾的思想對馬克思產生了重大的方法論上的影響，與社會契約論相反，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將人類社會的制度看作某種客觀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的必然產物，除了順應這種規律，人的其他活動都幾乎是無足輕重的。

?現代政治哲學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與現實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會變遷而導致的沖突一樣，不同派別之間的觀念也始終處在于針鋒相對的斗爭之中。雖然在不同的時期派別和斗爭的內容有其變化，但基本趨勢是越來越晚期，兩大派的陣營的分野就越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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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代政治哲學

?我們這里所謂的當代與現代之間并沒有一個截然分明的界限。這個當代相對于西方思想和社會的巨大轉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的，而就整個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間趨同這一歷史現象而言，當是在二十世紀末開始的。后一種變化對當下的世界以及對未來的人類發展具有長遠的意義，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學里面反映出來。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學實際上在十九世紀末開始衰落。盡管如此，在這一個時期仍然出現了一些對當代社會產生不小影響的思想家和學派，他們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這些觀點多數是在批判現代社會時提出來的，比如，西方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提出一些積極的建議，而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家通過批判專制主義和計劃經濟而深化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解，發揮那些體現了重大的現實意義的觀點。這些批判、觀點都是頗有價值的，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導向政治哲學的復興，但并沒有達到這一步。

?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的出版，標志政治哲學在當代的復興。第一，羅爾斯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以提出新的價值主張和規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論證自己的主張，第三，從外在的方面來說，羅爾斯的理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諾齊克針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重新論證了自由至上主義（個人權利至上主義），提出最弱意義上的國家的主張，而像泰勒、桑德爾等人以黑格爾哲學為背景主張和重新論證共同體（社群）相對于原子主義式的個人的重要意義。在歐洲，哈貝馬斯的理論也因與羅爾斯的直接論戰而突現出他的折衷主義的特點。政治哲學的這次復興運動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這場復興所引出的爭論似乎沒有上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爭論的那種尖銳和針鋒相對的氣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問題太過困難而無法解決，還是問題無需解決，尚需要我們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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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張翠：淺論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歷程與內涵嬗變［J］，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01期；

?［2］李淑梅：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理性建構方式及其啟示［J］，求是學刊，200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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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高等教育

美國著名教育學家約翰.S.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學為書名的專著，是作者從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經驗總結，也是作者對高等教育的許多問題進行哲學思考的結晶”。該書從美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問題出發，以“高深學問”為邏輯起點，沿著高等教育哲學的兩個理論基礎彼此間的聯系與沖突的路徑，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為關鍵且又彼此關聯的若干基本問題，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完整豐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歷史回望：認識論與政治論的沖突與并存

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提出的以認識論和政治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觀，對高等教育哲學進行了很好的總結。布魯貝克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是以高深學問的選擇、傳遞、批判和創新為邏輯起點的。這個邏輯起點即“主旋律‘E’調（E代表專門知識expertise，即深奧的探求，它構成了高深的學問）”。圍繞問題的主旋律“E”調進行論述得出其結論：在20世紀，大學確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則以政治論為基礎。

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觀趨向于以“閑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識。認為大學是一個“按照自身規律發展的獨立的有機體”，高等教育自身發展邏輯就是追求知識的客觀性；高深學問的選擇、傳遞、批判和創新只受學術的客觀性或獨立性的認識規律制約，崇尚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擺脫一切價值的判斷，回避學術對社會的影響；認為應“在學術和現實之間劃分一條明確的界限來保證知識的客觀性”。因此，傳承知識、探求知識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學基礎。在這種哲學視野中，高等教育的價值體現為追求知識，在價值觀上是一種知識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

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觀認為，人們探求深奧的知識不僅出于“閑逸的好奇”，而且還因為它對國家有著深遠影響。它強調高等教育應該關注社會的要求，認為高深學問的選擇、傳遞、批判和創新是以實際問題為價值取向的。人們追求高深學問主要是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學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知識之翼”。在這種哲學主導下，高校以服務社會、促進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價值。在這種哲學視野中，高等教育的價值觀是一種社會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其活動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實現社會發展的一個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淪為了手段和工具。

以認識論和政治論為基礎的兩種高等教育哲學觀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統中，有時是認識論哲學占主導地位，有時又是政治論哲學占主導地位，總體上呈現一種既相互沖突又相互聯系的矛盾關系。其矛盾之處在于，探討高深學問的認識論方法想方設法擺脫價值的影響，而政治論方法則必須考慮價值問題。這種矛盾在客觀上成了高等學校內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矛盾產生的深層根源之一，其相互聯系之處在于：一方面，政治論使命的實現以認識論為依托；另一方面，認識論目的的達成又越來越依賴于政治論的照應。

二、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的主要貢獻

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自1987年被譯為中文以來，在我國高等教育學術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視。一方面，表現在該書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針對該書的評論、比較、體會、反思、啟示的文章大量涌現，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該書的認識與理解。筆者認為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最突出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高深學問。布魯貝克認為：“高等教育與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別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學問。在某種意義上，所謂‘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種程度在教育體系的上層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為一種不同的性質。”該書以高深學問為原點，推導出高等教育的八個基本問題：由高深學問是應當被關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還是應當放到市場和政治競爭場中去錘煉，分析概括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學――認識論和政治論；由學術活動是否應當由掌握高深學問的專家予以控制，導出學術自治的問題；由為了高深學問的發展，是否應當保持完全價值自由的客觀性和理智上的獨立性，導出學術自由的問題；由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學問的才能，導出高等教育為誰服務的問題；由學生學習高深學問是以知識本身為目的還是以為工作準備為目的，導出普通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問題；由高深學問如何教授和承載高深學問的教材如何選擇，導出教學與課程的問題；由“高深學問處于社會公眾的視野之外，公眾就難以評判學者是否在誠懇公正地對待公眾的利益”，導出治學道德的問題；由對高深學問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內涵，導出庇護高深學問的大學在世俗社會中扮演教會角色的問題。其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兩派高等教育哲學分野。布魯貝克認為，20世紀存在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是認識論，另一種是政治論。這兩種高等教育哲學都以探究高深學問為基礎，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認為探究高深學問的目的是知識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擺脫價值的影響，認為學術與現實之間有著明顯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獲得依靠的是高深學問自身的規律，所采用的學術標準是真理的客觀性；后者認為探究高深學問的目的是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追求的是權力，探究高深學問時必須考慮價值問題，認為學術與現實之間是緊密相連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獲得依靠的是服務社會，所采用的學術標準是社會的需要。布魯貝克借此分析了美國的高等教育，認為自美國建國起“高等教育的兩種哲學――認識論和政治論――交替地在美國的高等學府中占據統治地位”，自19世紀末開始，這兩種教育哲學就并駕齊驅，但政治論高等教育哲學占據壓倒性的優勢，它們的沖突始終貫穿于書中的各個章節。不過布魯貝克認為，這兩種教育哲學是可以調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學的政治論和認識論之間達到最有效的和諧”的方法是把思維和行動結合起來，“現實主義的認識論必須用實用主義的認識論作補充”。布魯貝克提出的兩種高等教育哲學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較強的普適性，各種高等教育哲學和各類關于高等教育的觀點基本上都可以納入這個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方法。“當我們打開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時，會立即感受到一種濃濃的實踐性”。該書開篇就以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批評與挑戰入手，當美國高等教育已成為學術界“大為不滿”的“冬天”，當“社會和職業界已經對高等教育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甚至有人認為美國高等教育出現了“本體危機”和“合法性危機”的時候，布魯貝克認為“需要對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評估”，“教育實踐中矛盾錯綜復雜之時，就是檢驗這些實踐的理論基礎之日”，而且認為高等教育哲學“不可能從哲學界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實用主義或存在主義這些流派中演繹出來”，而是要“從高等教育實踐中的矛盾和未定論的問題出發”，并且在書中多次強調“是經驗而不是邏輯”制約著高等教育的發展。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具有強烈問題意識的、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方法，對于一向注重體系建構的我國高等教育哲學的研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的局限性

近年，國內對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質疑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這一方面說明我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自醒，“開始對經典著作進行求真性的論證與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說明經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筆者認為，該書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國研究者對《高等教育哲學》提出的是否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的認識是有分歧的。譯者王承緒先生的解讀具有較高的權威性，認為該書“提出了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該書是為論說高等教育哲學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框架，而非旨在表達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學思想。

筆者認為，布魯貝克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實際上，布魯貝克的本意并非要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而是要對高等教育的現實矛盾和問題進行哲學思考，對眾多的哲學流派進行整合。這些意圖在該書中已經表述得非常清楚：“觸及高等教育本質的價值觀念的沖突明確地要求對此類問題作出哲學性的解決――這就是說，要求通過更為根本性的理論思考來澄清問題，平衡問題的正反兩個方面。”“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哲學流派已經太多了……現在，我們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本書試圖建立一個參照框架，并且試圖像音樂家在一個主題上做出變奏曲那樣對各種哲學流派，甚至對一些不可調和的哲學流派做出處理。”因此，與其說布魯貝克給了我們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不如說給了我們一個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問題的方法和框架；與其說布魯貝克是在構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學體系，不如說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對眾多哲學觀點進行歸類和評說。

其次，以高深學問作為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是否準確。雖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學問為邏輯起點，提出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和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是布魯貝克的重要貢獻，而且以之貫穿全書，分析合理、邏輯嚴密，且能自圓其說，但是卻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無視人的存在。從本體論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義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說：“人是目的。”如果說高深學問是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我們就會進一步追問：高深學問的基點是什么？顯然還是人，沒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學問。這樣看來，高深學問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學問為基礎的兩種高等教育哲學存在同樣的問題。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關注的是高深知識本身，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關注的是高深學問對國家和社會的作用，在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這里淪為探究知識和服務國家的工具和奴仆，而與這兩種哲學相關聯的高等教育的兩大職能――發展科學和服務社會被誤當作高等教育的本體意義上的存在了。

再次，從我國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和讀者的角度來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學》是根植于美國本土的完全美國式的高等教育哲學，雖然從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臨著許多共同問題的角度看，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具有較強的普適性，但是各國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問題，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導致理論和實踐上的混亂；另一方面，該書的觀點經常被淹沒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觀點之中，對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話語系統和學術傳承的中國讀者而言，若想全面、準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這部著作是非常困難的，極易造成誤讀和誤解。

參考文獻：

[1]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馬廷奇.沖突與整合：西方兩種高等教育哲學觀的演變[J].江蘇高教，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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