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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清末民初這段時間，江南地區的紡織品在市場流通量上并沒有出現大的萎縮，就蘇州地區而言，主要是得益于絲織品出口的大幅增長。根據民國初年的統計，1918年，蘇州絲織業年產紗緞為107040匹，外銷77930匹，占總產量的72.8％，年產值2414250元，外銷1184550元，占總產值的49.02％，共有絲織工人16779人，其中生產外銷產品的9949人，占工人總數的59.29％（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海外市場的不斷開拓一度成為刺激近代蘇州地區絲織業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紗緞為數千年之實業，各國未通商以前，遍銷全國，雖因豐欠，營業年有盛衰，然平均計之，頻年造貨與銷貨之比較，尚足相抵，機工即無輟業之虞，原料亦無造匱之慮，自海禁洞開，各國互市以來，雖有船舶來品之輸入，內地紗緞銷場，不無漸減。然絲織品之運銷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時各國稅率，尚屬平等，中外通商，名實相符?！匀铡⒍韮蓢?，于光宣年間，先后加稅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紗緞之銷路遂絕"（注："湯一鶚關于蘇州絲綢原料生產，銷售和出口等情況的調查報告"，1919年2月5日，轉引自《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1385-1386頁，蘇州市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紀中期的運動曾給江南經濟以沉重打擊，江南絲織品業幾遭滅頂之災，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江南絲織業織機總數不過3萬余臺，不及戰前盛時之半數（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幾乎所有桑樹均已根除或被毀，從事絲業的居民，大多數星散。絲業的普遍衰落就是這幾年騷亂的結果"（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運動及日后的社會動亂，導致了社會購買力的下降，這對以國內王公貴族富商大豪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絲織品市場而言，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刺激了蘇州絲織業的恢復發展。1853年，太平軍進入江南后，南京城鄉約5萬臺織機停產，江浙一帶所產生絲得以大量擠進外貿市場。同時，由于意、法等歐洲國家生絲減產，"從1853年下半年起，中國生絲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僅上海一個口岸出口的數量即擴大到85970包，較上海開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對外貿易》（上），第62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得蘇州地區絲織業的恢復速度高于同時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間，為蘇州地區紗緞業的全盛時代。"營業總額年達六百余萬元，紗貨遠銷俄國、高麗（朝鮮）、緬甸、印度等處，官方特設織造府于蘇州，從事辦差"（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蘇州地區著名的絲綢中心盛澤鎮異軍突起，盛澤鎮是江南著名的絲織品集散地，"盛澤紡綢昔蜚聲于世，在前清乾隆嘉慶年間，營業即已發達，各省客商來該地辦貨者極多。在全盛時代，出品不但行銷國內各埠，且銷行南洋各屬，甚至推廣至于歐洲"（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在運動中損失輕微，并成為眾多富商大賈的避難地，據《吳江文史資料》記載：清咸豐十年，太平軍與清軍數度鏖戰，尤其是清軍在攻陷城鎮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區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蘇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雙林、濮院等傳統絲綢城鎮受到重創。浙江嘉興府的濮院鎮，"機廢業，織工失業"（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涇"當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礫……涇之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者無慮數百家"；"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來盛澤避難者多為絲綢富商，其中王江涇以綢商居多，雙林鎮以絲商占優，太平軍占領后有"商民茍安"的記載，并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據《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盛澤綢市呈現"千家一簇萬間樓，估客如云采買綢，分寸黃金分寸土，行人不斷市捎頭"（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這一切為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繼續發展保存了實力，即便在中國絲綢被排擠出西歐市場之時，盛澤的狹幅輕綢仍在南洋地區擁有廣大的市場，并帶動了江南絲織品的出口量，使之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10頁。）。

二

絲綢與生絲是蘇州絲織業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歐發展了近代絲綢業，中國絲綢逐漸被排擠出西歐市場。同時，又增加了對中國生絲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58頁。）。當時中國絲類出口主要"有白絲、白經絲、白繅絲、黃絲、黃經絲、黃繅絲、野蠶絲、野蠶繅絲、蠶繭、亂絲頭、爛繭殼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蘇稅務處為出口絲繭價格致蘇總商會函》，《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788頁。）。蘇州地區的吳江縣是其重要的絲織業基地，震澤絲是吳江蠶絲業的支柱，長期以來，震澤只繅絲而不織綢，其繅絲純是以出售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由于家庭繅絲業零星分散，生絲購銷極為不便，絲行行業應運而生，以溝通產銷渠道（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蘇州的手工業行會》，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經濟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豐年間的徐世興絲行是近代震澤鎮上有記載的最早的絲行（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0頁。）。

盛澤鎮作為絲綢生產中心，同時也是生絲聚集地。盛澤本地不產絲，其生絲主要來源于浙江的雙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據《盛湖雜錄》記載，盛澤絲業在清"咸同間局面極闊在，外縣皆直接收買，用護照運銷各地，而以上海出口為大宗，名曰洋莊，歲銷額值銀千余萬"（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62頁。）。

同治以后，盛澤絲業經營范圍僅限于織造用絲的購銷，震澤絲經則始終保持出口。替代輯里湖絲而崛起的震澤輯里干經，出口外銷全盛期在19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緒6年（1880），僅震澤一地出口即達5500包（每包約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緒33年（1907），達13100包，其后至民國8年（1919）均在萬包以上（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2-84頁。）。當時全國白絲經出口僅南潯和震澤兩地，震澤的白絲經出口約占總數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為歐洲市場。

民國初年絲織產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趨勢，本世紀20年代中期，出口開始下降，在出口商品價值比例上，生絲比重高于絲綢的比重。當時中國出口英國的商品中，主要是絲、茶兩類，其中絲在英國市場上的貿易量僅次于法國和英屬印度，在英國市場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64-966頁。）。而絲綢在歐洲的市場貿易量則遠遠低于生絲。

蘇州絲織品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為大宗，"清光緒間，運俄綢緞歲有巨額，以海參威為無稅口岸，運商皆由此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日本市場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蘇緞商"自往設莊營業，關稅值百抽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朝鮮市場更是當時蘇州絲綢的主要出口地，其紗緞銷售高麗市場占30％（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國駐朝鮮元山和仁川領事館的商務報告中，均有各類盛紡輸入的記載（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頁。）。"韓人夙愛祖國，故其全國所需要之禮服，向來悉用蘇州專造之高麗紗緞"（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其對外貿易較大者向有二種，一行銷高麗、安東等處者，名高麗紗緞，一行銷南洋群島各處者，各曰闊貨"（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到前，蘇州紗緞銷售到朝鮮的，有宮紗、亮紗、仿綢、素羅、板綾、庫緞等品種（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歲值一千五百萬以上，工商之賴以生活者甚眾（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意、法等國蠶絲生產銳減，給中國蠶絲出口一絕好的機會，輯里干經供不應求，絲價飛漲，每百兩自45元漲至100元左右（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5頁。）。盛澤綢在其行銷極盛時代，"遠及南洋群島、東方諸國，甚至北歐、南美、俄國，每年輸入國外及供給全國各地，統計生產約一千數百萬，故當年有一日萬綢之豪語"（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5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國開始征收高額關稅之后，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場由于受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的影響，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

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蘇州地區的絲織業，吳江縣則保持領先地位，據不完全統計，1913年江蘇省25縣桑田總面積為1023004畝，其中吳江縣200000畝，占總數的19.55％，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6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產繭63081689斤（其中春蠶繭49366655斤，夏蠶繭13715034斤），吳江縣產繭5800000斤（其中春蠶繭5000000斤，夏蠶繭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3-44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蘇省21縣制絲人數達350417人，吳江縣945000人，僅次于溧陽縣（制絲人數134024人，占總數38.25％）；全縣全年共產絲2049486斤（其中人工揀制1715266斤，機器揀制334220斤），而吳江縣產絲1100000斤（全系人工揀制），占總數53.67％，高居首位（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

到1917年，蘇州吳江的盛澤鎮大約"共有8000臺織機，幾乎全部都在盛澤鎮周圍二十五華里以內，所產絲綢，大部分是輕量的，所有生絲再繅，牽經上機以及織綢全由婦女為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據估算，當時盛澤鎮各類絲綢每天正常產量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個工作日計，年產90萬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兩計，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產過程中生絲的損耗，當時蘇州為35％，而盛澤鎮已減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則全年共用生絲的總數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7頁。）。由于盛澤本地不產絲，這些絲絕大部分來自南潯、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興、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帶動了周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市場需求的發展促進了蘇州絲織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首先是在生產技術方面的進步，民國時期的蘇州絲織業已開始注意現代新技術和機制工具的引進。1919年，由民間袁鐘瑞、沈鵬、張文蔚等集資創設經成絲織有限公司，購進提花鐵機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綢1650匹，每匹價值37元至40元，運銷上海、廣東、天津、北京及長江各埠"。其織出之綢，"新麗奪目，精美異常，尤推為綢業中之特色"（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這一行為榮獲當時農商部的獎勵（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1920年，蘇州從日本引進了第一臺電力絲織機，不久即發展到24臺（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戰前夕，蘇州絲織業已擁有電力織機2100臺（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0頁。），生產工具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次，產品的原料結構發生變化--改變了傳統的以純天然絲為原料的生產形式，一些人造絲與天然絲的混紡品也加入了絲織品的行列。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外人造絲和人造絲織品的輸入，傳統的天然絲織產品受到沖擊（注：據海關貿易報告，我國1919年始有輸入人造絲的記錄，參見《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2-284頁的有關資料。）。

由于人造絲與棉紗的混合品較純蠶絲品價值低廉，很快為國內各個階層人們所喜愛，其"光澤之美麗逾于真絲，更以紡織學之精巧，與棉紗混合制造人造絲之織品價值既廉，用途尤廣"，"財力不能著綢緞者固所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綢緞者亦以其值廉與夫光澤美麗而購用之"，因而"服用人造絲織品者變漸增多"（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1-283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人造絲及外國機制產口的輸入給傳統的蘇州紗緞以極大的沖擊，"生機益形斷絕矣"（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這是世界市場經濟對蘇州絲織業的又一影響；由產品原料結構的變化帶來了蘇州絲織品銷售市場的變化--絲綢貿易開始傾向國內市場，到1933年，盛澤絲織品運銷總額五百余萬元，天然絲織品僅百余萬元，其銷路則"東北已絕跡，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蘇浙閩及長江流域一帶"（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7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絲織品結構及銷售市場均發生了很大變化。

30年代中期，以蠟線和人造絲為原料的中山葛年銷額已占總銷售額的75.12％，其他人造絲織品如條子紡和天真紗，年銷近10萬元；而傳統的天然絲織品盛紡年銷僅6萬匹，加上印度紡，洋紡等品種，僅占總數的16.435（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0-182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銷售市場也主要轉向國內。

第三方面，絲織業的發展，帶來了蘇州地區市場機制及社會關系上的新變化。

19世紀下半葉，震澤業市由內向轉為外向，著名的輯里絲及絲經由湖絲船裝至上海轉口輸出，震澤絲市東延至滬，咸豐十年（1860），震澤、南潯兩地絲商為推動出口，在上海合力組織江浙絲經同業總公會，震澤各絲行，絲經行或單獨或聯合派員常駐上海絲棧，辦理收貨及成交和結算等業務，絲棧建有倉庫，絲貨入棧后，由通事（兼翻譯和跑街雙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銷售，絲棧與絲行，絲經行之間建有相對固定的業務關系（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4頁。）。

本世紀20年代，震澤鎮上絲行共有二三十家，絲行按其經營性質，范圍主要分為三類：鄉絲行--收購土絲，略加整理后轉售于絲經行，綢絲行--收購土絲，大部分為肥絲，分檔后售于蘇州、丹陽、盛澤等地織造綢緞；吐絲行--收購繅絲及搖經過程中剔下的廢絲，整理賣出，大多用于制造絲線。

盛澤鎮的綢領頭，既要幫綢莊選辦貨物，又要代替機戶銷綢，成為介于綢莊與機戶之間的仲賣人，按綢價之高低收取傭金，機戶將綢送交綢領頭，即可向綢領頭支借現金約七八成，綢領頭負責將綢賣出，若有余則交給機戶，不足則向機戶追回前所支借現金的一部分，其特點為綢領頭必須替機戶將綢賣出，而何時賣出，則機戶不能過問（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這些絲行綢莊所反映出來的市場機制來看，這一時期江南市鎮內部管理流通的市場機制較以往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已大不同于傳統封建制度下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牙行內部和領投之間分工極細，它們向生產者傳遞商品市場信息，向商人傳遞產品生產信息--從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場機制的運行功能（注：樊樹志：《江南市鎮的市場機制--吳江個案再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月號。）。

另一方面，絲織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蘇州地區社會關系的許多新變化。"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蘇州紗緞業在盛時，共有木機9000余架，職工30000余人，連同摔花、機具工、掉經等男女人幾之賴以生活者，約十萬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僅盛澤一地，當時"以絲織為業者，殆不下萬戶，男女工作人數殆在五萬以上，所織之綢如綾、羅、縐、紗、紡等類，歲可出數十萬匹至一百萬匹，行銷各地，除本國各省外，其外洋如高麗、＠①羅、印度以及歐美各國，莫不有盛澤綢之銷路"（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眾多的人以絲織為業，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格局。以蘇州地區的吳江縣為例，1935年2月，吳江縣各鄉鎮各類副業總收入為15015942元，其中機織品收入最高，達9580000元，占總收入的63.8％，加上絲、絲繭、綢收入，共10543400，占總收入的70.21％（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09-311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換言之，吳江地區的紡織業收入已大大超過農業收入，紡織業實際上已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主業"。

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經濟中，農村副業無處不在，農副業緊密結合所表現出來的小農經濟的堅韌性，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卻導致了傳統農業結構中"副業"一詞內涵的變化。以盛澤為例，盛澤的織綢并沒有大規模的工廠，"盛澤紡綢，為一種農民副業，無所謂綢廠，農家織綢，賣于綢莊，農民為生產者，綢莊為銷售機關"（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換言之，盛澤的絲織品"皆系零散機戶，散處鄉間，工人即系本地之鄉人，純為家庭工業，……蓋鄉人之居室即為織造之工場。凡機戶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織機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機，且機戶中亦有時織時止者"（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9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些機戶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農民，盛澤的紡織業，也確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但是，仔細探究其內部的關系，就會發現，盛澤的紡織業做為副業，和普通地區的副業大不相同，我們通常所講的副業，主要指農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情況下，于農閑時從事的從屬于農業的一種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而盛澤的情形則不然，"該地農家多以紡綢所得為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大約農戶依此為生者，約2萬余人"（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農，可是對于農業并不重視。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是在于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興盛，他們竟至可讓土地去荒蕪。所以，年歲的豐歉，他們視之漠然，而紡綢業的盛衰，卻是他們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7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在這里，傳統意義上的副業實際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業"。這一變化在當時的全國范圍內或屬鳳毛鱗角，但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這一"主、副業"的顛倒，帶來了江南地區土地關系的新變化。

自清代道咸以來，上海地區農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趨勢，其主要原因是，伴隨近代化的步伐及新興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出現了各種農業外的投資機會。與工商業利潤相比，傳統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他們逐漸放棄了傳統的雇工經營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遷往新興的工商業市鎮，把它們變成新式的工商業資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地權的分散化（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地權分散化的直接體現是以中農為主體的自耕農經濟比重增大，并出現了"一田二主"、"田底權與田面權分離的"現象（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澤鎮從事紡織的農民，他們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他們對于農業并不重視，"農家織綢賣于綢莊為該地農家之主要收入，農國收入反漠視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他們還常常把土地轉租給來此地打工的紹興、溫州等外鄉人，傳統的封建土地關系實際上已被打破。

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土地關系的變化確實值得注意。從明清到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生產力基礎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從歷史"長時段"的發展角度來看，民國初年的蘇州經濟實際上是明清以來江南經濟發展延伸的縮影。在農村，像盛澤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仍是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但由其紡織業的發展而帶來的土地關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新變化，則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逐步解體的一種途徑，也是傳統農村經濟發展前景的一個縮影；在城鎮，隨著大量的專業經濟市鎮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經濟功能的增強，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地主投資。以蘇州而言，從20世紀開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場及機制工廠，開辟了近代機械工業的先河，預示著傳統手工業經濟向近代工業經濟過渡的必然趨勢。

四

本世紀20年代后期始，蘇州絲織品的國際市場呈萎縮態勢。其原因，除傳統產品自身的缺陷--式樣老化，不規范，生產工藝落后，難以適應歐洲新潮多變的市場需求以及消費觀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滯后等因素外（注：據有關史料，生產工藝的落后，制約了蘇州絲織業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市場信息的閉塞，消費觀念的局限使絲織品生產者不能主動調整產品結構，也缺少主動適應市場變化的意識。）。帝國主義的關稅壁壘和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則是導致其絲織品海外貿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國初年，日俄等國為排斥中國絲織品開始征收高額關稅，蘇州絲織品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1932年盛澤各類紡綢的28個品種中，外銷產品只有8個，主要銷往香港、＠①羅、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銷國內（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到30年代后期，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具體地說：

朝鮮市場：后，日本吞并朝鮮，并把持入朝商品關稅。1920年以前尚未加稅，其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三十，最低稅率為百分之十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1920年始征高額奢侈關稅，值百抽百"以拒華綢"（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5-937頁。）。到1931年，日本人造絲大量傾銷朝鮮，并趁杜絕中國絲織品進入朝鮮市場之際，"仿造我國同樣絲織品及人造絲織品，以廉價競賣給朝鮮人所用"，至此，中國絲綢在朝鮮完全絕跡（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895頁。）。

日本市場：自1924年7月開始征收奢侈品稅，值百抽百，"遂無運往者"（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

美國市場：美國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綢"，而"華綢門面太狹，裁西服頗不合算"，且"貨物之光彩"不及他國機織產品，絲綢被擠出美國市場（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4頁。）。生絲方面，由于中國繅絲方式陳舊，絲條不均，不能應付美國綢機之用，因此曾一度風靡美國的輯里絲也逐漸退出美國市場，1923年，中國生絲出口美國僅占其市場的6％（日本占80％強）（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9頁。）；1928年9月，紐約組織生絲交易所以推動日益發展的美國絲業，但交易所明確聲明，"惟將來交易以日本絲為限"，以"華絲價格過高，行銷不廣"，不能迎合美國之標準為理由，拒絕華絲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頁。），中國生絲在美國竟無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國、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國絲織品銷售市場均出現萎縮（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

絲織品作為消費層次較高的商品，售價也較高，沒有棉布的消費層次廣，"吾鄉綾一匹，平價銀2兩以上，織文極細，……弘治間，綾匹官給銀一兩，……近時乃有銀10兩，買綾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計綾匹銀一錢，布匹銀三分而已"（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換言之，一般性的絲織品，其價格要貴于棉布三倍左右，這就使它失去了人數最多的廣大的國內下層消費者，就清代蘇州地區絲織品市場變化看，雖然其在國外市場銷售中仍然保持優勢地位，沒有像棉布那樣受到其它地區產品的嚴峻挑戰，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風的影響，消費層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國內市場有所擴大，但總體上看，絲織品的市場貿易沒有棉布市場貿易廣泛，其產品市場貿易的觸角雖很遙遠，但經濟意義則遜于棉布（注：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就市場購買潛力而言，江南絲織品的真正出路還應該是海外市場。

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成為蘇州絲織業海外貿易劇烈萎縮的致命原因，震澤絲產銷路停滯，價格慘跌，"絲商遂無法維持，相繼歇業"（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7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滬戰爭、日絲傾銷的影響。1934年后，絲價一蹶不振，震澤"絲行相率停業，開行應市者，以嚴墓平望計之，不及從前十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984頁。）；蘇州地區的眾多工廠"先后報閉，無力經營"，創于光緒元年的著名老字號同泰怡紗緞莊"鑒于紗緞業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業（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593-595頁。）。絲織業陷入一片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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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人才所需掌握的東西越來越多是必然的，單一性的人才已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成為同時掌握幾項技能的復合型人才已日漸成為趨勢，國際貧易行業已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單純為7創匯而經營外貧出口的初級階段到現在的已比較優勢交換一一以“雙盛”為目的新階段。

隨著我國加人WTO，中國與世界市場接軌的步伐逐漸加快，國際經濟與貿易業已是我國目前最具增長潛力的行業之一，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創紀錄的兩位數。越來越多的企業把目光瞄向世界市場，外貿事業呈現快速上升趨勢，直接造成了對外貿人才需求的熱潮。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待現今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的需求問題。

1我國外貿發展的現狀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外貿進出口經歷了自2008年H月以來的連續大幅下挫，到2009年3月份開始企穩回升，8月份回升趨勢基本確立，11月份進出口總值同比開始增長，12月份進口和出口同比雙雙出現強勁增長，環比也呈現大幅增長，月度進口值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月度出口值也列歷史第四高位，表明我國對外貿易在加速復蘇。

2用人單位外貿人才需求情況

根據部門高校就業指導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5年內，國內擁有外貿進出口權的企業數量將達到36萬家，是現在外貿企業數量的2倍，僅按每家新增企業需要10位外貿專才，就需要180萬人。而根據教育部門高校就業指導中心統計，中國每年高校類畢業生在13萬人左右，即使13萬人全部從事外貿工作，也只能培養出65萬外貿人才，尚有100多萬人才的缺口。近來，為應對危機對中國外貿的沖擊，政府出臺了各種政策鼓勵重點外經貿企業增資擴產，擴大進出口和內銷，外資企業的引進也直接導致外貿人才需求的上漲。

為了取得更有力，更實際的用人信息，筆者去了中華英才網、前程無憂等國內幾大招聘網站，查詢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各企事業單位對國貿專業的網上招聘要求。從查詢過的公司中可以總結出幾個問題:用人單位對應聘者的英語要求頗高，一般為英語六級以上水平，口語要好，表達流利。大都招聘大專畢業或高中畢業的懂國際貿易的學生，本科畢業的英語專業或國貿專業學生也在一些公司招聘考慮范圍之內。招聘職位以報關員、銷售業務員、租船員、外事秘書、外貿業務員、銷售主管等為主，大多為國際貿易實務。在性別上，客服和秘書要求女性的較多，在銷售、制單等職位上要求男性的居多。而對工作年限一般要求兩年以上者為佳。不盡然的是，企業十分注重應聘者的實際工作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及工作經驗。

3外貿人才結構的需求預測

3.1外貿公司的業務員即外銷員

外貿業務員是外貿企業中從事進出口貿易磋商、談判、簽約等工作的人員，有時可能還要兼顧運輸、保險、報關、報檢等業務，這類人員通常需要國際貿易及相關專業畢業，英語口語一定要相當流利，有國際貿易經驗，熟悉海外市場，熟悉國際貿易整個流程，具備良好的市場開拓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從業人員參加國家外銷從業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考試合格者可獲得國家商務部和人事部聯合頒發的《國際商務從業資格證書》，該證書全國通用，是外經貿從業人員上崗和從事進出口業務的必備條件。

3.2國際商務談判人才

根據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國際商務談判人才會是一個重要需求，主要涉及的領域有信息通訊、生物工程與醫藥、環境保護、新材料與新能源等專業，與市場開發領域的招商引資、海外融資、上市與開拓海外市場等活動。國際貿易的成交金額動輒數百萬美元，對企業來說國際商務談判師是外貿企業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特別是有職業證書和實際經驗的國際商務談判人才在獵頭市場中往往是有價無市。

3 .3各類證書持有者(單證員、跟單員、:報檢員及報關員)

單證員:在國際貿易實施過程中各個環節，無一不是通過各種單據憑證來維持。因此，外貿企業對單證員的需求較大。由于單證員操作技能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外貿業務結匯的時效和成敗，從業要求較高，而現如今的從業人員中，持專業證書的在10%;左右。因此，具有單證員證書者成為就業市場上的“搶手貨”。此外，國際貿易單證操作技能是每個從事外貿業務工作者必備的基本功，大學生進人外貿、外資企業從事外貿工作，一般都從單證操作員做起，因此，求職前最好先考張單證員證書。

跟單員:外貿跟單員是我國商務行業繼國際商務從業資格(外銷員)、國際貨代員、國際商務單證員職業資格培訓考試后第四個崗位的培訓與認證考試，是外貿行業又一熱門職業。跟單員的主要工作是在企業業務流程運作過程中，以客戶定單為依據，跟蹤產品(服務)運作流向并督促定單落實的專業人員，是各企業開展各項業務，特別是外貿業務的基礎性人才之一。

報檢員:2007年，報檢員開始實行全國統考，規定各地檢驗檢疫機構頒發的現有報檢員證書，將停止使用，沒有參加“報檢員資格全國統一考試”獲得“報檢員證書”的人員將不再具有報檢資格，不得從事報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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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加工貿易，出口，應對策略

一、人民幣升值概述

2005年7月21日，迫于美國的強大壓力，為了給中國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1美元兌人民幣從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關口，2005年升值幅度達3%。2006年1月4日人民幣匯率以8.0702起步，經歷了從“緩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過程，一年中升值了2 615個基點。2007年截至12月20日，人民幣升值幅度已達到6.01%。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步伐進一步加快， 2008年4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破7”，為6.9920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以2005年匯改前的人民幣對美元比價8.27651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超過18%。到2010年12月23日，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為6.6466。

一國貨幣的升值意味著與它相比較的那種外幣的貶值，表示一定數量的本幣可以兌換的外幣數量比之前增加了。自從匯率改革以來，人們持續不斷地對匯改的利弊進行討論分析，尤其關注人民幣升值可能造成的對中國對外貿易國際貿易論文，特別是紡織、服裝、玩具等利潤微薄而我國又具有比較優勢的加工貿易產業的不利影響。本文主要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市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

二、匯率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及廣州加工貿易近些年的狀況

匯率作為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因素，對進出口有著重要的影響。關于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尤其是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理論上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1、馬歇爾-勒納條件。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與美國經濟學家勒納指出：一國貨幣相對與他國貨幣貶值，能否改善該國的貿易收支情況，主要取決于貿易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彈性，假定供給具有完全彈性，那么貶值的效果取決于需求彈性。用Dx表示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Dm表示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則當︱Dx︱+︱Dm︱﹥1時，貨幣貶值將會改善貿易收支；當︱Dx︱+︱Dm︱=1時，貨幣貶值不發生作用；當︱Dx︱+︱Dm︱﹤1時，貨幣貶值將會惡化貿易收支。貿易收支通過貨幣貶值得到改善的必要條件是：當︱Dx︱+︱Dm︱﹥1，即馬歇爾-勒納條件。

2、J曲線效應。本國貨幣貶值后，初期由于消費和生產行為的“粘性作用”，進出口不會發生明顯變化，但由于匯率的改變，以外幣計價的出口收入相對減少，以本幣計價的進口支出相對增加，造成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增加或者順差減少，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反而會比原先惡化。一段時期（往往是6至12個月）之后，經常項目收支才漸趨改善；再經過一段時間（往往是1.5至2年后），經常項目收支的改善達到峰值，然后再度趨向下降論文下載。因此匯率變化對貿易情況的影響具有“時滯”效應，呈現“J”的形狀。而貨幣升值情況下，經常項目收支變動則剛好相反，表現為反向J曲線效應。

3、廣州2005年至2008年加工貿易出口狀況。

2005—2008年廣州市加工貿易出口統計

年份

實績（萬美元）

比上年增長（%）

合計

內資企業

外資企業

合計

內資企業

外資企業

2005年

1593628

175247

1418381

17.74

-5.47

21.42

2006年

1814869

208965

1605904

13.88

19.24

13.22

2007年

2022533.74

245761.49

1776772.25

11.44

17.61

10.64

2008年

2223313

283237.89

1940075.33

9.93

15.25

9.19

（數據根據廣州年鑒整理形成）

2005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總額265.8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5.42%。其中出口159.3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7.74%，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9.76%。內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17.52億美元，占全市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10.99%；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141.84億美元，占全市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89.0%。

2006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300.0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86%。其中，出口額181.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1.34%，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6.05%。

2007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總額329.1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7%，其中出口額202.23億美元，增長11.44%，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3.36%。加工貿易出口增速繼續放緩。是年，受國家加工貿易禁止類和限制類新商品目錄出臺影響國際貿易論文，加工貿易出口增幅比上年下降2.4個百分點。

2008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總額358.9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06%。其中，出口額222.3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93%，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1.75%。加工貿易進出口增速下降。加工貿易進出口增幅低于上年0.64個百分點，為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新低。全年加工貿易出口占全市出口總額的比重比上年減少1.62個百分點。

伴隨著人民幣升值的步伐，廣州的加工貿易出口增長速度在加速下降，過分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三、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

自從2005年至今，國際、國內出現經濟環境急劇惡化，外需萎縮加劇了出口額下滑，對外貿易風險加大、利用外資受阻，商品結構尚待優化等困難和問題。作為我國對外貿易出口龍頭的廣州市也受到諸多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市對外貿易的有利影響。

首先，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廣州市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廣州市的產品出口主體中，民營企業占了半壁江山，民營企業又以中小型企業居多，規模較小。產品結構從總體上來說，是以高能耗、低效益、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這雖然能賺取大量外匯，但是附加值很低，資本積累相當困難。由于人民幣升值，使得進口成本下降，因此廣州市可以抓住時機，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從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人民幣升值有利于緩解一部分國際貿易摩擦和對華貿易制裁。廣州在加工貿易特別是紡織品、服裝、鞋類等具有價格優勢，在國際上占有較大份額，在產生替代效應作用下，廣州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使得外國本國的商品被擠出，因此產生反傾銷糾紛。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有些國家利用技術壁壘、環境壁壘、知識產權壁壘等非關稅壁壘對廣州商品出口設限的可能性，由此減少貿易摩擦。

（二）、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不利影響。

首先，人民幣升值過快過猛，會導致廣州市出口的大幅縮減。廣州市的出口貿易大多集中在紡織、服裝、制造業及電子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在于價格，產品之間的差異性小，相互替代性強，因此它們的產品出口價格彈性較大，短期的人民幣升值對其出口將產生不利影響。

其次，人民幣升值削弱出口，增加失業率。加工企業，在升值的壓力下轉向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產業，降低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領域的投資國際貿易論文，導致許多低素質的就業者失業。

再次，人民幣升值過快過猛會挫傷外商對廣州投資的積極性。廣州由于相對廉價的出口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吸引許多外商在華投資并創造出口。人民幣升值后，以外幣作為股本投資的外商企業，在中國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減弱，外商投資成本增加。原來額定的投資項目的資金由于人民幣升值將會不足，外商必須追加投資，增加了外商的投資成本，投資回收期延長，打擊投資積極性。廣州市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沿地帶，人民幣升值可能對廣州的加工貿易出口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作用論文下載。

四、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的應對策略

鑒于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我們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以強化和擴大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對外貿發展的積極影響，緩解和減少其消極影響。

（一）、政府干預及政策支持方面

1、政府應加強對廣州進出口企業在政策上的引導和扶持。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政府應該在進一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遏制對外貿易順差過快增長，促進廣州產業結構升級方面有所作為。主要體現在政策上對出口企業進行適當地引導和扶持。

2、完善法律政策，優化貿易環境。政府要充分利用政治、外交和經濟等手段為廣州企業的出口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改變以往重行政審批、輕服務、指導的工作作風，在實際操作中，各地商務主管部門、金融、保險機構以及駐外機構等可以通過對國際金融市場、銀行的經營狀況的掌握以及對進出口國市場動態信息的了解，及時向相關企業進行信息披露和風險預警，幫助企業提高風險防范意識和安全履約能力，一旦發生合同糾紛，可幫助協調溝通，提出妥善解決措施。

3、積極擴大國內市場需求，減少外貿出口依賴。在過去很長時期內，由于人民幣匯率的相對低估，導致出口強勁增長，我國外貿持續出現巨額順差。我國有13億人口，龐大的人口背后隱藏的是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要真正實現廣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調整經濟結構，減少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盡快實現由“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向“以內需為主”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轉變。同時，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各種配套改革，積極培育、擴大國內消費市場，鼓勵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重點扶持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

4、優化升級廣州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長期以來，在廣州出口產品中國際貿易論文，附加值較低、技術含量低的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占據著重要地位。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廣州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難以發揮，出口企業很難再以單純依靠低廉勞動力和國家制定的低匯率政策開拓海外市場。在廣州很多企業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意識薄弱，所謂的核心技術和裝備基本依賴國外進口。為了廣州對外貿易的長足發展和廣州經濟的持續增長，我們必須調整對外貿易結構，通過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促進廣州外貿結構優化升級。

（二）、出口企業方面

1、作為出口企業，應該積極調整經營理念和出口戰略，加大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力度。加工貿易企業應當注重個性化消費需求，進行產品概念、功能、包裝、運用等方面的創新，以人民幣升值為契機，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加速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出口產品檔次， 提升產品的品牌內涵和設計能力， 創建出口產品品牌優勢，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以積極的姿態贏得主動。同時，出口企業應重視開發新產品、引進新技術、進口新設備，加快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和再創新的步伐，減少高科技新產品對國外的依賴，調整廣州貿易結構，減輕人民幣升值對廣州貿易的不利影響。

2、外貿企業必須調整加工貿易出口的市場結構，改變過分依賴部分地區的出口的增長模式，分散個別貨幣對內貶值導致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并做到靈活應對匯率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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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論文關鍵詞 國際貿易 知識產權 戰略對策

    一、知識產權在企業國際貿易中的作用

    (一)積極作用

    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源豐缺盈余程度將成為企業在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的決定性因素。豍知識的生產成為企業在國際貿易中提高競爭力的手段的同時也將成為企業貿易的主要形式。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含有知識產權的產品與服務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及服務貿易的關系日趨緊密。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所涉及的商標權、外觀設計權和專利權、版權、廣告、地理標志等,一方面能夠極大地提升商品和服務價值,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大量的知識產權糾紛。豎

    一種經濟現象的持續與發展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促進了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加強了知識產權的國際貿易的可行性。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使得當今企業的國際貿易成為可能。豏由于知識產權保護會對企業的國際貿易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可以說,只有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度得到提高,這個國家的企業國際貿易的發展水平才會同時提高。

    在經濟、法律與科技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鞭策和調整的利益機制。“知識”也是一種資源,這種特殊資源的歸屬問題也相應得到解決。為了使特定的智力成果發揮了“知識”的價值,而將知識產權設為法定的專有權。這不僅使權利人擁有了充分的利益,而且還提高了人們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通過法律機制,知識產品取得了一定的權利,某些無形的知識產品則變身成為受法律保護的合法利益?？偟膩碚f,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知識的使用和擴散、知識的產業化乃至國際化的重要條件。

    (二)消極作用

    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企業國際貿易的秩序,這使眾多的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獲益。但事實上,國際貿易的秩序實質上是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貿易秩序,發達國家企業在此獲益頗多,而發展中國家以及不發達國家的企業卻飽受剝削,尤其是中國企業。

    為了能夠快速地與世界的經濟秩序融為一體,中國果斷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為此,中國既要承擔因融入全球化經濟所帶來的經濟風險,也應當享有在世界貿易組織之下的法律規則的保護。而在當今的法律規則制度中,最主要的法律規則的保護是享受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然而,中國步入WTO不久,自2005年1月起發生的多起涉外知識產權糾紛卻使中國陷入了知識產權危機。如英特爾起訴中國某企業生產的語音卡侵犯其專利,又如日本的三洋在電池專利方面與深圳比亞迪產生了糾紛等等。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

    二、我國企業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現狀

    (一)立法方面

    為了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我國做了一系列改進。1982年的《商標法》、1984年的《專利法》以及1990年的《著作權法》都為此奠定了法律基礎。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相繼加入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尼泊爾公約》、《保護音響制作者防止非法復制公約》等一系列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后,我國為了實現對國際公約的承諾,對國內的法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在1993年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使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水平有所提高。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三大法律及其實施細則均按照WTO的承諾和要求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并于2004年對《對外貿易法》進行了修改。另外,2008年又新增了《反壟斷法》。據此,如果權利人隨意亂用知識產權,就會與商品市場上的限制競爭行為相同,由反壟斷法來進行調整。

    配合知識產權立法,最高人民法院也相繼出臺了若干司法解釋,對涉及知識產權的審判工作做出指導,如《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協助人民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

    (二)政策方面

    我國對于知識產權的政策,方向明確、層次清晰,尤其在國家正式啟動知識產權戰略以來,更是對知識產權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比如,在2006年頒布了《2006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確切地指出了當年的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的計劃,顧全大局的同時抓住了重點,科學合理,可操作性強。

    另外,為了加強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商務部已經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紤]到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此制度必須是與我國國際貿易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到2020年,我國與國際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戰略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1)建立系統、完善的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2)加強對外合作,參與制定多、雙邊國際規則,切實有效地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知識產權人利益。

    三、我國企業知識產權應對戰略

    (一)專利對策

    政府在推進企業專利戰略方面扮演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企業專利戰略是介于區域戰略與行業專利戰略的中介,也是整個國家專利戰略實施的基礎。政府從宏觀角度加強戰略協調方面的指導具有重要作用。具體來說,政府在推進企業專利戰略實施方面的功能和使命主要包括:第一,啟動國家專利戰略工程,為企業全面、有效實施專利戰略提供切實可行的宏觀指導。第二,完善專利政策和法律法規體系,為企業專利戰略實施提供政策導向和制度保障。第三,加大專利保護宣傳力度。第四,加強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和扶持力度。第五,為企業和公眾搭建公共信息平臺,強化專利信息網絡基礎設施服務建設。第六,培訓企業專利技術管理人才,為企業專利管理和戰略服務。

    企業需要盡快樹立專利競爭觀念、專利戰略意識和專利經營意識,密切追蹤國內外專利戰略特別是跨國公司專利戰略發展動態,加緊制定和實施專利戰略。我國企業的整體經濟能力和技術開發能力都比較薄弱,可以在專利戰略實施模式上,采取追隨戰術,在緊密跟蹤國內外專利發展動態的基礎上,通過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圍繞基本專利技術開發外圍專利,創設自己的專利戰略防御系統,突破跨國公司的專利壁壘。同時,還要加強專利實施、重視專利文獻和情報分析、完善專利激勵機制、構建自己的技術標準和加強企業的專利管理。由于打破以國外跨國公司為突出代表的專利權的封鎖是我國企業對外貿易中需要高度重視和關注的問題,企業特別需要注意以下四方面:第一,高度重視國際貿易領域專利權問題,摸清情況,有的放矢;第二,重視海外專利申請;第三,遇到專利法律糾紛時果斷采取適當對策;第四,重視定牌加工(OEM)中的專利處理對策。

    (二)商標對策

    目前,企業市場競爭,不僅僅表現為技術之間的競爭,同時也表現為品牌之間的競爭。商標是企業信譽和企業形象的載體,尤其是勤勤懇懇逐步培養起來的馳名商標,則成為了企業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銳利武器。正是由于商標在現代市場競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國外跨國公司不僅在目標市場國家和地區申請了大量的專利,而且申請注冊了大量商標。這種做法值得我國企業借鑒。在此基礎上還要加強商標管理,包括商標的注冊、使用、商標文件資料的保管、商標標識印刷、商標投資管理、權利維護等內容。同時還要保護企業的海外商標權,主要涉及海外商標確權、防止他人在海外搶注商標、打擊在海外侵犯我國企業商標權的行為等等。

    根據國際經驗,實施商標的國際化經營戰略、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品牌,是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企業向國外市場滲透并最終取得國際市場競爭優勢的重要經驗。比如在日本的家用電器、電子、汽車行業,松下、本田、三菱、東芝、索尼等品牌早已經是全球家喻戶曉的馳名商標。這些品牌的國際化經營,從市場營銷學的角度看是由于需求的國際轉移,因為需求的國際轉移為品牌的國際化提供了內在動力和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企業應該抓住機會,啟動國際化經營戰略,這也是我國企業在與國外跨國公司較量中必須學會的本領。

    另外,還要選擇好正確的商標戰略模式。企業的戰略存在不同的模式,而且對具有不同技術和經濟實力的企業來說,在戰略模式的選擇上也不盡相同。如就擁有馳名商標的企業來說,利用商標手段獲得競爭優勢的商標戰略、聯合商標戰略和防御商標戰略是其中的重要模式。就品牌定位和使用模式來說,個別商標戰略、統一商標戰略就分別適用于不同的市場定位的企業。在新產品市場上,也存在不同的商標戰略模式。因此,選擇正確的商標戰略模式非常重要。

    (三)知識產權糾紛對策

    從我國企業的整體實力出發,綜合評價我國企業對外貿易中具有的知識產權的實力,可以得出:我國企業的自主知識產權研發仍處于國際貿易的劣勢當中,受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因此,必須加快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開發和利用,同時在當前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中保護我國企業的利益并盡可能尋找突破口。

篇(5)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6)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較宋時的中國大大拓廣，可耕地面積明顯增加。同時，人口經歷銳減再恢復的漫長時期。例如，元朝終其全期人口未見恢復到宋的歷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國的人口才重新超過南宋時的規模(圖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過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應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紅薯、花生等土地節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國普遍栽種，有助于減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

公正地說，與明清兩朝的統治者不同，元朝統治者承繼的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帝國，因而主觀上不但重視陸上貿易和海外貿易，而且重視手工業生產。但是從要素稟賦的變化看，元朝的人口銳減和土地銳增這種逆向變化會使土地和勞動反而從勞動密集型部門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門，使中國很難自發向工商社會演進。難怪元朝統治者需要掠奪工匠，將他們當奴隸使用，或強迫他們輪流到官府服役。相對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經濟原則之上的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元朝要靠對工匠的強制來發展工商業，自然是一種大倒退(陳智超、喬幼梅，1998，PP．696—697；漆俠，1999上冊，P.34)。同時，鑒于存在大批因長期戰亂而荒蕪廢耕的土地，元統治者執行一條重農主義政策(黃仁宇，2002，P.174)，用軍屯和民屯的辦法恢復農業生產。軍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將大批年富力強的兵士轉化為農業勞動力?！懊裢偷膭趧恿σ徊糠謥碜哉心迹徊糠謥碜砸泼?；也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強制編為‘屯田人戶’的‘中產之民”’(陳智超、喬幼梅，1998，P.614)。這樣做，雖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卻導致人口，特別是作為城市中堅的中產之民流向農村，流向商品經濟落后的北方。元統治者對民間經濟的剝削和恐怖統治也是歷代少見的(黃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統治者在主觀上沒有限制海外貿易，對城市的工商業則通過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擴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稟賦以及所形成的社會—經濟制度與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場機制的自我發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國走出農本社會。

明朝的要素稟賦使人口有極大的回旋余地，同樣十分不利于中國社會向工商社會演進，而且政府的政策對工商城市的進一步發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組織遷民。從蘇、松、嘉、湖、杭前往臨濠，從山西遷民于北直隸、山東、河南等，是幾次最大的行動。爾后官方移民漸少，人口自發流動依然繼續，猶以‘人稠地狹’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蘇、松等地區輸出人口為多”(陳智超、喬幼梅，1998，P.25)。尤其將江南居民或強迫，或自愿遷往農村，必然推延中國這塊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區向工商社會演進。雖然明朝中期后隨著人口的增長，江南一帶人口壓力上升，中國社會再次產生向工商社會過渡的內在沖動。然而，明朝長期實行海禁，社會—經濟體系十分封閉，海外貿易重新納入了朝貢體系，使明朝向工商社會演變的條件要較宋朝更為欠缺。

海外貿易是由政府壟斷還是有民間參與，決定了為何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沒落，最終為英國取而代之。這是因為海外貿易本質上是一個高風險和高回報率的經濟活動，需要很多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例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必須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遠洋過程中的各種困難。另外，海外貿易所需資金十分龐大，周轉的速度十分緩慢，有時長達幾年，而且包含極大的自然或人為的風險。為了解決融資的困難并幫助化解投資風險，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應運而生，并帶動其他金融制度的誕生和完善。這種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核。如果沒有海外貿易巨額利潤的刺激和各行各業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無法持續的。工業革命在市場機制能自由運轉的英國發生，而不是在王權高于市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發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貿易由王室壟斷，既無助于市場機制的發育，特別是金融制度的演進，又無助于民間經濟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對外貿失去興趣，外貿因無成熟的民間力量的支撐而很快凋零(陳志武，2003)。所以，在實行海禁的條件下，中國向工商社會的演進是走不多遠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雖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帶又有向工商社會演變的內在壓力，但是這種人口壓力會不會最后沖破海禁和理學的束縛，使中國融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早期全球化進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為這個過程再次為中國地理稟賦的巨大變化而中斷。滿族入關使中國人口再次銳減的同時(圖一)，極大地開拓和鞏固了中國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別是農耕條件良好的東北疆域，并鞏固了對臺灣的。這種人地比例的變化使重農主義有了再次實行的客觀基礎和內在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國最有希望向工商社會演進的江南一帶，清朝的統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鎮壓也特別殘酷。例如，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對昆山、江陰、蘇州、嘉興、寧都、海寧的屠殺，清軍殺死總數達好幾十萬的人口，江南這塊土地的元氣無疑受到極大的摧殘。

明清之后，中國的許多歷史名城仍在。然而它們逐漸退化，既失去國際貿易的機會，又因全國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發展工商的機會。即使宋朝時一度成為工商兼外貿型的城市，例如開封和杭州，此時也已經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為中國社會提供內生增長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術。中國社會喪失了內生增長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幾個皇帝雖然被不少人歌頌為明君，其實他們并沒有遠見卓識為中國帶來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沒有敏銳的目光看到主動參與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們的千秋功業只是使中國的疆域大為擴大，并將北方的蠻族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國北疆威脅，使在垂死之前獲得一次難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壓力再次升高時，世界的格局已經儼然形成，中國和歐洲先進國家的差距也已顯著拉大。等到19世紀40年代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時，中國社會已經爛熟，全國上下對已經發生了劇烈變化的外部世界幾乎失去了辨識和溝通的能力。

由于華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帶自古便能支撐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國雖較中東古文明的崛起時間要晚得多，但比起較不利于農耕的周邊地區來，還是較早地出現了有文字、城市等為特征的農業文明。這種較先進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這一核心農業區。人口壓力一般通過向西、向北、向東北，特別是向南的周邊地區的遷移獲得舒解。這種周邊存在廣大未開發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環境，使中國的文明日益壯大，并在古希臘文明衰敗之后，在長達1400年間，在實用技術方面領先于世界。但是，這種環境又使中國文明容易產生內在的惰性，因為不需太多的社會變革便能靠重復繁殖而自我延續。同時，這種地理環境形成的皇權至上的政治結構，也十分不利于對真理的徹底探索和科學傳統的形成。

中國的主要各朝都面臨邊患，唯有宋朝既未能像漢朝之驅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像清兵入關，短時間便征服全境，使明朝的中國無從獲得制度創新的機會。南北宋與遼、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國前后對峙將近300年之久。這些所謂‘蠻族’建立的國家，其實早已吸收漢族文明中的許多東西，與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為先進。這種長期而劍拔弩張的南北對峙，既給中國的傳統體制帶來嚴重的挑戰，也帶來探索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發展途徑的難得機會，使地理稟賦的改變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深刻影響有比較充分的時間獲得體現。

果然，宋朝不但達到歷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態也有很大的突破，由軍事—政治中心演變為工商和外貿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遷徙自由、經商自由和外貿自由也較前朝為高。期間中國出現和農業并無直接關系，但對工商、軍事和外貿的發展至關重要的科學發明。這說明，疆域相對人口的不利變化，使宋朝更有內在的壓力和動力尋找農業之外的謀生機會，特別是工商和海外貿易的機會。

然而畢竟這是一種前無古人的社會試驗，并不能像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那樣，有工業革命以后發達國家現成的榜樣和啟示，因而可以自覺地作制度設計和政策選擇以克服地理環境的限制。所以，盡管宋朝比中國的其他朝代更有機會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但實際上宋朝并沒有完成這一任務便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擁有先進武器的宋朝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繼起的各朝相比，或和世界同期國家相比，宋朝確實代表中國在人類活動的主要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時期。但是，宋朝距離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仍很遙遠。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學革命的前提外，還要有五大條件。對比這些條件，可以說，宋朝的地理稟賦較不利于中國繼續因循守舊地走農本道路，因而有利于中國尋找新的生存、發展之路。當時中國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貿為導向的城市體系，出于稅收的壓力，政府給予民間較大的海外貿易的空間。在這三個條件上，宋朝似乎比后來的朝代更接近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但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宋朝仍面臨許多障礙；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問題上，則存在致命的弱點。例如，對逐漸勃興的市民文化，傳統儒學以禁錮人性的理學作回答。對日益壯大的民間經濟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則強調法家的富國強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復農本社會和建立政府對經濟的壟斷。這說明，即使宋朝能確保自己的安全，要沖出農本社會還面臨傳統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許多阻力。然而，最不利的是，當時的歐洲尚處于中世紀的黑暗之中，科學革命尚未開始。即使宋朝有通過外貿吸收外來知識的愿望和內在動力，也無從分享要300年之后才會發生的科學革命成果。地理稟賦使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機會分享古希臘的科學傳統。所以，要宋朝獨立地發生科學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也沒有發生。宋朝發生的是實用技術的突飛猛進。

難怪李約瑟要感慨，為何科學革命只發生于歐洲，而不是中國或印度。上文指出，由于地理稟賦的原因，古希臘這樣超前的城邦文明只發生于巴爾干半島。包括希臘在內的歐洲公元后不久便沉淪于中世紀的黑暗，使中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歐洲于15世紀末重新發現古希臘的智慧與科學傳統，中國便再次失去了對世界的領先。所以，對李約瑟之謎的回答似乎可以總結如下：首先，中東的古文明遠遠早于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其他文明。在希臘文明崛起后，西方文明在科學和技術方面更走到世界的前列。古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在公元2世紀左右衰敗后，至西方于16世紀重新發現古希臘智慧的整個1400年期間，是中國領先世界的時候。

但是，中國失去領先地位是一件事，衰敗得如此迅速則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繼宋而起的各朝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發生極大的逆轉。結果是人口的空間分布由宋朝比較發達的勞動密集型部門帶來的相對集中退化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門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對廣布。成為對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歐國家將眼光轉向海洋和新大陸，以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面對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陸、陌生的文明，這種新的發展途徑既有可能帶來暴利，也面臨巨大的風險，急需新的知識、新的技術和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因此，西歐有強大的動力復活古希臘的科學傳統，使之發揚光大。此時，中國卻因獲得廣大的新邊疆而重新回到傳統的沿陸路擴散人口的老路上去。這條路中國幾千年來已經駕輕就熟，對社會組織和技術并不構成太多的挑戰，卻造成人口在空間上的分布越來越散。在當時的基礎設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間的社會聯系必然削弱，導致社會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國嚴重喪失城市的積聚效應和內生增長的源泉。結果，連實用技術的發明也日趨沉寂。

發生于1776年的工業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實質是通過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分工和貿易，利用專業化帶來的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促進經濟的發展。以英國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等杰出經濟學家的指引下，比較自覺地遵從這種發展模式，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創造發明層出不窮，影響遍及全球。這說明，這場革命后地理稟賦對社會形態的演進的影響大大減小，因為再沒有一個民族能繼續傳統的生產方式而不受懲罰。然而，由于慣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環境的局限而不能自拔的民族處處皆是。

令人高興的是，自1978年來，中國主動通過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使經濟和社會日益變得自由、開放、充滿活力，并使中國的東部沿海成為世界分工鏈的重要部分。然而，對中國通過什么途徑實現現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觀點。中國因此面臨如下的兩難問題。是進一步改革社會—經濟制度，以便讓東部沿海獲得更多的制度創新的空間，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鏈的較高部位；還是出于對糧食安全、社會穩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等等的過多憂慮，對進一步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疑慮重重。換言之，究竟是通過徹底融人世界經濟，在社會—經濟體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軌，以求實現自身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是拒絕徹底走出農本社會，限制農民進城定居，力保糧食自給，以發展小城鎮和農村工業化為途徑，力求避免徹底融入全球經濟的爭論并沒有結束。

在筆者看來，前者不但能使東部地區沿著世界分工鏈更快上升，還能使中西部分享東部繁榮；后者只會使中國重陷低水平的、重復的分工怪圈。這一爭論對中國能否順利完成趕超世界先進民族的任務，并在完成趕超任務之后能否再次像宋朝那樣成為具有原創能力，并能占據世界分工鏈上端的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研究宋朝社會轉型失敗的歷史教訓，對有悠久的自給自足和孤立、清高傳統的中國來說，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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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唐代；絲綢之路；藥材貿易；研究方向；意義

一、研究狀況

唐代絲綢之路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沿絲綢之路的朝貢、貿易情況在當時極為普遍，規模相當宏大，其中尤以中亞地區的粟特人與漢人之間的貿易活動為多，與之相關的歷史資料也比較豐富，因此這歷來是中外學者關注的焦點。但是，專門研究藥材這一特殊商品在唐代長安至中亞地區沿絲綢之路貿易情況的論著目前還是比較少見，與之相關的成果大多散見于唐代“絲路”貿易的著作或論文之中，缺乏獨立篇幅的、具有針對性的研究。李明偉的專著《絲綢之路貿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從古代絲綢之路的開拓一直寫到清代沿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其間唐代“絲路”貿易部分篇幅最長，內容極其詳實，論及阿魏、蓽茇等胡藥沿絲綢之路被引入中原地區，后來為我國唐以降的醫療事業所利用。在這些被引入的胡藥當中，有一類并非完全以醫療為目的的特殊藥材――香藥，頗受唐人歡迎，陜師大溫翠芳博士的畢業論文《唐代外來香藥研究》（重慶出版社2008年出版）從各類香藥的來源、用途以及貿易情況詳細探討了唐代香藥經絲綢之路流入長安等地的情況。此外，還有何敦鐸的《唐代對外貿易及其成就》（載于《史學月刊》1989年第6期）、程喜霖的《唐代過所與胡漢商人貿易》（載于《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卞蓉榮、韓海梅的《絲綢之路上唐與中亞粟特的文明交流》（載于《西安文理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岳東的《唐代六胡州、洛陽間的粟特商隊》（載于《晉陽學刊》2015年第4期），這些學術論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唐代外來藥材經絲綢之路由中亞地區進入內地的情況。我國的藥材在唐代亦有沿絲綢之路運往中亞等地的，法國學者阿里?馬扎海所著《絲綢之路和中國文明》一書中，有《大黃和絲綢之路》一章，論及中藥材大黃在漢唐時期就已經絲綢之路運往中亞、西亞甚至歐洲，大黃是唐代的少數出口藥材之一。以中亞粟特人為主的胡商在長安等地經商者甚眾，葛承雍的《論唐代長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環境》（載于《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楊磊、孟楠的《唐代西域胡商在內地的活動及其管理啟示》（載于《蘭臺世界》2015年第24期）描述了中亞商人在內地經商生活的場景。這些商人中有些專門進行藥材的貿易，陳明的《“商胡輒自夸”：中古胡商的藥材貿易與作偽》（載于《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考證了唐代胡商的胡藥經營情況，以及他們以次充好、真中雜偽，在藥物的性能、形狀、顏色、質地等方面作假的行為。在來自中亞、西亞的胡商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唐政府一直在加強和完善對胡商的管理。李葉宏的《唐朝絲綢之路貿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以過所為例》（載于《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討論了唐代針對胡商的過所制度，這是唐朝政府管理絲路貿易的重要手段，它的實施有效地維護了絲綢之路貿易的正常秩序，保護了商人與商品的安全。劉晶芳的《唐朝絲綢之路貿易管理法律制度析論》（載于《蘭臺世界》2014年第12期）則從法律制度的變更角度分析了唐王朝對胡商的管理。

目前需要針對唐代長安至中亞地區經絲綢之路藥材貿易情況做以專門的、有針對性的研究，試圖填補該問題研究上的空白。具體來說，基本研究內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二、研究方向

1、中亞藥商將胡藥帶入內地并完成貿易的具體方式

我國醫藥學歷史久遠，體系完善，但是為何在唐代中亞等地區的商人能夠將外來藥材沿絲綢之路帶入內地，并很快為國人接受，這很值得具體研究。另外，在唐代來自中亞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將中亞、西亞甚至歐洲、非洲的一些藥材帶入國內，完成交易。這些胡藥是以怎樣的方式和途徑進行買賣，這些藥材在唐代究竟價值幾何，均需進一步考證和研究。藥材的買賣是在怎樣的交易場所，存在什么交易形式，如何影響唐人的生活，都屬于此方面研究所關注的內容。

2、唐代中國的藥材沿絲綢之路出口至中亞地區的相關內容

從漢代開始就有我國藥材沿絲綢之路運往海外的記錄，但迄今為止，學界對宋代以前中藥材的對外傳播研究有限，因此，唐長安及其他內地地區的中藥材出口情況研究也是本課題研究的重點內容，中藥材中的哪些藥材在唐代經由絲綢之路傳播到中亞以及西亞、歐洲、非洲北部地區，與此同時，來自我國內地的各類中藥材如何影響這些地區人民生活，為當地人民祛病救災、和諧生活帶來怎樣的幫助，亦是需要查考的重點。

3、唐政府對沿絲綢之路藥材貿易的管控情況，包括相關的政府機構、官員、制度、法律等

唐代沿絲綢之路的商品貿易規模巨大，因此政府出臺了很多專門管理貿易的制度或者法律，但其中如何針對藥材運輸、買賣的政策、制度，仍需具體進行研究。另外，針對胡商或本地商人在長安等地經營外來藥材，有著怎樣的管控手段，亦須進一步研究探討。

4、唐代胡藥的活株引進和本地栽培情況

從整個中國歷史上來看，有大量海外藥材活株引進并成功完成本地栽培的文獻記錄，較為有名的例如明清時期由印度引入中國的番瀉葉。那么，唐代沿絲綢之路的藥材貿易過程中，究竟有多少種藥材被成功引入內地完成本地化的培育，值得深究，這也是一個涉及到中國科技史、醫學史、農業史和經濟史的重要歷史問題。

概而論之，本課題所涉及的基本內容包括唐代中亞地區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內地的胡商、胡藥以及我國沿絲綢之路出口至中亞地區的藥材等相關的全部問題，這涵蓋了唐代長安至中亞地區的政治、經濟、醫藥、貿易、地理、科技、農業、人口以及百姓生活習慣等諸多方面問題，值得深入地進行探討和研究。

三、難點突破

本課題針對唐代長安至中亞各國藥材貿易的研究，主要需突破以下三個難題：

1、唐政府對于藥材進出口貿易出臺了怎樣的具有針對性的管理制度

藥材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從漢朝開始沿絲綢之路的貿易中都存在藥材的身影，但唐王朝是否和后來的宋朝一樣針對藥材進行了具有針對性的國家管控措施，有待進一步考證。目前所見各種關于絲綢之路貿易史的研究成果，均未明確指出唐朝政府如何管理藥材的輸入輸出，本課題擬進行具有針對性的考證和研究，盡可能地突破這一歷史研究的空白。

2、非香藥藥材經由中亞進入長安及其它內地地區的原因、途徑以及具體的貿易情況

唐代有大量胡藥流入內地，這一點在唐代及其后的醫書中可窺見一斑，但是關于藥材在唐代如何經中亞地區、我國新疆地區完成貿易，在貿易過程中又是如何管控，目前資料較少，不易考證。故需要翻閱大量不常見資料，如有可能甚至需要查閱海外資料。

3、中藥材沿絲綢之路出口至中亞地區并對當地產生影響情況研究

中藥材（如大黃）經中亞、西亞商隊帶出國門的記載，自漢代就已經開始產生了，但是我國史料往往記錄極簡，又未有中藥材如何影響當地人民生活的文獻，因此中醫藥對海外的影響研究往往受到限制。近年來，隨著不少海外資料，特別是西亞、中亞地區的文獻資料的發掘和翻譯，有利于我們對該問題重新認識和加以探討，這也有利于我們更了解歷史上中醫藥的海外影響，對今天中醫藥走出國門提供借鑒。

四、研究意義

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利于理清我國唐代時期中亞地區與我國，特別是唐長安一代在醫藥方面的往來。從唐以降各種醫書藥方來看，大量的外來藥物進入我國，豐富了祖國中醫藥學的內容，但是此前對于外來藥物如何沿絲綢之路經中亞地區進入我國并為我國醫家接受，學界討論甚少。本課題希望通過發掘資料，對比中外史料，并進行個學科文獻之間的交叉比較，能夠盡可能詳盡地將外來藥物國藥化的過程呈現出來，還原歷史。

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利于明確藥材這種特殊商品在沿絲綢之路貿易過程中的特殊地位。德國學者李?；舴?877年出版《中國》第一卷指出，在中國古代絲綢之路貿易中，藥材是僅次于絲綢的重要商品。但就目前來看，絲綢之路雖然已存在了數千年，但是學界對于沿絲綢之路藥材的貿易情況研究還有待深入，本課題的研究，至少可以明確唐代藥材貿易的情況，這對沿絲路藥材貿易這個大問題可以有一定的貢獻。

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利于對明確我國醫藥學在海外地區的影響具有輔助作用。任何事物的傳播和影響首先是實物的交流，醫藥學也不例外。中國醫藥學，特別是養生學，在海外地區具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早期也是通過藥材或其他與之相關的實物的交流而產生的，因此對于本課題的深入研究，有利于進一步明確中醫藥學在中亞、西亞甚至歐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

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利于中醫藥借力“一帶一路”戰略擴大海外影響。近年來，祖國中醫藥事業在海外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也掀起了學習中醫藥原理、利用中醫藥技術的熱潮，本課題的深入研究將為有力地推廣中醫藥事業奠定一定的基礎，找到一定的規律。與此同時也能更好地了解中醫藥應當從什么角度更好地融入中亞以及西亞醫學，為當地人民做出更大貢獻。

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利于為“中醫藥”這個特殊商品和文化產品找到更好的海外傳播途徑，有利于為陜西中醫藥事業開拓更廣闊的海外市場。研究歷史是為了找到規律，目前我國正在全力致力于中醫藥事業的海外擴展，試圖使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人民接受接納中醫藥，那么這就需要在歷史中找到相關的規律，按規律辦事，推動中醫藥事業的國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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