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農村電商行業商業模式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這又是最壞的時代――利率市場化腳步不斷加快、互聯網金融異軍突起加入戰局、金融脫媒趨勢日益深化、監管方式不斷升級、存款保險制度和市場退出機制的建立已箭在弦上……農商行曾經引以為傲的規模速度型的發展方式，正在逐漸失效，甚至成為包袱。

改革征途，棋至中盤。面對嚴峻的挑戰，重獲新生的農商行應該如何應對？追逐現代金融企業夢想的出路又在何方？通過轉型發展釋放新的改革紅利，似乎成為農商行突破發展險灘，駛向現代金融企業彼岸的不二選擇。

遇困境：“內憂外患”倒逼轉型

“與十年前相比，農信社、農商行面臨的發展狀況更好了嗎？”面對記者關于農商行轉型發展的采訪，一位農商行董事長以一個這樣的反問打開了話題。“十年來，農信社改制為農商行，在體制、機制和自身實力方面，都有了大幅的提升，這是事實。但在我看來，農商行如今所面臨的發展環境和外部形勢，與十年前相比，一樣困難，甚至更加嚴峻。如果說十年前農信社面臨的是生存危機的話，那現在農商行所面臨的則是一種發展的危機。這種危機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所以，用‘內憂外患’來形容農商行當前的發展環境，并不為過。”

內憂外患？！用這個看著驚心動魄的詞匯來描述當前農商行面臨的種種發展挑戰，似乎確實不失貼切。

從外部挑戰來看，一直以來緩緩潛行的利率市場化步伐，從去年開始突然加速，目前貸款利率已經放開，從央行透露的公開信息來看，存款利率實現完全的市場化，也將在不久成為現實，這無疑會給銀行業的經營模式和盈利能力帶來巨大的壓力。眾所周知，由于有國家利率管制的護盾，幾十年來，我國銀行業一直以存貸款利差收入為主要利潤來源，而農商行等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更是如此。由于受自身實力和產品創新能力等因素所限，目前農商行在中間業務收入拓展方面進展緩慢，基本處于探索、起步狀態。一旦利率市場化實現，農商行的利差收入將被進一步壓縮，給農商行的盈利能力帶來嚴峻考驗。

這似乎還不是最壞的，讓農商行等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倍感壓力的，還有正在醞釀推出的存款保險制度和市場退出機制。這意味著幾十年來隱含在銀行背后的國家信用擔保將徹底抽身而去，轉而通過市場手段來解決銀行的最終信用擔保問題。銀行將不再是“只生不死”的黃金行業，一旦銀行自身經營不力，最終將不得不面對被市場淘汰的命運。

政策層面的壓力迎面而來，而來自市場方面的挑戰更是步步緊逼。一方面，隨著城市金融市場的日趨飽和及國家政策的不斷引導，農村和縣域市場正在成為銀行業積極拓展、布局的新藍海。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新型金融機構等，都在不斷加快農村金融市場的布局。農商行等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的明顯優勢，正在遭遇強力挑戰，農村金融領域的市場競爭逐步呈現出白熱化的態勢。

另一方面，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觸角不斷向金融行業延伸，互聯網金融異軍突起。在電腦上輕敲鍵盤，通過移動終端的無聲操作即可完成金融交易，并能收獲高收益的金融服務――各種“寶寶”們和P2P網貸在帶來一場全民金融狂歡的同時，也使得我國銀行業的業態和商業模式在悄然間被改變和顛覆。原有的產品和服務已經逐漸無法滿足客戶的金融需求和體驗，存款在流失、客戶在流失，原有的盈利模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外患頻仍，內憂則更讓人憂心。農商行十年狂飆突進式的發展，得益于十年改革紅利效應和市場寬松環境，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如今這兩大助力因素正在發生逆轉。一方面，隨著體制、機制改革的初步到位，改革紅利效應對于農商行業務發展的刺激效應正在逐漸消退。而農商行內部，經歷了十年暴風驟雨式的變革洗禮，對于進一步推進改革的熱情也逐步開始呈現出疲態。另一方面，農商行過去十年賴以高速發展的以規模擴張為導向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正在逐漸失效。在新的經濟金融形勢和外部監管趨嚴的背景下，以高增長、高資本消耗為特征的經營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甚至成為繼續前行的包袱……

面對新的政策環境、新的市場挑戰、新的經營局面，加快轉型發展似乎成為唯一的選擇。“不轉型，改革將難以實現突破；不轉型，原有的發展方式將難以為繼，甚至已經取得發展成果，都可能在激烈市場競爭的蠶食下逐步喪失。”

謀對策：轉型之道路向何方

回溯過去十年的發展歷程，以速度和規模擴張為核心的粗放式發展和以息差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盈利模式，成為農商行實現快速崛起的兩大主要依托。

隨著監管方式日趨升級，如何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應對好資本約束的“緊箍咒”，成為整個銀行業必須面對的新課題。這意味著，農商行過去十年那種無往不勝的“高資本消耗、高成本、高風險偏好”的外延式擴張之路，逐漸走向了盡頭。另一方面，利率市場化時代的全面到來，資金成本必然隨著市場競爭被進一步抬高，而隨著存貸款利差空間的縮小，以往那種不計成本地獲取資金、隨行就市投放資金，然后坐等獲利的經營策略將徹底失效。能否在經營中獲得預期收益，考驗的將是各家銀行對于資金的運營能力和資產負債的綜合管理能力。如果不能在上述兩種能力上獲得提升和突破，未來，農商行即使能夠憑借自身傳統的網點、人緣、地緣優勢獲得資金，也不一定能夠實現盈利，“規模不經濟”將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魔咒。

“轉型發展的本質，是找尋一條在新的市場環境下，實現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新的商業模式和發展道路。具體到農商行的轉型發展根本方向上，就是要轉變與科學發展不相適應的經營理念、發展方式和管理模式，實現粗放式經營向精細化管理、外延式擴張向內涵式發展的轉變。”一位在改革洪流和市場開拓中打拼十年的農商行董事長，這樣解釋自己對于轉型發展的理解。記者通過一系列采訪發現，這一對于轉型發展的理解，已經在整個農商行乃至農信社系統成為共識。

不僅于此，對于未來實施轉型發展的戰略性規劃，各地農商行（農信社）也有著高度的相似性：規模和速度已經不再是關注的焦點，而質量和效益則逐漸成為一切發展戰略和經營策略聚焦的核心。

記者通過采訪、梳理后發現，當前農商行的轉型戰略重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經營理念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堅決摒棄傳統的“規模沖動”和“速度情結”，樹立講質量、重效益、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理念，始終把質量和效益作為首要目標，追求平衡發展。落實資本約束、財務約束和風險約束，避免為追求短期利益和考核套利，不計成本地拉存款、拉客戶，不計資本地沖規模、爭份額，不顧風險地爭放貸款、違規經營。而更多地依賴技術創新、業務創新、智力資源推動業務發展，探索經得起經濟周期和時間檢驗的新的發展模式，成為農商行共同的探索訴求。

其二，經營模式由傳統“存貸匯”向“綜合金融”轉變。堅持以客戶為中心，加強多元化業務經營的拓展力度，為客戶提供一站式、一攬子、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正在成為業務模式轉型的主要方向。在具體路徑上，堅持以專業的產品設計滿足客戶需求，通過走“資本節約型發展”和“綜合經營”之路，使農商行從傳統的、低層次的“存貸匯服務機構”向“綜合金融服務商”、從“融資中介”向“服務中介”轉型的探索，正在掀起一波熱潮。

其三，管理模式由傳統的“總行-支行”機械式管理傳導模式向集約化、流程化方向轉變。堅持以市場和客戶為導向，全面整合業務和管理流程，實行機構扁平化、業務垂直化、風險集中化管理。探索試行事業部制，發揮專業優勢，提高管理效率和市場響應速度，徹底解決原有管理架構形成的條塊分割、信息傳導不暢、制度執行力低下等問題，從加強風險管控和提高運營效率出發，完善前中后臺平行運營和總部與分支機構垂直運營機制……一系列內部管理變革正似春潮涌動。

其四，盈利模式由主要依靠存貸息差向收入多元化轉變。農商行日益意識到中間業務對于平衡業務結構、優化和完善盈利模式的現實意義，開始探索建立中間業務發展的組織管理、業務推進、資源配置、考核激勵等長效機制，強化中間業務的地位和作用，實現收入多元化。同時，更加注重服務由“柜臺型”向“離柜型”轉變。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電子銀行在節省資源、降低成本、高效服務等方面的優勢，被充分重視并逐漸成為農商行探索提供現代金融服務的主渠道。

古人云：“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時刻保持危機意識，就能夠使我們努力從危機尋找轉機，并迎來生機。某種意義上，當前的發展“危機”也是一次重生的契機，能夠促使農商行開啟一段轉型發展的新征途。目前來看，至少在戰略方向上，農商行的轉型之變，令人充滿期待。

定勝負：固本強基決勝未來

在這個以“變”為核心的商業時代，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不僅在于能否跟得上市場變化的腳步，順勢而變，更加重要的是在種種變化面前，要能守得住自己的本色，保持住戰略定力。

對于投身轉型發展洪流的農商行而言，無論發展戰略和經營策略上如何順勢而為、創新求變，惟一必須始終堅守的就是“支農支小”的市場定位，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探索轉型為社區金融服務提供商的經營策略。

明晰而準確的市場定位是成功轉型的基礎。農商行是地方金融機構，根基在縣域，市場競爭的優勢也在縣域。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農商行最大的競爭優勢就是網點布局、服務和產品更加貼近農民和縣域城市居民的需求，因此這也是農商行能夠在未來與眾多來勢洶洶的市場挑戰者一較高下的關鍵砝碼。

事實上，近兩年來無論是試圖重新回歸縣域市場的金融大鱷，還是希望在農村市場分一杯羹的金融新兵，所有的后來者無不把社區金融作為深耕縣域金融市場的有效策略大力推進。隨著這種趨勢的不斷深化，未來在這一領域，農商行將不得不面臨一場更加慘烈的貼身肉搏式的競爭。因此，農商行的轉型發展無論怎么轉，都必須以鞏固縣域市場為前提，提前布局、完善、深化社區金融發展戰略，緊跟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設立金融便利店和社區銀行網點，逐步構建“便民惠民、服務快捷、功能豐富、風險可控”的社區金融服務網絡，為城鄉居民、小微企業提供錯時服務及其他增值服務。把社區金融業務打造成為農商行最具特色和競爭力的業務，堅持走差異化、特色化發展道路。在經濟資本分配定位上，積極落實資金回流工程，堅持資金“取之于農、用之于農”，加大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確保在市場競爭中的先發優勢。

在明確“支農支小”和社區金融方向的基礎上，要適應未來的市場發展趨勢，加快中間業務發展將是農商行成功轉型的重要突破口。農商行應該加快推進中間業務發展，實現收益多元化，盡快彌補收入結構單一的發展短板。在經營理念上，亟需盡快確立中間業務與資產業務、負債業務三足鼎立的地位，加大對中間業務的重視和投入。在經營機制上，優化中間業務的組織運作體系，將分散在各個部門的中間業務進行歸集，實行統一組織、統一管理、統一營銷，增強合力。同時，應加快健全中間業務考核考評體系，完善激勵約束機制，調動各方面營銷的積極性，為打好拓展中間業務攻堅戰儲備足“糧草”和“兵源”。

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科技已成為實現金融產品研發、業務操作和金融服務的重要手段，也是成功轉型的重要支撐。農商行應該加快科技發展步伐，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經營轉型。加快系統研發，以核心業務系統為平臺，研發靈敏的信息采集、分析、控制、反饋和處理系統，建立一系列模塊化的管理模型，將管理活動的每個系列、每個層次、每個環節都置于自動程序控制之中，以達到減輕管理強度、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并以科技支撐為基礎，加快電子銀行發展，提高電子銀行對于傳統柜面業務的替代率，實現既降低運營成本，又提升客戶體驗的目的。

規模不經濟

篇(2)

分吃之前，需要先把蛋糕做大

通過無線互聯網的發展，手機購物將成為人生活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人們不可阻擋的生活方式，而這個市場還不夠成熟，不夠強大，需要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我們不僅僅把目光停留在手機微信或來往中能賺到多少錢，而是要看到未來整個市場份額的多元化的競爭機制。如果來往不參與這場競爭，那么中國移動互聯網的格局將會過早鎖定在微信上面，那么微信將變成人們主要的生活平臺。如果微信只專注于做游戲開發來賺錢，那會阻礙整個互聯網的發展。

競爭者的加入，會讓微信跑得更快，同時迎接一些強大競爭對手，也會促進整個無線互聯網化的快速擴大和發展。未來，微信和來往競爭最大的意義，是把中國老百姓手上手機的功能多樣化，豐富多彩化，讓整個無線的市場打開，打開以后才能容納無數的無線創新者進來，假如今天我們不把這個市場份額做大，那未來的無線市場將進入窘迫困局。

吳泳銘

“無線人才”需求將大

阿里巴巴在幾經組織架構調整后，無線事業部主要負責的是手機淘寶客戶端，在接下來這會成為阿里巴巴無線業務拓展的重點之一。

截至目前，手機淘寶已經積累了3.2億用戶，用戶平均每天使用手機淘寶的時間超過30分鐘以上，并且淘寶上大部分的商家來自手機上的訂單已經超過了20%。阿里巴巴旗下另一大平臺天貓上的用戶也大部分是通過淘寶客戶端進行交易的，未來阿里巴巴會將在移動端將偏消費類的服務進行整合，其中天貓的一些內容會被融入手機淘寶。而就在近日，阿里無線業務開啟了“無線人才總動員”計劃，其將為多個無線業務招募上千個產品、技術、設計和運營崗位。這也將是自去年兩個月阿里巴巴停止社招以來，首次大規模的對外招聘。

于剛

真正的“狼“來了

‘真正的狼來了’，這里的狼指的就是‘移動化’。幾年前我曾在一次電子商務大會上講到電子商務是一場革命，將來無商不電商，而現在，我再次預言，將來是無商不移動，如果跟不上，就會被‘革命’。

國內移動電商今年大概占比是9.2%，到2016年的時候占比會翻倍，這個速度遠遠超出了歐美的速度。美國去年大概占比3%，2016年也會翻倍，大概在7%。這一組數字說明中國的移動電商發展速度遠超美國，而這也正說明了為什么移動電商會被國內這些電商領軍企業所看重。

動商務不僅僅是一個進化，電子商務從PC搬到移動設備上，移動設備可以充分利用它的隨身、隨地、隨時，利用它的本地化，利用它的掃描功能，利用圖象識別功能等都有大量的創新，將來還會有更多創新，而這種移動商務由于智能手機迅速普及，讓不同層次的大眾都能享受到電子商務便利。

邢孔育

移動端會產生新的行業巨頭

目前移動電商還處于早期，大部分從業者還只是用PC端的思維在做移動端，但不可否認移動端會產生更大的價值。移動電商對傳統電商的沖擊很定會有，阿里巴巴、京東在PC端建立的游戲規則在移動端會瞬間消失，但是現在還沒法看清誰才是未來移動的霸主。由于移動端硬件的特性和用戶使用習慣的不同，會產生新的商業模式。

對于現有的移動電商，應當先進入移動電商，服務好核心用戶的移動化，是非常務實的選擇，并且應當區別產品的品類，采取不同移動化的方式。利用微信這樣具有一定用戶規模的平臺進行移動化嘗試，可以降低風險，并且進展相對較快。

移動端會產生新的行業巨頭，甚至有可能從服務業電商中誕生，此外，移動電商對啟動中國8億農村市場有著重要的作用。

徐易容

未來移動電商會出現更多新商業模式

每天約有70多萬的設備在訪問美麗說的App，大致80%的設備是iOS設備，估計到今年年底，美麗說的手機訪問量會超過PC端，電商行業的移動化促使導購網站也在迅速的移動化。

對于未來的新消費環境和群體變化，移動電商勢必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年手機淘寶雙十一創下的數據或將成為這股趨勢的開始，移動互聯網的時代已經到來，或許到明年，移動電子商務的成交額就會超過PC（個人電腦）端。

伴隨著移動智能終端的快速普及、移動支付的安全性逐步提高，以及網絡環境的逐漸改善都將為移動電商提供良好的發展基礎。由于這些基礎帶來的特性，使得移動電商與LBS、掃描拍攝、通信和傳感等應用得以結合，可以帶生出不同于PC端的新商業模式。

李森

小成本移動電商應嘗試“輕運營”模式

篇(3)

誠然，電子商務本身不是什么新鮮的事物，但近一年多來，這種線上的商業交易方式背后的東西越來越清晰，以至于近來“快滴”和“滴滴”刺刀見紅的血拼，都在告訴我們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傳統的金融服務模式必將經受來自互聯網金融的挑戰，這種挑戰同樣會帶來傳統與新型的融合以及新的市場格局。去年，阿里金融與上海農商行合作推出“虛擬信用卡”又是一次震驚四座的行動。據了解，虛擬信用卡的操作路徑是：阿里金融通過淘寶天貓買家的數據分析（如購買習慣、手機號碼使用時間、年齡、性別等），給實名買家1至5000元的信用支付額度，買家在手機支付時可使用信用支付額度購物，合作銀行把錢支付給賣家。支付寶從合作商家處抽取1%的信用支付服務費。

上述林林總總的事實正在告訴我們，傳統的任何服務與產品均需要重新審視自身的定位于轉型策略，與互聯網平臺的融合將是一種必然，這不僅表現在形式上，更主要的是商業模式的設計及策略的執行上。

反觀我們傳統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尚存在諸多不適應當前商業環境的變化以及農村市場的發展需要的因素。就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來看，很需要金融支持，尤其是占絕大多數的農村草根網商，更是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毋庸疑，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對于農村金融機構的轉型和服務創新將帶來更多機遇。以下筆者將從現代農村電子商務價值鏈的主要環節入手，分析并闡明農村金融服務創新如何與農村電子商務共同發展并共贏。

首先，涉農金融機構不能忽略農村金融服務之本，即對“三農”全方位的支持理念！所謂全方位必然要涉及到從生產、物流、流通及消費等各個環節。而基于電子商務發展的現狀，如何讓廣大農戶在完成其農業生產環節后，達成農產品與消費端最直接的交易，電子商務平臺將產生最核心的作用。而搭建并維護這樣的平臺，實質上需要足夠的信貸資金的支持，這將給涉農金融機構提供很好的業務促進的機會。當然，這也需要對傳統的抵押貸款的方式做必要的調整。草根網商是農村電子商務發展鏈條中最值得關注的主體之一。他們普遍具有資金需求，但因其在發展初期的綜合實力弱，在融資市場上處于明顯劣勢地位。即便如此，仍需強調，金融機構應從農村草根網商的成功案例看到新興農村電子商務的無限商機，進而關注其中蘊藏的巨大風險收益和盈利前景。

其次，涉農金融機構應高度關注互聯網金融帶來挑戰和機遇。阿里集團副總裁兼阿里金融CEO胡曉明披露，阿里金融已服務了25萬家小微企業，累計放貸800多億元。阿里金融的小微貸款僅憑信用，無抵押、免擔保，7×24全天候服務。到2014年，阿里金融的服務范圍可達100萬家小微企業，授信額度在3000元至100萬元之間。而面向個人客戶的貸款可低至1元，根據目前客戶數據，可向1.96億個人用戶授信。阿里金融依托各類電子商務平臺業務收集了海量的電子商務交易數據，極大地降低了企業的征信成本，據胡曉明介紹，阿里金融的授信成本僅為0.1元/人。顯而易見，電子商務從無到有，不僅拉動了新的金融和支付需求，而且正在驅動金融業的整體變革。因此，與新型互聯網金融服務企業的協同創新將是涉農金融機構的一條重要出路。未來的市場一定是協同創新，共同發展的市場，無論是傳統還是新型，都存在互相的需要與依存。

篇(4)

電商大時代下，阿里巴巴研究中心用大數據與開放模式解讀生態，走出了自己的“小而美”之路。

估值最高可達千億美元，是的，這正是資本市場給阿里巴巴集團開出的價碼。最近阿里即將上市的消息被傳的沸沸揚揚，幾乎所有視線都在集中解讀阿里巴巴各條引人注目的業務線，卻忽視了位于北京的阿里巴巴研究中心，而這里恰是為電商高歌猛進指明方向的關鍵所在。

 

其實，“研究”這樣的套詞，每個人說起來都朗朗上口，柳詞般流傳于各種商業機構，用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但真正能做好“研究”的卻鳳毛麟角。

“我們沒有動輒數十億美元的高額經費，也沒有成千上萬的研發‘軍團’，但我們專注于電子商務，探索這個領域里的‘無遠弗界’。”阿里巴巴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曉告訴記者。通過“感知前沿、發現未來、推進共識”，既為阿里的發展指明方向，也為電商參與各方的發展貢獻精神食糧。如此，成就一個“小而美”的研究Style——既逐世而無悶，發潛思之幽光。

 

生態探測器

與工業時代便存在的老牌研究院所相比，阿里研究中心著實年輕，至今不過6歲。起初，它沒有設在電商氣氛熱火朝天的江南，反而在傳統文化與老工業盛行的北京落戶。按梁春曉的解釋，只因中心的創立者多居于此。現在看來，這反而是種幸運，研究中心因此少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成為更加精準的電商生態探測器。

 

2007年，正是電商即將發力的時段，按照艾瑞統計，當年電商交易額同比增長117.4%，達到561億元，C2C市場爆發式增長，B2C網站不斷增多，而作為領頭羊的阿里巴巴也感到壓力倍增，國外的電商“先賢”能學習的經驗越來越少，國內更沒有現成的答案，沒有相關的研究機構。

 

而另一方面，當時電商業態的復雜度越來越高，小賣家、渠道商、品牌商、服務商之間的各種競合，組織越來越縱橫交錯，也越來越具有模糊屬性的生命系統，電商生態已經初具雛形。

 

因此，作為電商服務商的阿里，覺得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像“探測器”般準確地感知生態系統中的變化，發現生態物種的進化方向，再將探測結果“傳遞”出來，保障阿里按照正確的方向演進，同時，推動新興的電商業態被大眾和傳統組織理解、接納。

 

于是，阿里巴巴請來梁春曉，由他負責阿里巴巴研究中心的建設和運營。梁春曉曾經預測門戶演化路徑，提出泛門戶概念，也精于搜索演化、IT轉型、電商發展等方向，是信息經濟領域內鮮有的多面型專家。

 

在梁春曉的眼中，既然電商生態是多元化的，那么對它的研究也應該是多方向，多角度的。因此他在“招兵買馬”時，并沒有局限于專門的學科背景，使得研究員團隊有經濟學、社會學出身的，也有MBA和數據分析的高手，文、理、工科不一而足。

 

畢竟，任何一個研究課題都不是某一個專業背景能夠獨立完成的。例如，為電商玩家們提供物流服務的服務商興起，這其中不只是簡單的商業模式問題，也有規模經濟的經濟學問題，還有供應鏈優化的管理問題，民營大物流興起的社會學問題……因此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人通力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完成研究課題，獲得完滿的研究結果。

 

同時，研究員們也必須具備超強的學習能力。因為在日新月異的電商行當里，傳統的書本知識難以起到什么作用，他們必須不斷地學習各種新的實踐知識，甚至是其他伙伴領域內的東西，如此，才能在共同的研究中彼此理解，不至在快速的電商變化中迷失。

 

此外，梁春曉超看重研究者的好奇心。在他看來，這種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心會激發研究者激情，保證他們對電商新經濟的高度敏感，不是腦袋里成天想著大企業怎么樣，而是專注于新興中小企業的成長，進而感受到技術如何改變商業，乃至影響世界。

 

正是有基于研究人才的多元化、善學習和好奇心，阿里研究中心才能憑借數十人的團隊提出 “小而美”、“C2B”、“電商經濟體”等重要概念，準確預測電商服務商群體的崛起，設計出與CPI（Consumer Price Index，物價指數）媲美的iSPI（Internet Shopping Price Index，網購物價指數）……

 

開放之道

當然，這樣的成就也得益于阿里研究中心“按照互聯網開放的方法做研究”。其一半以上的研究成果都是與其他研究機構共同完成的。

依照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的說法，既然互聯網企業起家于互聯網，就必然具有互聯網的基因。在這樣的基因下，管理、運作、研究的模式自然也應該秉承互聯網的方式，開放、共享、合作必然是基本屬性。

 

因此，阿里巴巴研究中心沒有走上其他同類機構的老路——組織團隊，做出成績，然后逐步擴大自己的規模，且只玩轉自己一畝三分地，與同行、學界、政策研究機構相隔絕，讓“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

 

要知道，電商是一個互聯網的動態概念，封閉性研究只會讓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例如，對電商服務業的研究，對“三農”電子商務的研究，對電商環境效益的研究，必定要涉及很多企業、高校或者社科研究院所。

 

其中，高校的研究可以提供理論上的支持，社科院所可以解讀政策上的要點，阿里研究中心則能獲得一手的電商案例，處于不同位置上的研究主體貢獻不同的知識，三位一體，獲得共生的研發成果。如此，便可明晰電商服務業的發展前景，了解三農電子商務對當地農民收入的影響，清楚電商如何提升物流效率，提升環境效益……

 

更多的時候，阿里研究中心深入各地調研前也會向合作機構發出邀請。就像到浙江遂昌、江蘇沙集做農村電商的探訪，中心會提前聯系農村經濟專家和農業專家去實地探查，調研如何用電商做農產品、特產買賣，農民如何從生產者轉變成市場化的經營者，此種欠發達地區自力更生的模式如何復制……

 

這些調研需要多方共同“會診”，才能感受到前沿的變化，再在此基礎上，發現電商生態進化的方向和規律，最后，借助研究上的“小伙伴”，將研究的成果在更多的渠道中展現出來，達到“推進共識”的目的。以此讓更多人意識到哪些事情是重要的，不必重復犯錯、失敗，減少電商通向未來的阻力。

不僅如此，阿里研究中心還從各個領域內選取專家顧問，與中心的高層共同組成“評議委員會”，一同評審研究員們的研究課題。“有點像報紙、雜志的編審制度。”梁春曉告訴記者，關鍵看研究課題是否符合商業生態的發展方向，研究的方法靠不靠譜，此人或他所構建的團隊是否具備相應能力，最后由委員會一人一票選出值得做的項目，不合適的“選題”自然會被“斃掉”。由此保證中心符合電商生態的主流研究方向。

篇(5)

一、2020年度目標任務

按照區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工作決策部署，緊緊圍繞全區38個已退出貧困村、已脫貧建檔立卡貧困戶3596戶、貧困人口11070人的鞏固提升目標任務,以消費扶貧、電商扶貧為抓手，以市場拓展三大活動為平臺，全力推進商務精準扶貧，推動農業升級、農村發展、農民增收。2020年繼續積極開展和參加相關消費扶貧活動；組織貧困村企業參加市場拓展“三大活動”及展會，組織企業參加貧困地區農特產品展銷活動，擴大貧困村農特產品銷售。

二、工作開展情況

（一）以市場拓展活動為抓手，推動消費提檔升級

持續推進“扶貧”公益品牌建設，鼓勵支持我區貧困村依托本地特色資源稟賦主動對接省內省外市場，建立長期穩定的供銷關系；動員區內企業積極參與消費扶貧。鼓勵企業、學校、機關事業單位等優先購買“扶貧”產品。做好協調服務工作，鼓勵“扶貧”產品企業與園區、酒店、旅游景區等合作共同設置“扶貧”產品展示區域。脫貧攻堅工作以來，我局以“惠民購物全川行”、“川貨全國行”活動為抓手，幫助企業拓展市場，推動區產品走出去。2020年全年組織貧困地區5戶次以上企業參加活動和展會，1月至3月集中開展2020川貨新春大拜年活動，脫貧攻堅工作以來共計100余家商家參與此類活動，促進消費達1500萬元，其中貧困戶參展20余次，涉及金額200萬元。組織了15余家（次）茶企參加川貨全國行站展銷活動；組織10余家企業報名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同時積極組織區內企業參加“川貨電商節暨電子商務發展峰會和省貧困地區農特產品展銷活動”。

(二)加強培訓，提供電商發展智力支撐

采取電商協會、電商企業與電商培訓機構三方合作方式，廣泛開展電子商務實際操作培訓；培育一批電商專業人才、農村帶頭人，幫助農民掌握和使用網上交易技能，提高農民的信息意識、應用能力。2020年依托區服務業產業園區舉辦電商培訓人員25人次。脫貧攻堅工作以來共計開展培訓5場次，培訓人員500余人次，其中培訓貧困村人200余人次。

（三）推進貧困地區企業和產品拓展市場

1.推進電商進農村，“農產品+互聯網”融合發展。深入開展省級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電子商務與當地產業緊密結合，過去主要以“工業品下鄉”為主，變為以“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并行的雙向流通。藏茶、紅心獼猴桃等農產品依靠電商加速上行成為發展的主動力。

2.建設本土平臺，龍頭電商不斷涌現。截至目前，區網商總數共計2000余家，從事經貿的網商數量進一步增加，發展向好。“京東?館”等本土平臺規模日益壯大，“易田”、“數字云倉科技產業發展限公司”等知名電商企業落戶，帶動了當地傳統企業利用互聯網實現轉型升級。

3.建設電商產業園，加快電子商務產業聚集發展。引進果嶺云倉科技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在區建設生態電子商務產業園，推進集聚區提檔升級，為區各企業提供公共服務、電商專業服務、咨詢和培訓服務，推動企業信息化建設，協助傳統企業轉型升級，提升傳統企業產值。

（四）其他工作開展情況

1.積極協調疫情工作

今年疫情發生，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區經商局作為抗疫的一員，承擔著酒店、旅館、商場超市、企業以及幫扶大院等疫情控制工作，任務繁重。為配合好全區疫情管控工作，區經商局全局上下勠力同心，深入小區張貼和發放疫情防控告知書，并入戶宣傳防疫政策，督促并協助各小區做好進出人員“問檢登”。同時多方籌措為“聯包幫”社區和大院采購了目前市場上緊缺的消毒藥水和電動噴霧器等消殺用品，由副局長楊汭嘉帶隊送到社區和大院居民手中，并指導群眾正確使用，贏得了大院居民好評。

除了幫扶大院和社區，我們還深入誠信超市、吉選超市、鳳凰超市、好立方購物廣場等各大商場超市、酒店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商場超市，我們排查了生活必需品米面糧油、蔬菜水果等物資供應情況以及疫情防控工作開展情況。在酒店旅館，我們詳細了解了旅客入住、工作人員佩戴口罩、經營場所定時消毒、醒目位置張貼疫情防控宣傳材料等防控措施開展情況。

2.風雨同舟，攜手度過洪災

8月18日，草壩鎮發生100年不遇洪水，洪災發生后，區經商局快速響應，全局動員，第一時間緊急向受災嚴重的地區運送應急救援物資，并盡可能抽派人手進行抗洪搶險。

三、目前存在問題

1.支撐電子商務產業發展體系不健全。一是基礎設施還有薄弱的地方，部分農村對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的了解不多，能真正利用互聯網的人較少，阻礙了農村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二是物流配送等受交通條件、網點布局等因素制約，觸角延伸不夠，偏遠山區無法實現直達；冷鏈物流發展欠缺，保鮮技術、儲存能力、配送力量等存在差距，且成本較高。

2.傳統企業、專合組織對電子商務認識不足。一是傳統企業對互聯網認識不夠，對利用互聯網、電子商務技術實現企業轉型升級缺乏足夠的信心，創新動能不足；二是農村專業合作社對電子商務認知不夠，目前我區有農民專業合作社453家，不足10%涉足電子商務，大部分專業合作社注重抓生產，對營銷理念、營銷策略、品牌創建等缺乏足夠的意識，發展電商的思想還不夠解放，發展理念亟待進一步提高。

3.農產品標準化水平較低，品牌效應不夠。缺乏農產品龍頭骨干電商企業，農產品的生產、質量、包裝等標準化程度低，交易規則、溯源體系、理賠機制不健全，產品交易缺乏可量化的管理標準。

4.專業人才不能滿足需要。一是區內多數電商企業存在專業技術人才不足，招聘引進的電商企業關鍵技術人才受地域條件、環境條件、待遇條件等制約留不住人才；二是農村網站的建設和維護、信息采集和、市場行情分析和反饋等方面缺乏電子商務專業人員，影響了農業經營主體的快速發展。

四、下一步工作計劃

1.強化政策引領，全面提升應用水平。大力宣傳國家、省、市對電子商務發展的扶持政策，貫徹落實《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和《市“十三五”電子商務發展規劃》的指導思想、發展目標。深入實施“全企入網、全民觸網、電商示范、電商扶貧”工程。鼓勵電子商務企業不斷開展商業模式、技術應用和產品服務創新。鼓勵企業利用互聯網逆向整合各類生產要素資源，按照消費需求打造個性化產品。拓展電子商務服務領域，深入推進電子商務進企業、進農村、進社區。

篇(6)

關鍵詞：電子商務 農村 治理模式 演化路徑 案例分析 產業集群

中圖分類號：F320；F7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1-007-03

一、前言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國農村電子商務近兩年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勢頭。農村電子商務的典型代表“淘寶村”始于2009年，其特指大量網商聚集在某個村落，以淘寶為主要交易平臺，以淘寶電商生態系統為依托，形成規模和協同效應的網絡商業群居現象。截至2015年12月，“淘寶村”總量從十位數躍進到百位數，突破200個，活躍賣家超過7萬家，這種“星火燎原”之勢也引起了學術界和媒體的高度關注。

參考邁克爾?波特（1998）提出的產業集群理論，農村電子商務產業具有明顯的集群化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處于某特定的村、鎮區域范圍內；第二，緊密圍繞單一或者少數特色農村產業；第三，大量處于電子商務價值鏈相同環節和上下游環節的農戶家庭、企業、銷售部門、網絡技術服務部門、物流、其他支撐機構聚集在一起；第四，這些主體和機構在政府、行業協會的支持下，在某種治理模式的主導下分工、合作、創新，形成產供銷一體化有機群體。

從辯證的角度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發展創新了農村經濟改革模式，促進了農村人口再就業和新型城鎮化步伐，但是初期產業集群的天花板現象也逐漸顯現。比如低端復制的產業模式僵化、同質化惡性競爭日趨激烈、電商生態系統脆弱、區域空間狹窄、管理效能低下等問題層出不窮。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更深層次來研究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問題，以期促進集群內各主體（企業、政府、行業協會等）競爭和協同創新的效率。

櫬耍本文將在產業集群治理理論的基礎上歸納我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治理的典型模式，分析集群治理模式的內在演化機理，提煉演化不同階段的治理特征。

二、集群治理的定義概述

治理的本質內涵是對社會或經濟系統內各種關系的協調，集群治理是治理本質的實踐延展。集群內部各種主體（包括上游供應商、企業、下游買方以及政府、協會等）基于權利分配的關系構成了產業集群的治理結構，它是主體在共同演化過程中相互博弈的結果。從集群的制度層面觀察，集群治理是制約和激勵集群內部主體經濟活動的各種協調機制的集合，該集合囊括了社區規范、市場自治和層級控制三種微觀治理機制。其中，社區規范是指集群主體基于互利、互信等非強制性規范開展經濟活動和協調主體關系的治理機制；市場自治是指集群主體（主要是企業）依據價格信息和市場競爭原則開展活動的自發性和自治性治理機制；層級控制是指集群內少數特定主體（主要是政府）憑借政治或經濟的權威影響力集權控制參與者行為的治理機制。這三種機制缺一不可，從制度層面共同構成完整的集群治理框架，協同發揮對一個經濟系統的協調作用。本文將以制度層面的集群治理理論為基礎分析中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治理問題。

三、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治理模式

在社區、市場和層級三種治理機制的交織作用下，我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根據領導者的差異，治理模式主要分為農戶自組織型、地方政府主導型、創新平臺型和多邊協作型四種形式。

（一）農戶自組織型治理模式

這類治理模式下，農戶通過血緣親緣關系口碑相傳認識互聯網，經由親友鄰里幫帶開設網店，并在網店運營利益的驅使下自主管理內部事務，開展平等互惠的競爭與合作。這類產業集群的內部主體以數量眾多的農戶家庭為主，即使出現較大規模的企業，也不能帶來整體性的影響。市場自治在這類治理模式中起到主導作用，社會規范也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而層級控制的治理機制則表現較弱甚至缺失。然而，農戶自組織型治理模式的集群內部關系結構不穩定，當越來越多的農戶參與經營，便會發生惡意壓價、創意抄襲、商業模式僵化、人才掠奪等突破現有制度約束的過度競爭行為。

比如蘇北沙集鎮東風村的家具網絡銷售產業，起先是由大學生孫寒引入產業雛形和經營模式，后來鄰里鄉親競相模仿，在全村得到快速擴張，并帶動鄉鎮家具產業從無到有，實現年銷售額3億元的驚人規模。沙集電子商務集群具有典型的農戶自治的治理特點，集群成員多數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戶，農戶們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分工合作，形成了圍繞家具生產、加工、網絡營銷、配送、售后等產業活動的全過程產業鏈。但是，隨著沙集品牌的傳播，沙集模式被周邊縣鎮快速復制，加之集群內部網商數量的增加，導致同質化競爭日趨激烈，沙集一些經營能力較弱的網商甚至開始退出。同時沙集沒有自身平臺，主要依靠淘寶、京東、亞馬遜等第三方平臺，隨著平臺化賣家的不斷加入，沙集也暴露了同平臺競爭力不足、銷售渠道狹窄等問題。

（二）地方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

這類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嵌入農民網商、服務商、生產商等多邊關系，通過出臺政策、建立機制、培育網商、尋找資源、設計載體、搭建平臺等工作主導當地農村電子商務的生成與發展。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具備了全局性、戰略性和長遠性的特點，同時由于政府具有強制力、公信力，且比農村企業、合作社、協會等治理主體擁有更多的資源，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規模、凸顯成績。這類集群以層級控制的治理機制為主，社會規范和市場自治的治理機制相對弱化。然而，地方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也受制于政府的能力水平，且可能出現治理邊際模糊的問題，阻礙企業和網商的主觀能動性和創新能力的發展。

浙江桐廬農村電子商務集群，就是典型的政府治理案例。2012年下半年，桐廬縣政府按照省市的“電商換市”戰略部署，對桐廬縣發展縣域農村電子商務進行頂層設計，確立了“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立足生態，從無到有，全面謀劃，系統推進”的原則。縣政府規劃并實施了“啟蒙”、“初步發展”、“提升發展”三階段任務，建成200個村站點，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農村淘寶村級服務站全覆蓋的縣。縣政府還積極和電子商務龍頭企業阿里巴巴開展深度合作，在選人選點、物流配送、人才培訓、宣傳推廣、策劃運營、技術支撐、傭金體系、考核激勵和農民權益保障等各個方面不斷地進行探索，基本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桐廬模式”，桐廬電商生態體系初具雛形。

（三）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

這里的創新平臺是指在農村電子商務集群內部為電子商務經營者實現創新和價值鏈提升提供服務的組織。這類組織的核心成員可能是第三方行業協會、合作社、專業市場或者領軍企業等。創新平臺是由相對于法律制度等公共秩序而言的一種組織化的私人秩序團體組成，當地政府直接干預的作用較弱，它既具有社會性，也具有一定的經濟性。創新平臺能夠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向社會提供類似俱樂部式的產物。

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是我國涌現的首個以“服務平臺”為驅動的農產品電子商務模式，在遂昌縣5萬人口的縣城聚集了幾千家網店。2013年1月8號，淘寶網全國首個縣級館“特色中國――遂昌館”開館，主營各種特色農產品。遂昌縣以行業協會、合作社為主導，建立了農戶向合作社負責、合作社向電商協會負責、電商協會向網店主負責的層層負責的規范制度，創造了C（農戶）2B2C（網店）農村電商模式。在兩個C之間增加了一個平臺環節B，扮演這個B的就是電商協會與合作社。其中合作社面向農戶負責原材料采購、組織生產加工、指導技術、檢驗質量，電商協會面向網店負責技術培訓、技術咨詢、制定質量標準、供貨、配送。在合作社和協會搭建的服務平臺上，遂昌縣的農村電子商務圍繞農產品價值鏈上的主要環節開展了比較規范的專業化分工和協作。

遂昌模式是典型的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協會、合作社作為農村電商集群的平臺組織者控制了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而將其他次要和輔助環節通過層層外包分配給農戶、網商、其他機構。這類團體作為平臺組織者和上下游農戶、網商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契約或承諾，并和電商集群外部的供商、客戶、政府、相關機構進行直接聯系，擔當了農村電商集群的“守門人”。這種治理模式在信任、互惠、聲譽等非正式規范的基礎上開展生產、經營活動，以社區規范的治理機制為主，層級控制和市場自治的治理機制為輔。這種模式有效控制了農村電商集群內部的過度競爭，有序協調了各個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生產效率，但是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和靈活創新性可能受到抑制，需要平臺予以保護和引導。

（四）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

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是聯合當地政府分支機構、電商協會、領軍企業、網商等主體協同治理電商集群的模式，市場、規范和層級機制能在這種模式中和諧地各自發揮作用，促進了集群的穩定發展。Brown認為，多邊協作治理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治理模式，它不僅實現了多邊力量的均衡，還保證了治理行為的有效性。從網絡關系上分析，上下游關系的農產品生產者、網商能夠實現平等議價，并在當地政府、相關機構的協調與制度保障下建立互利互惠的關系；競爭關系的網商之間可以基于資源互補的前提實現戰略性的協作從而達到規模效應；在政府、領軍企業或電商協會的帶領下，網商也有機會和集群外部的電商知識型機構、公共服務機構或其他群外主體實現交流與合作。

四、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徑

（一）演化的內在機理

上述農村電子商務集群的治理模式均為某一時間橫截面上表現出的治理特征。隨著治理環境的變化，農村電子商務集群的治理模式將發生動態演變。例如，江蘇顏集鎮花卉電商集群，在2005―2008年期間主要處于自組織階段，村民自發進行花卉電商的創新創業，跟隨者模仿進入。隨著網商規模的擴大，惡性競價、產業區域局限等問題也開始暴露；2009―2011年，隨著電商農戶的需求逐漸多樣化和規模化，該地區出現了“淘寶花卉批發市場”，專業市場為農戶提供了多樣化的花卉品種，提供了鑒定、培育技術，創新了“一件”、“月末結賬”等合作方式，成為一個多功能的電商服務平臺，使顏集鎮發展到以創新平臺為主導的治理模式階段；在2012年以后，政府積極進行政策干預，引導農戶進行升級轉型，大力推進培訓、引入合作資源、出臺扶持政策，促使電商集群從創新平臺型治理階段向多邊協作型治理階段轉化。

根據集群演化理論解釋，隨著競爭的加劇和環境不確定的提升，現有治理模式所代表的制度安排將無法有效協調企業雙邊或多邊關系，企業的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創新效率降低，創新風險提高。集群參與者為了對抗日益加劇的經營風險或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便會自發或者人為地突破現有的治理框架，在治理結構、治理機制、主體行為三個方面產生變革的需求。這三者的交互作用不斷影響現有治理模式，當正向作用小于負向作用，則集群的治理模式潰敗，產業萎縮消失；當正向作用大于負向作用，則成功的經驗被不斷積累固化，原有的關系特征被改變，新的雙邊多邊關系確立，新的制度和規范形成，集群過渡到新的治理模式。

（二）演化的過程與特點

農村電子商務集群因為面臨的環境、先導機制和集群參與者各有差異，因此其治理模式的演化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案例調查和分析中，課題組發現淘寶村電商集群在早期形成階段往往有自組織型治理模式的特征，并且以此為原點發展出5條一般性的演化路徑。路徑一：農戶自組織型地方政府主導型；路徑二：農戶自組織型創新平臺型；路徑三：農戶自組織型多邊協作型；路徑四：農戶自組織型地方政府主導型多邊協作型；路徑五：農戶自組織型創新平臺型多邊協作型。這5條路徑是治理結構、治理機制和主體行為共同影響的結果，他們的發展演化經歷了雛形、失效和再造三個階段。

1.雛形階段。在農村電商集群發展初期，由于電商行業規模較小，技術、服務、制度等條件尚不成熟，村民們選擇了交易成本較低的自發組織形式，其形式具有較強的臨近性、親緣性和社會同構性。主要特點表現為：（1）治理結構。網商主要在集群內部開展上下游供應鏈的合作與競爭，根據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時間進行雙向選擇，治理結構呈現線性垂直的特點。（2）治理機制。由于沒有真正形成規模化企業、電商品牌或是地域影響力，地方政府部門、行業機構參與協調和管理的積極性不高，治理機制以市場自治為主。（3）主體行為。由于缺乏政府、行業協會及其他機構的介入，從事電商的農戶作為市場的主體而存在。他們根據價格信號和互助原則開展交易活動，通過模仿、借鑒、人員流動來促進新知識和新技能的學習。

2.失效階段。隨著產業逐漸成熟，先行示范作用吸引其他村鎮模仿，從而導致從業人員激增，市場日益飽和，集群開始從自組織的有序狀態走向無序和混亂。負面影響表現為：（1）過度模仿和復制導致電商產品類型單一，營銷模式僵化，制約創新。（2）市場飽和、供需失衡導致網商通過偷工減料、侵奪知識產權、爭搶人才、惡意競價等惡性競爭的手段來謀求生存。當然，市場的失效也為資源整合與關系重構提供了條件，正面影響表現為：（1）小網商可能在這場競爭中消失或者重新定位，較大規模的網商獲取了更多的市場份額并逐漸成長為領軍企業，網商們通過重構供應鏈關系建立起以領軍企業為核心的穩定的合作關系。（2）創新不足所帶來的惡性競爭促使網商開始探索與群外企業、行業協會、合作社、培訓組織、專業市場等的合作，以求擴大經營規模、獲取貨源渠道、創新營銷思路、拓展分銷渠道等。（3）市場自治和社區規范的失靈要求地方政府探索政府職能介入的方式和方法。這些創新實踐活動具體通過集群的治理機、治理機制和主體行為表現出來，但是這個階段的集群治理模式還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3.再造階段。失效期過后，農村電商集群面臨兩種選擇，衰敗或者新生。衰敗意味著創新的治理嘗試失敗，集群走向衰退；新生意味著集群治理模式成功演變到一種新的穩定狀態。本階段集群治理模式的演變趨勢可以歸納為上面提出的五條路徑。

路徑一：在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治理并取得良好成效，集群通常會向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發展。其集群特征主要表現為：（1）治理結構。網商在地方政府的權威治理下共享公共服務設施、終端產品市場和外部戰略資源，關鍵資源通過政府設立的規章制度進行有效配置，治理結構呈現線性水平的特點。（2）治理機制。地方政府的治理職能在集群中起到主導作用，治理機制轉換為層級控制為主。（3）主體行為。地方政府通過出臺政策、建立機制、培育網商、尋找資源、設計載體、搭建平臺等舉措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優化資源配置。網商受制于地方政府，與初始階段相比，網商內部突出表現為協作與共享，并加強了與集群外部的聯系。

路徑二：在地方政府較少參與治理或是治理成效不佳，又或是主要采用點對點扶持戰略的情況下，集群通常會向以行業協會、領軍企業、合作社、專業市場等為核心主體的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演化。其集群特征主要表現為：（1）治理結構。行業協會、領軍企業等代替政府參與集群治理，通過平臺為網商提供資源、技術、周邊支持服務，網商在平臺的規劃協調下促進了角色分工與合作，治理結構呈現線性水平的特點。（2）治理機制。創新平臺的民間組織性質決定了集群內部的合作分工建立在非正式社區規范的基礎上，治理機制轉換成以社區規范為主。（3）主體行為。電商協會、領軍企業、合作社、專業市場等民間組織創新了服務平臺，為網商提供供應鏈優化與管理、產品質量認證、技術服務、咨詢培訓、物流配送等服務，并和網商形成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經濟利益關系。網商受制于創新平臺，與初始階段相比，網商內部突出表現為合理的分工協作，并在產品、價格、服務等方面逐漸形成了差異化策略，同時網商與外部的聯系也得到增強。

路徑三：當地方政府和創新平臺核心主體協同發揮了治理作用并卓有成效，同時網商內部的自發治理也被保持或激發，則三者合力推動集群治理模式演化成為混合的治理體系，即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其集群特征主要表現為：（1））治理結構。地方政府和創新平臺核心成員共同治理電商集群，集群的開放程度高，網商通過各種渠道與產業外部加強了聯系，治理結構呈現網狀特點。（2））治理機制。多元治理主體共同參與集群治理，治理機制轉換為市場、層級和規范三者的混合機制。（3））主體行為。地方政府參與協調、保障制度和引入資源；創新平臺核心主體整合優化集群資源，為網商提供服務支持并創新合作模式；網商在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的雙重作用下發展到戰略性協作和有序競爭的階段，并進一步加強了與外部的交流合作。

此外，地方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隨著政府與多邊關系的深入合作，可能衍生出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而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當核心組織出現嚴重的決策失誤而失控，地方政府治理角色的加入，也可能將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轉化成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因此有可能出現另外兩條演化路徑：從自組織治理型模式到地方政府主導型（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再到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

五、結束語

現階段打破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瓶頸，開拓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格局有必要從治理研究入手，其中治理模式的研究是其重點之一。另外，治理模式的形成和演化會受到集群主體成員、產業類型、地理環境、技術環境和社會網絡關系等因素的影響。本課題組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調查，廣泛收集調研資料，構建合理的理論模型，從影響因素的角度研究變量對治理模式演化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從而完善對農村電子商務集群治理模式的系統性研究。

[基金項目：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編號：Y201223532）；溫州市科學計劃項目（編號：R20140133）；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Y20122427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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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ss Brown. Cluster Dyna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Application to Scotland[C].Regional and Industrial Policy Research paper. European Polici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United Kingdom， 2000：1-30

（作者單位：溫州大學甌江學院，溫州大學科技處 浙江溫州 325000）

篇(7)

關鍵詞：快遞業;智能快遞箱;速遞易;最后一公里;低碳經濟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3-0047-02

一、問題提出

在快遞行業競爭日趨白熱化的今天，服務的質量和服務的時效愈發重要。隨著電商行業的迅速發展，網購產生的快遞需求節節攀升，爆倉、延誤、遺失、消費者信息泄漏、服務質量低等問題在快遞末端環節屢見不鮮，即是俗稱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存在的風險，在末端環節，時常受到收件人的時間、派件地點等限制，導致“最后一公里”的時間成本上升，甚至要超過其他物流環節。面對快遞的末端弊病，針對快遞“最后一公里”難題，能夠節約勞動成本和時間的智能快遞箱開始推廣。就目前而言，全球已經已有20多個國家采用了智能快遞箱。而在國內，智能快遞箱也已經步入探索階段。由成都三泰電子公司研發的“速遞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2年12月，三泰電子出資6 000萬元，成立了全資子公司成都我來啦網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從事“速遞易”業務，即在社區、校園等人口密集處安裝智能快遞箱，為消費者自主收件提供24小時服務。

二、“速遞易”智能快遞箱解決“最后一公里”難題

“速遞易”由成都三泰電子公司研發，其業務指向是在社區、學校等建立起快遞儲物柜，為消費者和快遞員提供便利的投遞與取件服務。快遞員實施快件投遞時，需要掃描快件條碼，選擇合適的箱子，輸入收件人手機號碼，將快件放入自動彈開的箱子中。收件人會收到智能快遞箱發送的短信。短信內容包括取件地址與6位驗證碼。收件人取件時需要輸入驗證碼進行身份驗證;取件完成后，電商和快遞公司可以收到確認信息。“速遞易”為收件人提供24小時自助服務，避免了等待時間或受到快遞派送、取件時間約束等問題，有效保護收件人隱私與人身安全。于快遞員而言，投遞時間短，減少了快遞的時間成本和不必要的溝通成本。“速遞易”實施集中投遞，收件人與快遞員更加自由的選擇快件投遞與取件時間，避免了二次派送，提升了派送效率。而對于社區、企業、機關單位、學校等的物業或管理人員而言，“速遞易”實施降低了快件堆積的可能性，避免收發快遞時過于混亂的場面。

“速遞易”基礎的盈利模式是依據箱子的尺寸向快遞員收費，使用一次箱子需要支付0.4―0.6元。按照“速遞易”的規定，超過24小時未領取的快件，每24小時為一個計費周期，收費1元。此外，據三泰電子此前披露，“速遞易”拓寬了盈利模式，衍生出廣告、精準營銷、電商配送渠道等各項增值業務。目前，“速遞易”業務處于推廣的初期，盈利模式也處于逐步的探索過程中。三泰電子相關負責人估計，按照三泰電子目前的發展速度，現有盈利模式具有可行性。

三、“速遞易”智能快遞箱的推廣現狀

（一）“速遞易”業務的推廣

據“速遞易”公司資料顯示，“速遞易”投遞量在2013年8月3日達到100萬件，日平均4 273件。2014年1月24日，“速遞易”投遞量突破500萬件，日平均12 000多件。同年，4月22日，“速遞易”業務處理量突破1 000萬件。目前，“速遞易”每日處理快遞件數超過100萬件，累計處理業務量超過7 400萬件，已在72個城市布點。“速遞易”的網點數量也由2013年末的1 362個，增加到現在的超過2萬個網點，“速遞易”僅在成都地區就已經擁有超過1 500個網點，網點規模和設備數量還在進一步提升。不僅如此，“速遞易”在2014年底，累計簽約的小區數量已達1.4萬個;計劃在2016年之前，完成對全部已簽約小區的布點安裝，繼續新增“速遞易”網點1.5萬個以上，有效形成規模。在未來三年，“速遞易”要實現在全國布局網點4萬個的目標，快速“開疆擴土”。

（二）“速遞易”面臨的挑戰

1.“速遞易”業務開展負擔沉重

雖然“速遞易”業務在全國的推廣十分順利，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效應，但是尚處于推廣期，并沒有帶來實際的盈利。三泰電子公布的2014年度年報顯示，2014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2.957億元，同比增長39.89%;利潤情況較前三季度季報中公布的虧損2 830.33萬得到了改善，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8 934萬元，比上年同期僅增長了3.2%。根據三泰電子公司所述，主要原因主要歸結于“速遞易”業務的業績進度低于預期，而在社區服務的投入成本高于預計，在公司傳統業務增速緩慢的情況下，新開拓的“速遞易”業務市場沒有給公司利潤帶來提升。另一方面，公司在二級市場上多次進行融資，財務負擔也較為沉重，“速遞易”的進一步發展空間存疑。不過，值得欣喜的是，“速遞易”業務給三泰電子帶來的虧損要遠小于預期的，根據三泰電子的年報估算，“速遞易”業務在2014年度給三泰電子帶了的虧損為715萬元，遠小于預期5 000萬元至1億元的虧損，相對于“速遞易”業務累計逾百億元的投入，虧損有限。

2.進入壁壘低，“速遞易”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

2013年5月28日，阿里巴巴集團、銀泰集團聯合復星集團、富春控股、順豐集團、三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韻達），宅急送、匯通，以及相關金融機構共同宣布，“中國智能物流骨干網”項目正式啟動，合作各方共同組建的“菜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菜鳥驛站”和“小麥公社”針對快遞的“最后一公里”難題，聯合主流快遞公司，采用耗用更多人力成本的靈活配送模式共同配送，減少成本，實現集約化管理。快遞公司也著手智能快遞箱建設，如順豐、申通、圓通、韻達等。此外，順豐“嘿店”以及中國郵政的“E郵站”等，進一步分食了智能快遞箱的市場，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此外，為破解“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瓶頸并搶奪市場，京東、亞馬遜等電商巨頭各出奇招，布點自己的智能快遞箱。上海寶盒、湘郵科技、南京云柜、福建友寶等一些科技公司研發的同質化的智能快遞箱，給“速遞易”帶來很大的競爭壓力。

3.智能快遞箱自身瓶頸

（1）智能快遞箱無法提供驗貨。智能快遞柜在方便了快遞員送快遞的同時，剝奪了收件人拒簽的權利。包裹存放進“速遞易”后，物流信息更新為“快件已簽收”。但事實上快件尚未真正送達收件人，“先開箱驗貨再簽收”成了空話，快件丟失、遺損責任難易認定。因此，消費者支持現場驗貨，確定自身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2）智能快遞箱故障追責困難。智能快遞箱一旦出現故障，無法及時發送短信或無法正常打開，消費者需要支付延遲取件費用，且此類故障很難被發現，責任追究難以實施。

（3）智能快遞箱自身受到限制。智能快遞箱受設備大小和數量限制。一些體積較大或者不合規格的快遞無法放入智能快遞箱中，仍然需要人工投遞，無法有效降低成本。此外，在快遞投遞的高峰期，如“雙十一”期間等，由于智能快遞箱的數量受限，大量快件無法使用智能快遞箱，仍需快遞員派送，制約了智能快遞箱功能的發揮，無法解決“最后一公里”難題。

（4）收費問題的質疑。“速遞易”智能快遞箱對超過24小時仍未領取的快件加收超額管理費用，引發了使用者的質疑。盡管智能快遞箱收費是必然趨勢，但是使用者對其是否收費、向誰收費及如何收費的問題的普遍關注，將阻礙“速遞易”智能快遞箱的快速發展。

四、對“速遞易”發展的一些思考與建議

（一）與快遞企業接洽

目前，“速遞易”并沒有實現與快遞公司形成戰略同盟，僅為快遞公司提供的自助終端服務，很容易受到同行業競爭對手的挑戰。“速遞易”與快遞公司簽訂協議，可以獲得一定幅度的優惠，針對快遞員進行培訓指導，及時對技術性、方便性、安全性等問題改進。“速遞易”將市場變為合作的市場，提高對市場反應的靈敏性，更有利于“速遞易”的推廣，同時也形成一定的壁壘，不容易遭到同行業競爭的沖擊。

（二）與電商企業合作

除了與快遞企業合作，電商企業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電商在不斷發展過程中，“最后一公里”難題同樣給電商帶來了很大的困難，解決這一難題必然是電商企業的想法。與一些電商品牌尋求合作，一方面可以尋求電商對智能快遞箱項目進行投資，減少企業的巨大財務負擔;另一方面可以從電商企業獲得需求等一些重要數據，更有助于了解市場，分析市場結構與市場動向。

（三）爭取政府部門補貼

將“速遞易”智能快遞箱推廣到城市過程中，應配合所在城市的政府部門實行，爭取政府的支持。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節能減排成為經濟發展的關注點。物流業作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大戶，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形勢下，很多城市政府部門給予了物流企業優惠和補貼。“速遞易”智能快遞箱可以爭取得到政府部門的優惠和補貼，減少設備成本，減輕推廣期費用負擔。

（四）追求消費者便利為上

智能快遞箱不應只停留于技術層面，著重技術性的創新，更應該追求消費者的便利性。對于驗貨無法保障、物流跟蹤信息等問題，應積極著手解決，提升用戶的體驗，讓使用者樂于使用智能快遞箱，從根本上改變快遞收發思維和習慣，為鞏固市場打下良好基礎。

（五）進一步擴大市場

“速遞易”主要推廣于大城市社區中，覆蓋的地理范圍有限。二、三線城市和鄉鎮市場也是快遞“最后一公里”難題的重點，“速遞易”智能快遞箱進入該類型市場，將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困境。同時，擴大市場有利于形成規模效應，進一步降低成本，對智能快遞箱市場形成一定的壁壘，搶占市場先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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