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安全風險調查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0）

摘 要：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礎的物質條件，然而近年來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不僅影響了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阻礙了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通過調查荊門市消費者食品安全風險感知現狀，了解消費者主觀風險感知程度與食品的客觀風險之間的偏差，為科學防范可能因消費者食品安全風險感知偏差引起的食品行業震蕩和社會混亂提供提供風險策略依據。

關鍵詞 ：食品安全；風險感知；消費者

中圖分類號：F2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6．017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7120317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編號：12yjczh150）、2014年武漢理工大學本科生自主創新基金項目。

作者簡介：盛佳瑋（1993－），女，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學生，研究方向：風險管理；馬穎（1975－），女，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風險管理、營銷管理。

收稿日期：2015－01－20

從2008年三鹿奶粉的問題開始，國內幾乎所有主要奶業品牌都受到了消費者的懷疑；轉基因食品、蔬菜上的農藥殘留、加工食品中的有害食品添加劑等問題更是由來已久。關系到人們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越發被人們所關注。

風險感知，指個體對存在于外界的各種客觀風險的感受和認識，并強調個體由直觀判斷和主觀感受獲得的經驗對認知的影響。大眾對客觀事物的感知必然影響大眾對待客觀事物的態度。國家諸多涉及大眾的決策，都須爭取大眾的理解和支持。民眾的態度也是決策者決策的依據之一。現實生活中，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影響著食品行業和市場的穩定，其態度更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的穩定發展。因此，開展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風險感知的考察則顯得尤為重要。

1 調查背景

1．1 荊門市食品行業概況

荊門市是湖北省重要的糧食產地及食品工業的集中地，食品工業現已成為除化工行業外的第二大行業，發展速度位居全市工業行業前列。荊門市的鐘祥市經濟開發區工業園、沙洋縣官垱鎮、京山縣雁門口鎮等3個地區被選中成為湖北省全省21個具備創建“食品生產環節質量安全示范區”條件的示范區。

2013年，全市規模以上食品工業企業257家，主營業務收入710．7億元，增長20．07％。全年全市生產大米729萬t，增長15．8％。全年食品行業完成產值732億元，同比增長20．2％。

與此同時精品食品品牌日益增加，2013年，全市有效使用農業“三品”標志的有218家企業439個產品，其中，無公害產品321個，綠色食品69個，有機食品29個，其中國寶橋米成為中國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充分發揮中國農谷品牌優勢，制訂完善食品加工生產標準化操作規程，126家食品加工企業通過質量體系和環保體系認證。

1．2 荊門市食品安全監管現狀

1．2．1 監管網絡

全市有食品安全牽頭部門1個，監管執法部門8個，食品安全工作責任落實到市、縣、鄉、村四級全市食品安全責任網、監管網絡逐步健全，初步形成監管職能部門執法法責任監管為主和群眾監管為輔的監管網絡體系，基層食品安全工作有人抓有人管，食品安全監管有序可控。

1．2．2 監管改革

按照國家、省有關食品藥品監管機構改革的要求，荊門市食品藥品監管強化食品安全監管信息化建設，同時體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已構建了政府—監管部門—企業的責任體系，實現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有效鏈接和無縫監管。2013年6月至2014年8月底，公安、食藥監等部門辦理食品違法案件26起，抓獲違法犯罪嫌疑人員38人，嚴厲打擊了食品領域違法犯罪行為。

2 調查方案設計

2．1 調查樣本的選取

計劃在荊門市內選取3處主要的街道和商業區，向消費者隨機發放300份（每處100份）調查問卷。本次問卷調查涵蓋了荊門市不同狀態的消費者，在樣本選擇方面兼顧不同境況，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查問卷采取無記名方式，對調查對象嚴格保密，確保可信度。

2．2 調查實施

隊伍嚴格按照科學調查方法設計問卷，問卷共20題，采取的是抽樣、不記名的方式進行。并對調查活動進行了如下安排：一是對調查對象采取隨機抽樣，要求是成年人，男女比例盡量均衡，各個年齡段都要涵蓋；二是調查訪問的對象應是來自荊門市的消費者；三是調查人員要在答題現場，對答卷人不明白的問題進行解答，從而保證問卷調查的質量。本次調查共發出問卷300份，回收300份，其中有效問卷192份，有效率64％。

3 調查數據統計及分析

3．1 數據統計

調查問卷數據統計情況詳見表1、表2和圖1。

從表1可以看出，在樣本特征方面，女性達到59．9％，男性達到40．1％，18－35歲參與問卷調查者占到總數的70．8％，本科文化程度的消費者占了總數的56．3％，其他職業、學生、民營企業員工的比例分別為35．4％、32．3％、14．1％，基本符合目前各項相關調查的結論，由此構成的消費者樣本較好地代表了整體。

從表2可以看出60％左右的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現狀十分擔憂，時常關注食品安全問題，并認為消費者無法避免購買到有問題的食品，對食品安全現狀持悲觀態度。另外，消費者對政府相關部門的管理并不滿意，近70％的消費者表示對問題食品的投訴或者協商只有一部分時候可以成功。同時，76％的消費者認為荊門市的食品安全狀況雖然有不足，但是處在可控，平均分達到65．01分。

從圖1可以看出，對于問卷中列出的10種食品品類，30％～55％的消費者認為大多數品類食品發生食品安全問題的可能性適中，一般是不太容易發生的。同時，有近40％的消費者選擇速凍食品是發生問題的可能性最大的品類。

3．2 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信度分析是對量表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進行的檢驗。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數是α的信度系數。使用SPSS19．0計算出荊門市消費者食品安全風險感知調查問卷的α＝0．75，表明該問卷設計合理，信度較高。

（2）效度分析。效度是測量的有效性程度。經對本問卷進行計算，本卷能對超過80％的變異做出解釋，公因子負荷達到0．598，因此該問卷的結構效度較好，可以用于實際測試。

4 荊門市消費者食品安全風險感知現狀調查結果分析

4．1 消費者總體風險感知狀態趨近客觀狀態

調查結果顯示，荊門市消費者對本市食品安全風險感知狀態總體與客觀實際風險狀態相符。從文獻調查來看，荊門市的食品安全風險相對較低，一方面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在湖北省名列前茅，另一方面荊門市近十年內無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通報，只有個別由消費者個人因素引起的食品衛生事件，如2010年荊門市沙洋縣吳某一家因誤將亞硝酸鹽當做食鹽食用導致的食品中毒事件。而調查問卷顯示消費者對本市的食品安全現狀態度較為樂觀，總體主觀感知狀態較為理性。

4．2 消費者對個別品類食品風險感知存在偏差

雖然荊門市消費者對食品安全風險的感知總體較為客觀，但在對個別品類食品的風險感知上，明顯仍與其客觀風險存在偏差。一方面，消費者對部分品類食品的風險感知明顯高于其客觀風險，如速凍食品品類，荊門市的消費者對其風險感知程度卻居于所列10種食品品類最高，主觀夸大感知了其風險水平。與此相反的是對風險的偏低感知度，例如荊門市消費者對因飲食習慣原因對鹵制品的風險感知程度較低，忽視了其食品安全風險。

5 結論與建議

5．1 調查結論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應用調查問卷的形式對荊門市消費者對于本市食品安全風險感知水平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荊門市消費者已經對食品安全問題付出了更多關注；消費者目前對食品安全的風險感知處于較合適的水平；基于食品品類而言，消費者對各個品類的食品安全風險感知仍舊存在偏差，且夸大風險感知和忽視風險感知共存；消費者對政府監管效能普遍持消極態度，認為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并未發揮應有的效力。

5．2 建議

研究認為：了解消費者擔心市場中食品的安全性，自身卻難以控制、避開對問題食品的購買，有無能為力的焦慮感等都是影響消費者對食品安全風險感知的重要因素，改善食品安全問題，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已然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本文認為我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引導消費者正確對食品安全風險進行認知：

（1）加強對食品安全相關知識的學習。科學認識食品安全，增強自身對食品安全風險的了解和把握能力。當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消費者應該科學對待，而不是一味的“歸咎”于食品企業和政府。

（2）自覺避開可能存在高風險的食品。可以充分利用食品標簽，鑒別食品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劑；選擇正規、衛生的場所消費。

（3）加強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強化個人維權意識，消費者在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或者自身權益受損的時候應該懂得積極地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對不法廠商進行投訴和舉報，當消費者知道自己的權益能夠得到合理保障時，其前期風險感知程度會呈現相應的降低。

另外，除消費者自身努力外，相關政府部門、食品企業和媒體也應同時采取措施，引導消費者風險感知回歸理性。如政府可以通過加強對食品安全基本知識的普及推廣；食品企業應對產品的食品安全信息進行清晰、明確、真實的標識和宣傳，不應故意誤導消費者或偷換概念；媒體則應在報道與食品安全相關的事件時，保持中立客觀的態度，在嚴謹的調查后得出結論，不應為了追求公眾吸引力而使報道夸張失實。

參考文獻

1 Starr．C．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J］． Science， 196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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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基因食品；消費者；風險感知；調查

中圖分類號：F426.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3-000-02

引言

1996年，全球第一例轉基因食品―轉基因番茄進行商業化種植以來，轉基因食品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于201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實現了自1996年以來的連續18年增長。我國的轉基因食品產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并已經在基因挖掘、轉基因新品種培育、轉基因產業化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和后期影響仍然飽受爭議，影響著消費者對其的購買意愿。

一、文獻回顧

1.轉基因食品

現階段，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定義公認為是指通過基因工程技術將一種或幾種外源性基因轉移到某種特定的生物體中，并使其有效地表達出相應的產物（多肽或蛋白質），這樣的生物體直接作為食品或以其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如今大量的轉基因食品進入食品市場，在它們給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的前進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對人類健康和環境安全形成了一定的風險。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討論已經漸漸成為國際關心的重要問題。

2.風險感知

又稱風險認知，指人們對風險食物和風險特征的感受、認識和理解。根據專家在食品安全領域的研究（Homibrook， 2005 ； Mahon & Cowan， 2004），食品安全風險感知也采用六個維度來涵蓋：健康風險、性能風險、金錢風險、時間風險、社會風險和心理風險。其中健康風險是食品風險感知中最易被感知的風險。

二、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與風險感知調查

1.調查背景

由于調查的多個變量都未有權威的評價標準，為確保測量變量具有可靠性，我們在研究了大量文獻的基礎上選取了相關的一般指標，并對題目進行了仔細的推敲和修正，得到了最終的調查問卷。問卷主要分為五部分：一是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包括年齡、性別、家庭狀況、職業、文化程度、收入情況等；二是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和接受態度；三是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感知風險；四是消費者對待風險的態度。五是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具體風險感知因素。

本次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對武漢市的消費者進行了問卷調查。武漢是我國第一個取得轉基因安全證書的地區，也是轉基因食品爭論的焦點；另外，武漢整體文化水平較高，經濟也位于全國中上游水平，同時因人口分布分散，中心城區和郊區有較大距離，在經濟、文化、衛生等方面差別較大，故具有一定代表性。

2.調查樣本描述

從樣本的分布情況來看，全部樣本的男女比例均衡，分別占48.5%和51.5%，年齡上以中青年為主，而老年人和青少年兒童因出門頻率小因而樣本個數較少。在文化程度方面，初高中占28.9%，中專大專占26.3%，本科生占28.2%，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占9.3%，文化程度總體中等偏高。而中青年和文化水平高的人對新鮮事物更為關注，這也有利于調查研究。在收入水平方面，以月收入2501～4000元和月收入1001～2500元的樣本居多，分別占32%和27%，而月收入達到6001以上的占比最少，僅為4.8%。總體來看，樣本分布比較合理，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3.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總體了解與認知調查

在調查中，綜合了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總體認知，發現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曉度較高，但是對轉基因食品的具體認知程度、總體發展狀況等方面的知識了解較少，這說明廣大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程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4.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的風險感知

見表3-2，轉基因食品作為一種新鮮事物，消費者對其的感知程度普遍較低，因為更加關注它的安全問題。根據我們的調查，大多數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呈擔心的態度，也有相當一部分消費者持中立態度，只有少數人表示放心。

5.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具體風險感知因素

具體的感知風險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首先是關于健康的擔憂較為明顯；其次是比較擔心與生態安全風險相關的問題；再次是對于推廣和應用轉基因食品生產技術會影響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擔憂；最后在轉基因食品的營養和口感上，被調查者的擔心程度較以上幾個方面低。總體的感知風險較我國目前的食品問題的風險感知程度低。

三、對改善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較高風險感知程度的建議

1.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提升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

提升消費者對整體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是降低其對轉基因食品風險感知的關鍵，那么建立并完善轉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制度就成為提高消費者信任度的一個核心途徑。首先，完善轉基因食品的安全體系，建立相關的風險管理規章制度，并設立應急措施。其次，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強化技術專利管理，鼓勵轉基因技術安全發展。最后，建立統一的轉基因食品安全監管機構，從生產到銷售全程加強監管以確保轉基因食品的安全。

2.提升轉基因食品生產技術水平

轉基因技術水平的高低決定了轉基因食品的價值。首先，要調查了解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關注因素，對癥下藥，針對其關注問題重點改進相關技術。其次，要建立相關國家政策來支持和鼓勵轉基因技術發展，構建利于轉基因技術發展的大環境。

3.加強宣傳力度，提升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程度

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程度不僅關系到其購買意愿的形成，更影響著抓基因食品繼續發展的趨勢。因此，要通過科學的宣傳來提升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可和價值感知，降低其感知風險。首先，要構建權威的轉基因食品信息交流和溝通的平臺，既規范媒體的宣傳、降低輿論，又要使消費者有渠道獲取充足的信息。其次，科學家們應發揮自身作用，將科學的信息傳遞給媒體和消費者；媒體也要秉著公正負責的態度傳播信息，使消費者可以借助媒體達到與科學家的交流。同時，通過公益活動和科學講座改善轉基因食品形象，建立良好的口碑，以提升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價值感知降低其風險感知。

參考文獻：

[1]張秀敏.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檢測方法評估――上海市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唐雪明專訪[J].食品科學，2012（23）.

[2]程培，盧凌霄，殷志揚等.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態度的形成：理論與量表設計[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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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鐵施工 風險管理 存在問題 解決對策

中圖分類號：U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6）12（a）-0131-02

結合地鐵施工風險管理實際，在地鐵施工過程中應當對風險管理引起足夠的重視，并且對設計階段的環境調查引起足夠的重視，做好施工方案的編制，在施工方案編制中有效地對風險等級進行劃分。與此同時，還應當將危險性大的施工內容及時地進行分析和評估。只有做好這些內容，才能保證地鐵施工風險管理取得實效。因此，大家應當立足地鐵施工風險管理實際，對風險管理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并制定對應的解決策略，保證地鐵施工風險管理能夠在整體性和實際效性方面達到預期目標。

1 地鐵施工風險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1.1 設計階段的環境調查不夠充分

從目前地鐵施工風險管理來看，存在的最突出問題就是設計階段的環境調查不夠充分。在地鐵工程設計階段不但應當對地鐵工程的施工地點環境情況進行有效的調查分析，同時還應當對地鐵施工地點的地形特征以及所采取的施工方法進行正確的研究和分析。只有做好環境調查和施工方法的研究，才能夠降低地鐵工程施工過程中的風險。但是從目前地鐵工程施工的設計階段來看，在環境調查方面做的工作還不夠深入，還存在環境調查不夠充分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地鐵工程施工的風險，使得地鐵工程在施工過程中容易受錯誤設計方案的影響產生施工風險。因此，在地鐵施工風險管理過程中，應當對設計階段的環境調查引起足夠的重視，并根據地鐵施工設計的實際需要認真地做好環境調查工作[1]。

1.2 施工方案在編制過程中沒有對風險等級進行有效劃分

考慮到地鐵施工過程的復雜性，在地鐵工程施工之前，應當根據施工實際和圖紙要求編制完善的施工方案，并且在施工方案中對施工過程可能存在的風險等級進行有效的劃分。但是從目前地鐵工程施工方案的編制來看，在風險等級的劃分上還存在一定的欠缺，不但影響了施工方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時還對施工的整體效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最嚴重的問題是使得地鐵工程在施工過程中不能夠對風險進行有效的識別，導致地鐵施工過程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對地鐵施工過程的安全性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應當對風險等級劃分引起足夠的重視，做到在施工方案編制過程中對風險等級進行有效的劃分。所以，有效地解決施工方案編制過程中風險等級的劃分問題，對于提高地鐵施工風險管理有效性而言具有重要意義[2]。

1.3 危險性大的施工內容未及時進行分析和評估

由于地鐵施工地點特殊，在特殊環節以及特殊地點的施工內容會存在較大的施工風險，為了提高施工風險管理的整體效果，合理的規避風險和轉嫁風險，在危險性較大的工程開始之前，應當對其進行分析和施工風險的評估。只有做好這兩方面工作，才能夠保證地鐵工程施工風險管理取得實效。但是從目前地鐵工程的施工過程來看，對于危險性較大的施工內容在分析和評估過程中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有些甚至在出現了危險性施工內容施工完成之后都沒有進行有效的分析和評估，風險管理沒有落到實處，影響了風險管理的實效性，給工程的開展帶來了較大的風險和安全隱患。因此，考慮到地鐵工程施工的特殊性，應當在危險施工內容開展之前進行有效的分析和風險評估，有效地規避施工風險，解決施工風險管理問題[3]。

2 地鐵施工風險管理的解決對策分析

2.1 做好設計階段的環境調查，提高環境調查的深度和準確性

地鐵工程施工過程中，由于地鐵需要穿越城市各個復雜路段，在施工之前應當對地鐵的路線進行有效的環境分析，掌握地鐵路線以及施工地點的環境特征，以此作為設計的基礎。對于環境調查而言，所調查的數據越詳細越好，所調查的方面越全面越好，只有充分地夯實設計階段環境調查的基礎，才能夠為地鐵施工的整體設計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也能夠在圖紙設計過程中對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有效的識別，做到在圖紙中標明施工風險，提前做好風險管理措施的儲備以及風險預案的編制。對于解決地鐵施工風險管理問題和提高地鐵施工風險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結合地鐵工程施工實際，做好前期的環境調查并提高環境調查數據的準確性，對于提高施工質量和做好風險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義[4]。

2.2 在施工方案中對風險等級進行有效劃分

考慮到地鐵施工的復雜性和地鐵施工的實際難度，在地鐵工程施工過程中應當編制完善的施工方案指導施工的有效進行。結合施工方案的編制實際，在施工方案編制過程中，應當對風險進行有效的劃分，并且按照施工內容的類別和施工內容的特點進行風險識別，根據風險識別的結果制定有效的風險管理方案，使風險管理工作能夠落到實處，根據施工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及風險內容制定有效的風險管理措施。結合地鐵工程施工實際，在風險管理過程中，做好施工方案中風險等級的劃分，能夠提高風險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使得風險管理落到實處，最大程度上提高風險管理的整體效果。因此，做好施工方案中風險等級的劃分是風險管理的重要措施和著力點[5]。

2.3 對危險性大的施工內容進行及時的分析和評估

基于地F工程的特殊性，在地鐵工程中對于施工危險性較大的施工內容，應當提前做好分析，并且對施工內容的風險進行有效的評估。依據評估結果采取風險控制措施。與此同時，應當采取分級管理的風險管理措施，實現地鐵工程施工風險的轉移。使得危險性較大的施工內容能夠在開展過程中有效地降低施工風險，并且減少施工風險帶來的損失，使得施工風險管控能夠取得實效。因此，應當對施工風險管理有正確的認識，做到對于危險性較大的工程內容進行合理的風險識別、分析及評估，為風險管理提供新的管理措施。所以，對危險性較大的施工內容進行分析和評估，是解決施工風險管理問題的重要手段[9]。

3 結語

通過該文的分析可知，在地鐵工程施工過程中，應當充分認識到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并且結合地鐵施工工程實際，從做好設計階段的環境調查，提高環境調查的深度和準確性，在施工方案中對風險等級進行有效劃分，并從危險性大的施工內容進行及時的分析和評估等方面入手，有效地解決地鐵施工風險管理存在的問題，突出地鐵施工風險管理的目的性，提高地鐵施工風險管理的有效性，保證地鐵施工風險管理能夠取得實效。

參考文獻

[1] 薛瀾，彭宗超，王郅強，等.關于完善城市地鐵安全風險治理體系的建議[J].城市管理與科技，2010年（4）：28-29.

[2] 陳曉竹.突發事件對城市地鐵通過能力影響[J].魅力中國，2009（21）：137-138.

[3] 胡榮明.城市地鐵施工測量安全及安全監測預警信息系統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1.

[4] 何賢鋒.人防改擴建地鐵設計控制理論及其應用研究[D].中南大學，2012.

篇(4)

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重組技術，將一種或幾種外源基因移至某種生物體，通過改變生物遺傳物質，使其獲得自然條件下所不具備的良好性狀，這樣產生的初級食品或以其為原料進一步加工生產的食品統稱為GMF。自1996年轉基因作物開始商業化種植以來，得到了迅速發展。截至2010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已達1．48億hm2，與1996年的170萬hm2相比增長了87倍［1］。GMF迅猛發展展示了通過生物技術解決人類面臨的食物短缺、環境污染等重大問題的巨大前景，但快速發展背后也給人類帶來了身體健康、自然環境等方面的潛在風險，而這些風險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國政府及消費者的關注［2－3］。自問世以來，GMF一直備受爭議：生物科技產品的研發者認為GMF具有高營養價值且可減少農藥使用，對于人類健康和環境都有極大幫助；而反對者則認為GMF可能會影響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健康與安全，并且影響生態環境［4］。2009年我國2個轉基因水稻和1個轉基因玉米品種通過國家安全認證，再度引發了消費者對GMF風險問題的高度關注。風險認知屬于心理學范疇，是用來描述人們對風險態度和直覺判斷的一個概念，也包括對風險的一般評估和反應。風險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是在什么水平上被感知的，一直是一個存在爭議的研究問題。隨著研究深入，人們逐漸發現風險認知已經超越個體特征，是反映價值、歷史和意識形態的一種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綜合體。已有研究發現，公眾對風險的認知，并非建立在對風險本質的理解上，而是受到個體心理認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5］。本文利用對武漢市消費者調查所獲取的橫截面數據，通過歸納分析，從GMF需求方的視角，對影響其風險認知的因素進行分析，以期能夠發現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真實現狀及其關鍵影響因素，從而為提高消費者對GMF的認知水平以及消除其對GMF風險的擔憂甚至恐懼心理提供政策指引。

一、調查說明與樣本描述 調查采用分層抽樣方法，利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將武漢市13個區按照各區人均GDP、人口密度、男女人口比例等通過聚類分析，劃分為4個樣本區段。為了增強樣本代表性，選取了來自武漢市市中心和遠郊的江漢區、洪山區、武昌區、東西湖區8個不同類型大型購物廣場和社區普通便民超市作為調查地點。調查人群為出入超市的普通消費者。在每個調查點選取52名被調查者，共發放問卷416份，剔除無效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397份，有效問卷占95．43％。其中剔除原則主要有2個：一是問卷填答缺漏較多者；二是檢查被調查者是否認真填寫問卷，檢查其信度和效度。經過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所獲樣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且涉及各行各業、學歷和收入不一的人群。其中女性略高于男性，這可能與女性的購物天性及承擔家庭主婦職責有關，通常家庭基本消費品主要由女性負責購買。由于老年人好靜惡動，且大多行動不便，外出購物機會較少，故樣本主要集中于18～39歲的中青年，占總人數的78．8％。另外，武漢市高校云集，教育實力雄厚，因此樣本中大專及本科學歷受訪者較多，占58．2％。總體來看，樣本分布比較合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見表1。　 二、研究變量與模型 1．研究變量 風險認知是消費者對各種客觀風險的心理感受和主觀認知，客觀風險在經過消費者主觀過濾后存在放大或縮小效應，導致個體風險認知差異的產生。影響消費者風險認知的因素很多，在眾多的研究文獻中，有些學者從個體特征角度出發，進行變量選取，認為消費者的風險認知水平受到其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等人口統計學特征的影響［6－7］，還有學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引入信息因素（如對產品信息了解程度、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等），發現信息也是影響風險認知的主要因素［8］。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發現，社會心理因素在風險認知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于風險認知是主觀感受到的風險，大部分需要消費者通過主觀估計，因此容易受其個性心理的影響［9］，如對食品安全治理效果的信任，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擔憂以及對食品安全信息了解程度等［10］，這些社會心理因素影響著人們對風險方向和強度的認知。青平［11］通過武漢市調研發現，傳統文化對消費者GMF風險認知也有一定影響，可見，消費者對于GMF風險認知，除了受科學因素影響外，還要受到心理、文化背景以及社會倫理等多方面因素影響。而技術角度的食品危害對風險認知影響較小，甚至沒有關系，往往是消費者心理因素發生扭曲，放大了食品安全風險［12］。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作者調查，從GMF身體健康和生態環境風險2個維度出發，將消費者的個人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等引入模型。在本模型中用到的解釋變量主要包括4類共24項，詳情見表2。 2．研究模型 主要對消費者的風險認知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根據上述對影響風險認知各種因素的分析與假定，分別設定了如下2個模型，并且對納入模型的各個變量進行解釋與賦值，見表2。模型Ⅰ：健康風險＝f（個體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社會心理因素）模型Ⅱ：生態風險＝f（個體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社會心理因素）因變量是消費者風險認知度的5個水平，故本研究采用了有序分類的Logistic回歸模型：link（Yij）＝θj﹣［β1Xi1﹢β2Xi2﹢…﹢βkXik﹢μi］

其中，Yij是第i個樣本處于第j個類別的累加概率，link是聯結函數，θj是第j個類別的閾值，Xi1～Xik是第i個樣本的預測變量（自變量），β1～βk是這些自變量的回歸系數。 三、實證分析 1．消費者對GMF健康風險和生態風險認知的現狀 GMF安全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究竟風險如何至今尚無科學定論。調查消費者對GMF總體評價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消費者對GMF總體評價依然充滿不確定性，有15．4％的消費者認為弊大于利，18．6％的認為利大于弊，19．1％的認為利弊相當。而絕大多數（46．9％）消費者對GMF總體評價比較模糊，可能是受到輿論及不同爭論的影響，相當一部分消費者對此表示無所適從，無法給出自己的評價。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普遍持中立偏樂觀態度。在訪談過程中了解到，雖然對GMF安全風險有一定程度的擔憂，但是，如果GMF能夠滿足特殊消費效用，消費者態度則會發生較大轉變，比如具有醫學效用的GMF比較受歡迎。由此可見，消費者對GMF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消費者對GMF風險認知的總體狀況調查結果見表4。結果顯示，分別有31．5％和25．4％的消費者認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比較安全，相對來說認為比較危險的比例僅分別占15．6％和17．1％；同樣，明確表示GMF對于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非常安全的比例分別占7．3％和6．3％，也略高于認為非常危險的比例（分別占4．0％和4．1％）。然而大部分消費者對GMF風險認知態度還是搖擺不定，分別有41．6％和47．1％的消費者表示不清楚GMF對于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風險如何。因此，在做購買決策時，大多數消費者仍然小心謹慎，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導致即使有較高的接受程度，整體的食用意愿還是偏低。　#p#分頁標題#e# 2．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 本文采用有序分類的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根據SPSS　16．0軟件的回歸結果，4個假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驗證，最終得出個體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都是影響消費者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重要因素，回歸結果見表5。 （1）個體特征造成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差異。性別對消費者風險認知不存在顯著影響。已有研究表明，女性較男性更傾向于規避身體健康風險，通常情況下，女性屬于情感型消費者，其購買決策容易受感情因素和環境氣氛影響，同時女性比較注重細節，對產品要求也比較完美。而男性往往比較理性，相對于女性的“斤斤計較”來說比較“粗枝大葉”，在選擇商品時更多的是關注商品功能和效用，即使有點瑕疵，只要無關大局，就不會過于講究。故女性消費者可能對風險更為敏感。但在本研究中卻未體現出這種顯著差異，可能是由于當前關于GMF安全等方面的不確定還較大，特別是伴隨著市場上不斷出現的食品安全事故，動搖了消費者對整個食品安全的信心，因此普遍采取了較為保守的消費心理。年齡對消費者風險認知不存在顯著影響。許多學者研究表明，年齡對消費者風險認知有顯著負相關，即年齡越大其風險認知度越高。一般來說，年齡越小，對新鮮事物越愿意嘗試，情緒化消費傾向越嚴重，容易沖動性購買，隨著年齡增大，消費者心理穩定性增強而冒險精神降低，在購物選擇中往往趨于保守和大眾化，故年齡較大者對風險更為敏感。而在本研究中年齡對消費者風險認知并沒有顯著影響，可能是由于此次受訪消費者54．4％的為18～29歲，年齡分布上的不均衡，有可能影響到實證結果，因此年齡的影響還需要在完善樣本結構后作進一步研究。受教育程度對消費者健康風險認知存在顯著正相關。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獲取能力和辨識能力越強，能夠掌握更多食品信息，因此對GMF風險認知度越高。而已有研究卻認為，受教育程度越高，預測準確性和信息收集能力就越突出，并且能夠利用大量相關知識預知一些風險的發生，學歷越高風險認知越小。筆者認為不同受教育程度消費者有著不同價值觀，高文化程度者往往比較重視生活品質，傾向于購買昂貴且安全食品，對充滿不確定性的GMF風險認知度較高。職業對消費者生態環境風險認知有一定影響。不同職業決定著不同需要和興趣，其中，醫生、教師、科技人員等涉及生物科技較多的專業人士對生態環境風險認知較其他職業消費群體明顯，可能是由于平時接觸高新技術信息較多而對新科技有一個正確認知的緣故。 （2）信息因素會影響到消費者對GMF的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消費者對GMF了解程度對其健康風險認知有顯著影響。掌握GMF信息越完備，了解程度越深，對其身體健康風險認知度越小。另外從何種渠道獲取GMF相關信息，對消費者風險認知也有顯著影響，其中從親朋好友（6．9％）和互聯網（23．2％）得知關于GMF信息的消費者，較從其他渠道得知的消費群體風險認知高。調查顯示，只有9．8％消費者僅僅是通過本調查才得知GMF信息，在此之前已經獲取GMF相關信息的消費者中，53．9％是通過廣播電視、書籍或報刊了解到的；其次便是網絡渠道，選擇比例為23．2％；另外通過學校課堂（6．2％）了解的消費者相對比較少。而消費者比較信任的信息渠道還是以政府部門和科學家為主，分別占34．7％和32．3％。可見，消費者非常重視GMF信息的來源渠道，更希望通過科學、專業和權威的途徑來了解GMF。 （3）風險因素對消費者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影響顯著。由模型Ⅰ可知，認為GMF具有污染其他非轉基因生物、使昆蟲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強抗性、使人產生過敏反應等缺點者，對GMF身體健康風險認知較高。而表示不清楚GMF所有之缺點者也表現出較高風險認知度。相反，認為GMF具有增加營養，改善風味這一優點者，對GMF身體健康風險認知較低。由模型Ⅱ得知，認為GMF具有破壞生物多樣性、污染其他非轉基因生物、使昆蟲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強抵抗力等缺點者，對GMF生態環境風險認知較高。而認為GMF具有增加營養，改善風味這一優點者，對GMF生態環境風險認知較低。 （4）社會心理因素對消費者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影響極顯著。消費者對GMF相關標識關注與否與生態環境風險認知顯著相關，關注度越高，其安全意識越強，在選購產品時會更加謹慎小心，會仔細推敲信息細節，因此對GMF風險認知越高。目前在GMF安全與否尚無科學定論之前，消費者只能依靠食品包裝上GMF標識來了解自己所購買的產品，調研結果顯示，82．6％消費者認為應該將GMF和非GMF分開管理，并對GMF強制性加貼標簽，只有8．1％的認為不需要將兩者分開管理，對GMF實行自愿貼標簽；而表示“無所謂”的有7．5％。這說明，大多數消費者都認為標識制度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國關于GMF的標識制度還不完善，相關部門對如何設置轉基因標識也沒有具體規定，實地調研發現，目前在食品市場上，GMF與非GMF標識比較混亂，也沒有統一的規范用語，同一產品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標注方法。而且有些GMF即使做出了相關標識，但其標識字體小得讓人難以辨認，甚至一些轉基因標識的字體顏色與印刷底色無顯著差異，消費者不仔細觀察將很難辨別，因此，在這種環境下，消費者風險認知度將隨之提高。另外，消費者對GMF信任度與風險認知也表現出極為顯著的負相關，信任對消費者風險認知起到顯著抑制作用，信任程度越高，其對GMF的風險認知越小，這與已有研究結論一致［13］。　 　四、結論與建議 1．研究結論 隨著轉基因作物種類、種植面積和產量等的持續快速增加，GMF開發與利用已是大勢所趨。目前GMF在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風險方面仍存在相當多的爭議，而本研究表明：大多數消費者對于GMF風險認知持觀望態度，但認為安全的比例稍稍高于認為危險的比例，可見，消費者對GMF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在進一步研究中，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影響消費者對GMF健康風險認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信息了解程度、信息來源渠道、對GMF優缺點認識和對GMF信任度等。而在消費者對GMF生態環境風險認知方面，職業、信息來源渠道、對GMF優缺點認識、對GMF標簽關注度和對GMF信任度都會顯著影響其對生態環境風險認知的態度。#p#分頁標題#e# 2．政策建議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發展以轉基因作物為先導現代生物技術對我國農業、農村和國民經濟發展及糧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義。要保證GMF健康有序發展，需要社會各方努力，其中消費者的選擇最為重要。本文認為武漢市消費者對GMF知識和信息都比較匱乏，對GMF風險認知也比較模糊。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首先，要加強對GMF科學普及活動，讓普通消費者對GMF有一個全面了解，如可以針對不同人群舉辦不同形式和內容的GMF科普活動，提高GMF相關信息透明度和公眾可參與性。同時相關監管機構應加強公正、及時、多渠道的GMF信息提供，如可以建立一個獨立第三方信息源來GMF相關信息。其次，媒體要肩負社會責任。作為GMF信息的重要傳播渠道，媒體在GMF宣傳上要保持嚴謹客觀的科學態度，盡可能將權威信息客觀地傳達給消費者，不要人為制造輿論亂象，甚至制造謠言造成恐慌與不安，提高消費者對GMF風險認知水平。再次，加強對GMF環境和食品安全問題的研究與監測。對GMF安全的基礎性研究與監測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加快GMF風險評估與安全檢測技術，讓消費者有一個公開、透明、及時、科學的信息渠道來了解GMF風險狀況，從而消除消費者對GMF風險的擔憂甚至恐懼心理。

篇(5)

當前，銀行卡通過互聯網、手機支付等多元化支付方式快速發展，持卡人在體驗支付便捷的同時，對安全用卡及風險防范的要求正在不斷提升。近日，中國銀聯聯合公安部經偵局了《2013安全支付在線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網上支付已成為持卡人普遍使用的支付方式；交易信息泄露及網絡釣魚是持卡人網購時最為擔心的兩大安全問題。

調查顯示，創新支付加快深入日常生活，網購消費金額增長顯著。網上支付已成為持卡人普遍使用的支付方式，超過八成被調查者月均網購消費金額超過500元，這一數據較兩年前提高15個百分點。金融IC卡規模化推廣加快帶動越來越多人申辦金融IC卡，三成被調查者已持有金融IC卡，另有三成被調查者計劃辦卡。

持卡人安全用卡意識增強，網購支付警惕性相對更高。相比線下商戶和ATM取款，網上購物是持卡人用卡警惕性最高的場所，近七成被調查者表示網購時會提高警惕。其中，交易信息泄露及網絡釣魚是持卡人網購時最為擔心的兩大安全問題。八成以上持卡人表示，如遭遇欺詐首選向公安機關報案維權。

網絡支付風險形態多元，安全快捷最為持卡人關注。就網上支付而言，欺詐轉賬、網絡釣魚、木馬病毒和騙取支付驗證信息是最常見的風險形態，其中近五成被調查者網購時曾遇到過網絡轉賬欺詐誘導，其次是釣魚網頁和木馬病毒欺詐。隨著安全驗證產品的持續升級，持卡人更傾向于安全與便捷并重的支付產品和服務。近六成被調查者將快捷支付作為網購的主要支付方式，這些用戶遭遇盜刷的風險也相對較低；近四成被調查者采用手機動態驗證碼進行安全驗證。

不同持卡人群支付習慣及風險偏好存在差異。從年齡分布看，網購時年輕持卡人更愿意嘗試網銀支付或快捷支付等創新支付方式，風險偏好也相對較高；而51歲以上的用戶中，選擇貨到付款的占比超過五成，他們更傾向于以此保障網購的安全性。從性別看，男性持卡人對創新支付的接受度高于女性持卡人，但用卡安全意識則有待加強，參與調查的用戶中遭遇過盜用風險的男性是女性持卡人的1.7倍。此外，網購金額較高、網購依賴性較大的人群，其風險承受能力也較高。

篇(6)

【關鍵詞】移動支付支付寶用戶風險評估

【中圖分類號】F224

一、引言

2015年7月31日，央行《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公告，對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做出了詳細規定，其中更新了第三方支付的相關規定，包括第三方支付賬單累計支付金額上限為500元，第三方支付將無法向他人轉賬等。《管理辦法》的出臺將第三方支付平臺回歸為提供小額、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務角色。自此，移動支付領域的發展方向將會更加具體明確。現階段，伴隨著我國經濟、法律、科技、社會等方面的進步，移動支付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2014年我國移動支付業務金額已達22.59萬億，同比增長134%，發展速度相當驚人。2015年3月召開的兩會上提出我國將繼續大力推動移動互聯網發展。中國網民的爆炸式增長和政府的全力支持，將為移動支付提供不可估量的增值空間和市場潛力。然而，移動支付的安全問題卻成為移動支付發展前途的瓶頸。

對此，本研究基于前人對于移動支付研究成果及各風險因子相互聯系的情況，以國內當前發展較為成熟的支付寶為案例，利用線性回歸分析重點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通過移動支付的風險分析，構造線性回歸方程，確定各風險因子對于移動支付安全有多大影響；二是根據以上的風險分析，提出如何降低風險因子對安全支付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移動支付和移動支付業務

移動支付的定義既多樣又有共性，即交易雙方或其中一方應當使用移動終端來進行交易支付。移動支付與傳統的支付方式相比，具有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電子信息支付的獨特優勢。我國現階段移動支付商業模式主要分為：以移動運營商為主導的商業模式、以銀行為主導的商業模式、以第三方交易平臺為主導的商業模式和以運營商和金融機構合作為主的商業模式四種。其中，以第三方交易平臺為主導的第三方支付模式占領了移動支付市場的主要份額。較其他模式而言，其主要有兩大方面的優勢：一是第三方支付提供商為用戶、商家優化了支付業務流程，進而提升商家業務運營效率；二是第三方支付提供商作為連接商家、用戶、銀行之間的業務樞紐，能夠聚合并積淀B2B、B2C資源。

阿里巴巴集團于2004年末創辦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通過10多年的發展，憑借其龐大的用戶規模、極高的用戶黏性以及超過50%的移動支端占比，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移動支付平臺。同時，我國移動支付市場環境整體較為開放，銀行等金融機構并未對移動支付商業模式做出過多干涉和約束，這些環境因素都極大地促進了支付寶的發展。

支付寶主要競爭優勢在于平臺的鏈接樞紐作用。與商業銀行的戰略合作而獲得的商業銀行信用背書，增加了用戶的信任感。同時，其用戶信用體系較為完備。支付寶實名認證需要用戶實名身份，在支付同時核實會員身份信息和銀行賬戶信息，保證了交易的定進行。

（二）移動支付的風險分析與應對

安全性在個人移動支付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隨著越來越多的移動支付平臺的出現，其安全性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目前關于移動支付風險因子的研究主要為下面幾個方面：

1.沉淀資金風險

在第三方支付的操作流程中，由于經歷了從充值到最終發出支付指令的時間間隔，資金通常會以風險保證金、備付金等形式在第三方支付平臺滯留一定時期。當支付平臺的沉淀資金與經營資金未充分隔離時，沉淀資金便可能進入與其安全性和流動性不相匹配的投資領域。同時我國尚無專門的法律法規對沉淀資金的權屬進行規定使得沉淀資金的風險愈發嚴重。

2.信息泄露風險

移動支付特別是遠程支付中，消費者無需依靠銀行卡卡片等有形介質，僅僅依靠卡號（賬號）、有效期、驗證碼、密碼、身份證號碼等個人信息，即可完成支付交易。導致私人信息和信用卡信息容易通過網絡技術泄露。

3.監督體系風險

從目前我國對各相關職能部門的管理職責規定來看，沒有發現任何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資格審查、第三方支付機構的運行管理等負有任何監管責任。并且該支付過程涉及用戶、商戶、銀行、移動運營商、第三方支付機構等眾多參與主體，法律關系非常復雜監管難度極大。

由于消費者具有極強的安全性需求，國內外學者在移動支付的風險方面研究頗多。基于不同的分類標準，移動支付的風險因子被劃分成了不同的層級。但大體都從消費者、商家、第三方支付平臺、法律監管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本文將基于學者們的研究思路，對移動支付的風險及應對策略進行更加全面細致的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基于目前的多種移動支付方式，由于支付寶所占市場規模更加具有代表性，因此我們決定選取支付寶作為研究案例，對現有支付寶用戶使用過程中存在的多種安全性問題進行重點深入調查，了解支付寶用戶在支付過程中存在的擔憂以及操作問題，進而對各個層面的風險進行調查研究，最后提出關于解決支付寶支付安全性問題的幾點建議。

（二）數據搜集和描述

文中采用的數據來源于調查數據，于2016年9月和10月在南昌市開展了調查。此次調研共發放正式調查問卷401份，回收390份有效問卷，最終問卷有效率為97.26%。

被調查者中女性占51.62%，男性占48.38%。20歲及以下的所占比例最少，為7.98%；21～25歲的人數其次，為16.21%；31～40歲最多，為33.17%；26～30歲與30～40歲所占比例則分別為25.19%和17.46%。受訪對象中學歷在研究生以上所占比例最少為6.48%；高中所占比例其次為9.98%；受教育水平中大學生學歷最多，所占比例為70.07%；大專所占比例則為13.47%。

在南昌市的150位實地受訪者中，17.7%的受訪者表示從未使用或偶爾使用支付寶；82.29%的用戶表示經常使用支付寶；其中35.8%的受訪者表示支付寶使用過程復雜，難以操作；39.78%的受訪者表示對支付寶安全性存在擔憂。由此可知，目前雖然支付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市場占有量，但很多消費者依然對支付寶存在一定的芥蒂心理。

四、移動支付――支付寶安全性分析

（一）評估風險因子指標建立

1.從文獻及訪談出發預建量化指標

根據文獻分析及深入南昌市商家以及各大商場的實地訪談，對支付寶用戶的支付流程中可能面臨的風險預建可量化的指標，對于支付寶用戶在支付流程中所面臨的風險指標建立如下：

消費者層面――是否清晰了解支付寶所有功能的具體操作方法、是否因錯誤操作受到詐騙或不慎進入病毒網站造成財產損失；

商家層面――在使用支付寶進行商品交易過程中，是否完全信任交易賣家（商品/服務），是否遭遇不良商家賣假貨及退貨退款等售后服務的困擾、在使用支付寶進行商品交易的過程中，是否知道該如何正確地進行資金索賠；

第三方機構層面――是否認為支付寶平臺作為提供結算服務的非金融機構不存在非法轉移資金（洗錢）套現等金融風險、是否認為支付寶平臺中海量銀行完整客戶和賬戶信息十分安全，不存在信息泄露的風險；

監管層面――是否認為支付寶的內部監管制度完善、外部監管體系完備，是否認為支付寶應當出臺明確說明支付平臺發生安全問題如何確認其與客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如何對客戶的損失進行賠償等問題的“服務協議”；

其他層面――是否認為支付寶采用更先進的加密技術、是否認為支付寶在二維碼支付過程中加入二維碼防偽功能。

2.風險因子線性回歸分析

在研究準備階段，我們制作了基于“用戶感知風險視角下的安全性評估調查問卷”。在問卷調查中把用戶對支付寶現存各種風險的滿意度進行七級評分，（即將用戶對五類風險的滿意度按照1～7進行劃分，其中“1”代表對現存的該種風險非常不滿意；“2”代表對現存的該種風險比^不滿意；“3”代表對現存的該種風險略微不滿意；“4”代表對該種風險的滿意度沒有偏好；“5”代表對現存的該種風險比較滿意；“6”代表對現存的該種風險相當滿意，“7”代表對現存的該種風險非常滿意。）

在發放該問卷前筆者首先進行了預調查，將該問卷首先發放給身邊各個年齡段，不同職業與不同受教育水平的30位群眾，他們普遍認為該問卷沒有出現引致性以及模糊不清的選項，通過預調查，我們對初始問卷做了微調以確保問卷的可靠性，在資料搜集的基礎上，對原始資料進行匯總，利用STATA建立數據庫，進行多元回歸統計分析。以消費者對支付寶用戶的綜合評價作為因變量y，以消費者在支付寶完成一系列操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作為自變量，對各自變量進行因子分析，多元相關系數較大的對支付寶整體評分有較大影響，對消費者層面的風險，商家層面的風險，第三方機構層面的風險，監管層面的風險，以及其他層面的風險因子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通過回歸分析得到的回歸方程為y=4.416576+ 0.0916942×1+0.0661157×商家層面風險因子+ 0.131875×2+0.0490106×3-0.0961733×4

（二）支付寶安全風險評估

根據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結果可看出，消費者層面、商家層面、第三方機構層面以及其他因素的風險因子系數的t檢驗統計量在95%的置信水平下均大于臨界值，可知四個層面的系數均顯著區別于0，說明這四個層面的風險因子的評分對支付寶的整體評分具有較為顯著的影響。然后根據每種層面風險因子的系數的大小，詳細分析了各種因素對支付寶綜合評分的影響。從分析結果看，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第三方機構層面的風險因子對整體評分影響最為顯著，說明用戶對支付寶作為第三方支付結算機構在結算過程中存在的非法轉移資金以及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沒有表示出太大擔憂；監管層面的風險因子最不為顯著，這說明消費者對現有的監管體系的有效性存在一定質疑，用戶擔憂外部監管未成體系以及法律方面存在的漏洞所導致的法律風險；支付寶用戶對于由于主觀原因所存在的操作風險在表示很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但不同的用戶對自己所面臨的操作風險的態度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年齡增加，認為自己所面臨的操作風險越大；支付寶用戶對于商家層面所存在的信用風險與倒閉風險沒有表現出很大憂慮，支付寶用戶目前普遍認為支付寶關聯商家不存在信用風險。

五、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本文探討了影響移動支付安全性的風險因子并分析各風險指標在支付寶用戶評估其安全性中所占權重的大小，得出了以下結論：

第一，即使對于占領著移動支付大部分市場的支付寶，用戶也并沒有表現出完全的信賴，倘若移動支付走出安全風險的制約因素，憑借著已集聚的客戶資源，移動支付產業鏈條會更加完備，步入擴張期。

第二，支付寶平臺層面安全性在用戶評估中安全性最高，主要在于其較為完備的用戶信用體系、用戶交易記錄保存機制以及與銀行層面的合作，這可為其他移動支付方式提供借鑒。

第三，監管層面風險因子是影響用戶安全評判的最為重要因素，完善相關立法與修訂刻不容緩。良好的法律外部環境有利于規避商家層面的信用風險以及支付平臺層面的沉淀資金、洗錢套現等安全威脅。

（二）對策

1.用戶層面

其一，熟悉移動支付交易流程，規避操作風險。用戶應知曉移動支付基本操作步驟，避免由于操作不當造成財物損失或個人信息泄露。其二，妥善保管私人信息，在進行網上交易時，不要隨意向對方透露重要的個人信息，注意刪除存留在公共場合網頁中的賬號密碼信息，防止重要信息被他人惡意使用。其三，加強安全支付意識，避免訪問可疑網站，警惕陌生人的付款要求，借助安全軟件為支付保駕護航。

2.支付機構層面

其一，不斷開發升級安全技術，增強風險防范能力。支付機構應不斷升級安全技術，加強軟硬件系統的建設，提高交易數據處理的安全性和用戶數據傳輸和存儲的安全性。其二，健全用戶信用評價體系與用戶交易記錄保存機制，提升支付雙方之間信任度，使每筆明細資金動向有蹤可循，規避洗錢套現風險。其三，注重員工自身風險意識培訓，樹立員工的責任意識，定期開展安全事故與風險防范的專題學習，形成誠信、自律的企業文化。

3.法律監管層面

其一，進一步厘清交易過程中各主體的法律關系和法律責任配置。相關法律應明確界定移動支付各方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各自的基礎性權利、義務，制訂有關的支付規范性制度和體系并充分發揮《電子簽名法》的規范作用。其二，強化沉淀資金的管理，落實反洗錢的管控工作。有關主管機構應當對滯留在交易平臺上的消費者交易資金進行確權，明確其所有權屬于用戶，可試行與證券交易保證金賬戶類似的監管措施，要求行銀行專戶存放。其三，完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強化消費者教育與保護。為移動支付的持續、穩健發展構建健康、有效的外部發展環境。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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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為分析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特征，我們采用調查問卷的方法獲取相關數據。本研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選取了江西省內經濟發展水平由高到低的南昌市、撫州市和吉安市三個地市及農村地區進行了隨機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家有高三在讀子女的父母、在校大學生的父母、已畢業大學生、已畢業大學生的父母四類人群。為考察高等教育投資前后，家庭對于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認知水平是否有差異，本研究將“家有高三在讀子女的父母”視為高等教育投資前的調查對象，將“在校大學生的父母”作為高等教育投資過程中的調查對象，將“已畢業大學生”和“已畢業大學生的父母”作為高等教育投資后的調查對象。本次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220份(農村105份，城市115份)，回收209份(農村103份，城市106份)，回收率為95%;有效問卷202份(農村100份，城市102份)，有效率為96．7%。調查將“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因素劃分為2個一級指標、7個二級指標、9個三級指標。各二級指標或三級指標在問卷中均以“發生某風險后家庭會不會覺得讓子女讀大學是不劃算的”，即“農村家庭對于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認知程度”為衡量標準，劃分為“肯定不會”、“不太會”、“有可能會”、“比較會”、“肯定會”5級，分別賦值1、2、3、4、5，分別代表風險認知水平由低到高。

二、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模糊綜合評價

模糊綜合評價就是以模糊數學為基礎，應用模糊關系合成的原理，將一些邊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從多個因素對被評價事物的隸屬等級狀況進行綜合性評價的一種方法［9］。

(一)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綜合評價的因素集(指標體系)的確定

(二)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評語集的確定風險意識的大小，可以將其分為一定的等級，本文定義為5個等級。

(三)確定各級指標uij隸屬于V中評語的隸屬度R采用評委會評分法確定隸屬度。由此可見，農村家庭風險得分從大到小排序為:教育質量風險、專業選擇風險、教育過度風險、個性風險、就業風險、主體風險、預期收益風險。(3)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一級指標的綜合評價。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系統風險的評估矩陣整體而言，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屬于“一般”;從一級指標來看，系統風險高于非系統風險，前者屬于“一般”水平，后者屬于“較小”水平;從二級指標來看，除“主體風險”和“預期收益風險”屬于“較小”的水平外，其余指標均為“一般”水平，且“預期收益風險”最低，“教育質量風險”最高。(5)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部分指標按投資時期區分的模糊綜合評價得分。借助模糊數學的分析方法，我們分3個時期對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及其一級、二級指標進行綜合評價(表1)。由表1可以看出，投資前、中、后三個階段的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水平并無顯著差別。

三、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特征

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具有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風險的普遍特征:(1)客觀性:即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不受投資者個人意志的影響。(2)復雜性:即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風險按照不同的分類標準會有多種類型，其產生的原因復雜多變。(3)滯后性:由于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過程相對較長，其風險往往實在投資結束后才能逐步顯現出來。(4)兩面性:即高等教育個人投資不僅可能遭受損失，也有可能獲得收益。(5)可優化性:指高等教育個人投資的部分風險(如系統風險)通過政府調整相應政策和個人調整個人投資決策可望實現風險優化。

(一)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對比分析(1)總體而言，根據模糊綜合評價，城市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略低于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風險，但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均不高。利用模糊綜合評價分析時設定的指標權重，可以計算出每份問卷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總分值，再通過城鄉家庭的兩組數據做獨立樣本的T檢驗后得出P值為0．093＞0．05，即差距不具有顯著性意義，可見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水平并不存在明顯差異。(2)從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一級指標來看，根據模糊綜合評價，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系統風險均高于非系統風險且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水平值均不高。但無論是系統風險還是非系統風險，農村家庭都略高于城市家庭。(3)從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二級指標來看，根據模糊綜合評價，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各二級指標水平均高于城市家庭。但通過對城、鄉二級風險數據做兩組獨立樣本的T檢驗時發現，P值均大于0．05，城鄉家庭二級風險指標的風險水平并無顯著差異。(4)從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三級指標來看，教育質量風險、就業風險、預期收益風險三類風險的均值和顯著性水平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農村家庭的各類三級風險指標的水平都高于城市家庭。但通過對城、鄉三級風險數據做兩組獨立樣本的T檢驗時發現，除就業風險(就業政策)外，各指標的P值均大于0．05，說明城鄉家庭三級風險指標的風險水平并無顯著差異。農村家庭在就業政策方面的就業風險與城市家庭存在差異，可能說明農村家庭由于缺乏更多的社會資源，在子女就業方面對國政策的依賴性更高。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三級指標中，風險最小均為預期收益風險(社會地位)，城鄉均值分別為2．12、2．04，可見城鄉家庭十分看重高等教育對于提高社會地位的作用而忽視其風險;風險最大的均為教育質量風險(安全管理)，城鄉均值分別為3．26、3．02，可見校園安全問題日益引起城鄉家庭的關注。此外，在所有三級指標中，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水平最大的前三位均為教育質量風險因素，分別為教育質量風險(安全管理)、教育質量風險(學生管理)、教育質量風險(教學質量)。這說明與就業、預期收益相比，城鄉家庭更看重高等學校的教育質量水平，尤其是高校學生管理和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