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稅收征管的意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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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征管智能化；稅收負擔；減稅降費；稅務智能

近年來，減稅降費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2019年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這顯示了減稅降費政策初具成效。但與此同時，這也是首次扭轉了我國常年持續的稅收超經濟增長的局面。由于減稅降費政策的目的在于結構性地減輕企業稅收負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因此在這個背景下，重新討論稅收超經濟增長的原因具有現實意義。稅收從根本上決定于經濟，但現實中稅收直接決定于稅收征管模式，而我國稅收征管模式長期實行“以計劃任務為中心”的模式（馮海波，2009），即稅務機關以計劃的稅收數額為目標開展征管活動，這使得稅收受到稅收征管水平較大的影響。學術界對于宏觀政策和稅收征管模式如何影響企業稅收負擔也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代表的觀點認為稅收計劃的制定，會傳導征管壓力，進而影響企業稅收負擔（薛偉等，2020）。現有研究文獻從稅收征管機制層面解釋了如何實現從宏觀到微觀的跨越，但較少文獻從稅收征管的執行層面來進行討論。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界定稅收征管智能化的基本內涵，分析稅收征管智能化對企業稅收負擔的影響，為進一步推進稅收征管智能化發展提高稅收征管效率、推進減稅降費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一、稅收征管智能化與稅務智能

稅收征管智能化往往會被等同于人工智能在稅收征管的應用來理解，但這兩者存在區別與聯系。人工智能最早被構思設計應用于商業智能，其具備數據讀取與分析、紅色報警、報表展示等功能，進而在稅收征管領域得到應用。智能是從大數據中獲取有用信息、發現模式及其變化的能力。而稅務智能是基于稅收學、經濟學、統計學等學科和理論模型，利用數據倉庫、OLAP分析、數據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對大量的涉稅數據進行推理、歸納和演繹分析，深度挖掘有效信息、總結潛在規律和經驗，從而幫助稅務部門進行稅收征收管理、制定稅收政策和決策的程序系統。稅收征管智能化則是指借助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在對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使得包括稅收分析、納稅服務、風險管理、稅務稽查等在內的稅收征管全流程逐步實現電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稅收征管智能化與稅務智能的共同之處在于依托以互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為核心的計算機技術，實現稅務機關的征管效率的提升、納稅人納稅遵從度的提高。但兩者之間的差別主要在于稅收征管智能化側重于過程，而稅務智能更側重于結果。隨著稅務機關的征管水平逐步提高，最終實現稅務智能的普遍應用。

二、稅收征管智能化的發展歷程

具體來說，稅收征管智能化是分階段發展和推進的，可以劃分為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在稅收征管智能化的初級階段，主要任務是實現申報納稅和涉稅信息、資料、數據的無紙化和電子化，稅務機關可以全面搜集、記錄、儲存、查閱涉稅數據，為進一步的分析積累大數據。在大數據作為開展稅收征管的基礎后，稅務機關可以借助互聯網技術，針對具體實際業務設計供稅務機關和納稅人使用的操作平臺，將大量的重復性、低風險、程序化程度高的工作在平臺上完成，逐步實現辦理業務的自動化、后臺化、高效化。同時，在稅收征管智能化的中級階段，稅務機關會有意識地運用數據進行分析，比如在稅收風險管理時，稅務機關會根據實際工作經驗構建風險指標體系，以風險指標體系為主導，計算機隨機選取為輔助，開展重點稅務稽查的選案環節。進入稅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級階段的前提條件是人工智能等技術已經較為成熟，專業人工智能已經普及應用。稅務智能會深度挖掘納稅人的涉稅信息背后的行為模式和偏好，針對不同納稅人提供個性化的納稅服務。另外，稅務智能會參與到稅源管理工作和決策中，利用大數據分析重點企業、重點行業和重點地區的稅收增長和經濟運行狀況，對稅收征管做出預測、規劃、判斷和輔助決策。在稅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級階段，區塊鏈技術也得到充分應用，首先會實現政府機關內部的數據共享，稅務智能可以從第三方獲取數據進行分析和驗證，比如納稅人在辦理出口退稅時，稅務智能可以自動調取、比對海關部門的報關數據，再次驗證納稅人出口退稅資料的真實性，進而防止出現海關無報關記錄，而稅務機關進行退稅的情況。稅收征管智能化的三個階段按照智能化程度的高低可以進行重新劃分，初級階段的智能化程度較低，中級階段的智能化程度有所提高，高級階段的智能化程度達到較高水平。因此，稅收征管智能化又可以劃分為低智能化階段、半智能化階段和高智能化階段。

三、稅收征管智能化影響企業稅收負擔的理論分析

稅務機關稅收征管面臨主要的問題是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稅務機關作為征稅一方，依法征稅時享有要求納稅人提交準確納稅資料的權利，而納稅人須要依法履行納稅申報的義務。但現實中，納稅人出于降低自身經營成本的考慮，往往不會將企業真實的經營狀況和利潤告知稅務機關，甚至通過多列支出、少列收入、虛假申報等方法，作出偷逃稅等違法行為。而稅務機關由于自身技術條件以及執法隊伍規模的限制，無法對眾多的納稅人逐一進行檢查，在實地檢查時，也出現了傳統稅務檢查方法落后、不能對納稅人納稅申報資料的真實性進行獨立驗證等情況。稅收征管智能化可以實現在事前對納稅人經營活動進行監管，在事中對納稅人申報資料的真實性進行驗證，在事后對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和風險進行評估管理，這將大大改善征納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稅收征管智能化改善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后，由于企業無法繼續隱瞞收入或者轉移利潤，企業實際承擔的稅收負擔將有所提高，同時稅務機關征收的稅收收入也將有所提高，且提高的幅度隨著稅收征管智能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稅收負擔按照承擔稅負的主體和范圍的差異，可以劃分為宏觀稅收負擔和微觀稅收負擔。宏觀稅收負擔是一國（地區）稅收收入與國內（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而微觀稅收負擔是某個企業的稅收負擔與經營收入（或銷售收入）的比值。由于企業是納稅人的主體，所以宏觀稅收負擔也可以通過將微觀稅收負擔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進行加權平均得到。由于稅收征管智能化的提高將影響所有企業的微觀稅收負擔，而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波動較小，因此宏觀稅收負擔也會受到稅收征管智能化的影響。由于名義稅率短期內不會變動、長期內不會大幅變動，因此稅收與經濟之間會保持一個基本固定的比例，進行同步增長。但現實中，早期稅務機關在稅收征管時，因為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導致無法征收到企業實際應該負擔的稅收，往往企業實際繳納的稅收少于實際應該負擔的稅收，這形成了早一期與晚一期之間的一個“缺口”。而這個“缺口”會因為稅收征管智能化的逐漸提高而逐步縮小，在這個逐步縮小過程中，稅收征管智能化會給稅收帶來了一個額外增長。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釋了常年來稅收超經濟增長的現象。圖2反映了我國2004~2018年稅收收入與GDP的整體變動情況。從圖1中可知，各省平均稅收收入增速常年高于各省平均GDP增速，但在2009年、2015年和2016年這三個年份稅收收入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前者是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實體經濟受到沖擊，大量企業營業收入與利潤下滑，稅收收入明顯減少；而后者則是在2015年《預算法》出臺后，稅務機關逐步開始放棄以稅收計劃為中心的征管模式，而是逐步加強稅收征管的智能化建設，因此當年的稅收收入有所調整，進而影響稅收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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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征管；改革；存在問題；優化措施

一、稅收征管改革的目的與意義

稅收征管是國家稅務征收機關，根據稅法、征管法等相關的法律規定，依法對稅款征收過程進行的組織、管理和檢查等一系列操作。稅收征管是我國稅務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組成環節，對于監督納稅人依法履行納稅義務，維護國家稅收和財政安全有積極作用。從宏觀層面上來看，通過實行稅收征管改革，對我國稅務工作產生了以下影響：

首先，執法的規范性得到了提高。通過稅收征管改革，強化了征管工作中監督部門的地位與作用，有利于征管期間做到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各項操作規定完全按照稅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具體要求來開展，對于稅收政策的貫徹落實起到了很好的促進和規范作用。其次，提高了征收率。在早期的稅收征管工作中，由于法制觀念等因素的影響，稅款的實際征收數與法定征收數之間往往存在很大差距，給稅收工作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通過一系列的改革，縮減了實征數與法征數之間的差異，保證了稅收收入。再次，降低成本，提升服務質量。通過稅收征管改革，在不斷降低納稅成本的基礎上，可以實現稅收總量的提升，從而可以為納稅人提供更加優質的納稅服務，間接提升了稅務部門的形象。

二、當前稅收征管工作存在的突出問題

1.稅收征管改革的不穩定性

通過稅收征管改革，能夠確保其征管模式與現行的稅收政策相適應。但是由于市場環境的復雜性，導致稅收征管在具體的實踐中也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在改革的不同階段，稅收征管改革的作用效果也表現出較為明顯的不穩定特性，在強化稅收管理方面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優勢。在國家稅務部門制定完宏觀的稅收征管改革方針后，基層部門由于自身對征管客觀規律的掌握不深刻，導致在具體的改革落實過程中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例如，有的稅務部門提出了“以科技促管理”的改革口號，但是在后期具體的改革實施過程中，卻并沒有引進相應的信息化技術設備，最終導致稅收征管效率得不到提高。

2.改革期間沒有進行成本控制

由于對征管的內在客觀規律掌握不深刻以及對稅收征管改革認識的局限性，以及稅收征管改革不斷調整呈現出的不穩定性，因此近年來沒有建成有效的控制機制來控制稅收成本，致使征納雙方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終導致了稅收征管效益銳減。具體實施當中，稅務部門根據稅收管理的規范化、信息化要求，調整機構設置，這樣做導致了稅務部門機構和人員的“內耗”；再者由于存在稅收征管信息不對稱和征管信息交叉采集的問題，導致了稅收管理工作效率低下。

三、解決稅收征管改革問題的具體措施

1.明確崗位責任，嚴格依法行政

首先，根據稅收征管工作的具體內容，制定一套與之相契合的獎懲激勵制度，以此來激發稅務征管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通過明確崗位責任，將責任落實到人，提升稅收征管人員的責任意識，這樣一來，不僅能夠確保稅收征管工作嚴格依法開展，而且可以提升稅收征管隊伍的整體素質。其次，加強稅收征管人員的專業技術培訓，不斷提高執法能力。隨著稅收征管改革的進行，原有的工作內容也發生了轉變。作為稅收征管工作的一線人員，不僅需要具有較高的專業技能，同時也必須具備一定的職業道德品質，并且通過定期開展技術培訓，使征管人員能夠及時掌握稅收征管改革的具體內容和工作方法，從而不斷提升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

2.強化信息資源整合，實現信息化建設

信息化系統的應用，能夠極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實現涉稅信息共享。因此，早在2001年的稅收征管改革中，國家稅務部門就將實現信息化建設列入了《稅收征收管理法》中。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現階段的信息化技術逐漸趨于成熟和完善，在稅收征管工作中的應用優勢也逐漸彰顯。通過進一步提高信息化系統在稅收征管工作中的應用，減少各個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確保稅收征管實現現代化，保證稅務信息的安全與質量，從而為實現稅收征管工作效率的提升起到推動作用。

3.轉變納稅服務思想，提高納稅服務水平

在稅收征管改革過程中，提升稅務機關的服務水平也是改革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從本質上來說，稅務機關與國家其他公務機關一樣，都屬于服務性質的單位，通過開展征管改革，要求稅務部門進一步明確納稅服務思想，并且根據納稅人的需要，建立內容完善的服務制度，從而確保稅收征管工作的高質量開展。在現行的國內稅收環境下，樹立納稅服務思想，既是適應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進一步推動稅收征管改革的必然需要。

參考文獻：

[1] 李愛鴿，沈曉敏.“一帶一路”背景下陜西戰略性新興產業稅收優惠政策研究[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6（05）：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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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大數據 稅收征管模式 建議

一、大數據基本概述

1、定義

“大數據”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1980年發表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其在書中寫到：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會，大數據是第三次浪潮的華彩樂章。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目前對“大數據”有兩種比較權威的定義：一是徐子沛在其著作《大數據》一書中對大數據的定義：“大數據是那些大小已經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尺度，一般的軟件工具難以捕捉、存儲、管理和分析的數據。”二是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其著作《大數據時代》中對大數據的定義：“大數據是人們獲得新認知、創造新價值的源泉，是改變市場、組織機構以及政府與公民關系的方法。”《大數據時代》指出大數據時代到來帶來的最大轉變就是人們不再注重對因果關系的探求，而是注重數據之間的相關性;不再注重“為什么”，取而代之的是“是什么”，換而言之，就是在海量、無序的數據中總結規律，發現價值。

2、大數據的特點

（1）數據容量大

數據的存儲單位依次是B、KB、MB、GB、TB、PB、EB、ZB、YB、DB、NB，數據存儲TB級別是典型計算機硬盤的容量，有些大企業的數據存儲量已經達到了EB級。世界正在向ZB級別邁進，根據國際互聯網絡數據中心對此作數的預測，到2020年全球以電子形式存儲的數據量將會達到35.2ZB，未來數據容量之大將會超乎我們的想象。

（2）數據多樣性

在大數據時代信息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能夠用數據或統一結構加以表示的結構化數據，如數字、網頁瀏覽所產生的數字化數據;另一類是無法用數字或統一結構表示的非結構化數據，如圖像、聲音。稅收征管系統中不僅應包括征納信息等結構化數據，還應包含網絡、圖片等非結構化數據，使結構化數據與非結構化數據相融合，更好地為稅收征管服務。

（3）數據運行速度快

2014年11月11日（天貓“雙十一”）根據阿里巴巴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支付寶當天成交金額為571億元，支付交易筆數達到1.97億筆，最高峰時每分鐘支付處理交易高達79萬筆。可見，大數據時代數據的處理速度極快，這有利于及時地發現并解決問題，防范稅收風險。

二、大數據為稅收征管模式轉型帶來機遇

“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給我們的生活、工作、思維帶來了重大的轉變，同時也為我國稅收征管模式的轉型帶來了機遇。1990年我國廢除了稅收“管戶制”，在稅源分類管理的基礎上，全面推行“管事制”的征、管、查分離模式，由“分戶到人”到“分事到人”，扭轉了稅務人員“一員多責”、“一員多權”式的局面，逐步建立了基于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等稅收業務流程，強化了稅收征管上的專業分化和計算機技術的應用，提高了征管質效，降低了稅務執法風險，成功實現了稅收征管模式的第一次轉型。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管事制”的稅收征管模式逐漸與現行社會、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這就推進了稅收征管模式的第二次轉型――由“管事制”向“管數制”轉變。新稅收征管模式應表述為：以稅收信息化為依托、以稅源監控為核心、服務與管理并重，提高納稅人申報的真實性。大數據為稅收征管模式的轉型提供了技術推動力，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技術的不斷升級，必將推動稅收征管模式的升級，大數據指明了稅收征管模式轉型的方向與道路。

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構建信息化管理體系，投入超過2億美元資金進行研發，并多次更新和改進，目前已建立了負責納稅人主文件、數據處理與災難備份、納稅人非文件的國家級數據處理中心。英國皇家稅務與海關總署的分析師使用高級軟件程序connect來識別風險，存儲著8億多個記錄。美國聯邦政府公布了一個新數據門戶網站Date.Gov，可以獲取各部門的原始資料。

目前我國已初步將大數據應用于稅收征管與稅收政策，1994年3月底，金稅工程辦公室組織實施了以建設50個城市為試點的增值稅計算機交叉稽核系統，即金稅一期。2001年7月1日，金稅二期四個子系統在全國全面開通，在北京等9省市已投入運行，數據采集率已達到了99.6%，建成了全國增值稅發票監控網，通過計算機管理的納稅戶超過1000萬，80%以上的稅款通過計算機征收，擁有3萬人左右的信息技術隊伍。以“一個平臺、兩級處理、三個覆蓋、四類系統”為工作總目標的金稅三期系統于2015年1月8日正式啟用。這些已有的實踐經驗反映了大數據時代對納稅征管和稅收政策制定了潛在機遇，并為稅收征管向“管數制”模式的轉變帶了機遇。

三、大數據時代現有稅收征管模式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1、稅收征管理念與大數據思維不相符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促進了稅收征管向“信息管稅”邁進，明確了稅收征管模式第二次轉型的革命方向，但現實中在思想觀念上卻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一是稅務人員整體上思想落后，對大數據的理念、技術以及給我們的生活、工作帶來的影響認知有限，不清楚大數據對稅收征管及稅收政策帶來哪些重大的影響和轉變，也就無法準確地把握稅收征管模式變革的方向和未來。二是稅務部門人員對稅收征管的地位存在錯誤認知，經濟決定稅源，稅源決定稅收，在一定的經濟規模下，稅收政策制度的設定決定了能形成多大稅源;在稅源一定的情況下，稅收多少又取決于稅收征管能力、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和社會的協助，稅務部門人員通常認為稅收收入僅取決于納稅征管能力，而忽視了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和社會協助兩個重要的因素，這與大數據開放的觀念是相駁的。

2、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不斷發展，納稅人的經營越來越多元化和復雜化，跨區域經營越來越多，使得稅源越來越隱蔽，加大了涉稅信息獲取的難度，導致稅務部門與納稅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是導致稅收流失的根本問題。這種信息不對稱主要體現在稅務部門獲取納稅人信息的渠道單一，主要通過納稅人自行申報以及稅務部門根據工作需要所采集到的信息，無法有效地利用來自金融、工商等第三方部門的涉稅信息，導致納稅人故意隱匿銷售收入、資產等，出現避稅、逃稅的問題，因此帶來了稅收流失的風險。

3、數據質量有待提高

金稅工程積累的數據較多，但數據質量存在一些問題。一是信息采集要求不高、渠道單一，主要通過納稅人填寫稅務登記表自行申報，而納稅人通常只填寫表格的必填部分，其他大部門多是以空白形式存檔，不能獲取更多的涉稅信息。二是為了獲取更多的涉稅信息，從事稅收調查相關工作的系統部門眾多，被調查企業需要填寫來自不同系統部門的多張表格，這些表格中必然存在內容相同但填寫要求、格式不同的情況，缺少統一部門對數據指標設置原則、標準、格式進行統籌管理。三是納稅人申報的資料不全，漏填、故意隱瞞涉稅信息，稅務操作員的操作不當、錄入錯誤、審核不嚴，導致所獲取的數據差錯率高、數據不真實，大大降低了數據的應用價值。

4、缺乏專業信息技術人才，信息利用效率低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3萬人左右的人才信息技術隊伍，但這遠遠達不到大數據時代的需求。能夠全面、系統地掌握大數據思維、計算機技術、稅務業務的稅務人員并不多，再加上稅務干部年齡結構老齡化，導致稅收創新點少。因此，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缺乏的問題尤為突出，進而導致稅務機關面臨海量的涉稅信息卻無從下手，難以有效地整合分析利用現有的信息，對已獲取的數據分析的廣度和深度不夠，只停留在對某些數據的縱向對比分析，缺乏對稅收數據的多角度、多緯度的深層次挖掘以及與宏觀經濟、市場、社會、企業提供的財務數據的聯動分析。

四、構建與大數據時代相適應的稅收征管模式的建議

1、將大數據思維融入稅收征管體系中

“大數據”是數據、思維和技術的高度融合，將大數據思維融入稅收征管體系，是實現“信息管稅”的必然選擇。目前，各級稅務機關和干部對大數據思維運用到稅收征管中的意義認知有限，這就需在稅務系統內深入開展并普及“大數據”的知識，提升稅務系統內部各層級人員對大數據思維、戰略、技術與稅收征管關系的重視程度，培養大數據思維方式，將稅收征管模式與大數據先進的管理理念相結合，為實現稅收大數據時代奠定堅定的思想基礎。

2、構建涉稅信息共享平臺，強化涉稅信息的安全性

信息不對稱是稅收征管面對的最大難題，如果稅務機關能夠掌握納稅人的生產經營等所有的涉稅信息，就能有效地減少稅收流失的風險。這就要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用，搭建和完善涉稅信息共享平臺，將金融、工商等所有第三方部門納入數據平臺管理，各部門之間實現高效的數據信息共享。這樣納稅人申報納稅，稅務機關對數據共享系統中與納稅人有關的所有涉稅信息進行分析對比后核定應納稅額，并反饋給納稅人，防止漏稅、避稅，提高納稅人的稅收自覺遵從度。完善相關涉稅信息的法律，明確第三方向稅務機關提供準確涉稅信息的義務和責任，強化涉稅信息的安全性，保護納稅人的涉稅信息。

3、提高數據質量，加強數據質量管理

數據是實現“信息管稅”的基礎，是稅收征管模式變革的先行官，因此提高數據質量是任務之首。首先，要進行數據采集操作的規范設定，按照統一的標準錄入數據，規范原始數據，設置涉稅信息采集專業崗位，專門從事納稅人生產、經營等信息的采集，嚴把數據錄入關。其次，制定數據審核標準，設置數據審計子系統，對已進入稅收征管系統的數據以及數據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審核，出現有疑點的數據及時進行糾正、剔除等處理，提高進入系統數據的準確性。最后，將數據質量納入績效考核，實行銀行的“零容忍度”管理，對錄入等錯誤從嚴處理。對納稅人報送的稅務數據出現申報資料不全、有意隱瞞涉稅信息的情況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處理。

4、培養稅收大數據人才，創新納稅服務

稅務機關應充分運用大數據思維，建立大數據人才培養體系，培養既精通稅收業務又掌握法律、統計、計算機技術的復合型人才，能夠將雜亂無章的涉稅數據變成有序、可分析的數據，探尋蘊含在數據中的稅收征管規律，及時發現涉稅疑點，實施稅收風險監控。另外，創新納稅服務，盡可能縮短辦稅流程。積極推廣手機服務，開發稅收征管手機APP，擴展24小時網上納稅，納稅人可以隨時辦理涉稅業務。同時，利用APP和稅務網為納稅人提供更多的“私人定制”服務，不斷滿足稅收征管的個性化需求，提高稅收征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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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一些企業為尋求發展需要的先進技術和資源，加快轉型升級和提高綜合競爭力，紛紛走出國門拓展發展空間，使“走出去”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得以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各級稅務機關對“走出去”企業的稅收管理與服務則嚴重滯后，顯現出征管與納服的盲區。因此，加強對“走出去”企業的稅收征管，為“走出去”企業提供國際化的納稅服務是各級稅務機關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充分認識做好“走出去”企業稅收征管與服務的重大意義

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為鼓勵和規范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稅收，作為組織收入、調節經濟和分配的重要手段，對鼓勵和規范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走出去”企業稅收征管與服務是對我國居民企業和個人赴境外從事外資、提供勞務和承包工程等項目進行稅收征管和納稅服務的活動。境外投資的居民，依法享有包括稅收優惠、爭端解決和境外已稅投資所得申請國內稅收抵免等稅收協定的各種待遇，這些不僅涉及大量的納稅服務問題，而且在管理上也容易產生境外所得在國內延遲納稅和逃避國內納稅義務等現象。因此，稅務部門應充分認識對做好“走出去”企業稅收征管與服務的重大意義，把征管與服務更好地結合起來，切實堵塞“走出去”企業的稅收征管漏洞，實現對“走出去”企業稅款的應收盡收。

二、當前“走出去”企業稅收征管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國對“走出去”企業的稅收征管只在《企業所得稅法》和《稅收征管法》中有所體現，還只是一種粗線條的管理框架，與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發展形勢不能完全適應和對接，“走出去”企業稅收征管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征管制度不健全，管理規程欠規范

在我國實行的企業納稅申報制度中，有所得稅申報制度、匯算清繳制度、關聯業務往來申報制度，卻沒有境外投資業務申報管理辦法。雖然《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境外所得要與境內所得匯總納稅，但境外所得如何申報、如何管理、如何進行征收，并沒有明確的說法和定論，還只是處于摸索階段，無法給企業提供法定的、規范的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對境外投資行為管理與服務的有效性。

（二）征管基礎不扎實，境外投資信息難掌握

“走出去”企業在我國境外國家或地區進行投資、生產和經營，一般很少主動向我國國內稅務機關申報涉稅情況，一些企業財務核算隱蔽性較強，再加上語言、管轄權等因素的制約，使國內稅務部門很難詳細掌握企業在境外投資活動過程及其涉稅信息，很難分清其投資和正常業務往來，不便于境外投資企業的稅收征管和服務，增強了“走出去”企業的涉稅風險。

（三）稅收政策不完善，稅收優惠形式單一

目前，我國在稅收政策上對“走出去”企業的支持，既沒有體現投資產業上的區別，也沒有體現投資地區、投資形式上的政策導向。稅收優惠的主要方式是稅收抵免，形式比較單一，不利于“走出去”企業的發展。同時，稅務部門為跨國投資的納稅人提供稅收權益保障方面也存在不足，稅收征管和納稅服務措施相對滯后。

（四）企業納稅遵從度不高，主動納稅意識不強

出于自身利益和發展需要，再加上審批手續繁瑣，一些“走出去”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為達到逃避納稅的目的，不主動到國內稅務機關辦理相關手續，而是采取“迂回戰術”，通過各種途徑“曲線”出國經營。即便是經有關部門審批登記的境外企業，也很少主動將境外所得到境內申報納稅。另外，由于關聯企業交易的隱蔽性，一些境外企業在利潤分配時，也會利用關聯關系進行避稅。

三、稅務機關的應對措施

為加強對“走出去”企業的稅收征管，更好地服務境外企業發展，稅務機關應順勢而為，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應對。

（一）建立有效的征管體系，構建信息共享平臺

掌握涉稅信息是加強境外投資企業稅收征管的關鍵，而境外投資企業的大量信息主要掌握在外經、財政、外事和公安等部門。因此，稅務機關應加強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牽頭定期召開由外經委、財政、外事、公安等部門參加的聯席會議，建立“走出去”企業基礎信息檔案，隨時掌握涉外企業各方面情況。

（二）發揮“稅收協定”國際效能，完善相關保障機制

遵循法律優位原則，充分發揮“稅收協定”國際效能，為“走出去”企業做好納稅服務的同時，針對境外投資政策執行不統一、申報程序不規范等問題，制定完善針對“走出去”企業的稅收管理辦法，加強稅源控管。比如：建立針對“走出去”企業個性化需求的響應機制，開展有針對性的政策指引，幫助企業降低納稅成本和風險；為企業提供前端咨詢保障和涉稅風險分析保障機制等等。

（三）加強宣傳教育引導，提高企業納稅遵從

加強對“走出去”企業進行維護國家，支持國家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宣傳教育和引導，使企業自覺把維護國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鼓勵企業把投資收益匯回國內依法納稅。同時，應明確“走出去”企業境外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方法。境外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應本著管理從簡的原則，統一標準，按各國的稅法規定計算成本費用和損失，杜絕魚目混珠問題的發生。

篇(5)

關鍵詞:征管效率;因素分解;三階段DEA-Malmquist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10)03-0071-09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中國稅收收入在1998-2006年間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經濟因素、政策因素、特殊因素、管理因素以及稅款虛收因素(安體富,2002)。顯然,稅務部門的稅收征管效率是影響稅收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近些年來,我國稅收收入連續多年出現超GDP增長,科學評估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效率對于破解稅收增長之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于稅收征管效率問題,自從威廉?配第提出公平、簡便、節省三條標準以后,國外學者對其研究逐步深入。Lotz等(1967)采用稅率分析的統計結果來比較稅收努力程度。Diamond等(1974)、Auerbach(1985)、Mohring(2007)分別對稅收征管額外負擔進行了分析。Kay等(1988)使用資源效用的Debreu系數來測度征稅系統的無效率程度。Tanzi(1999)對地下經濟進行測算,并估算出稅收流失的規模。Pascalis等(2006)提出對稅收效率的測量應該不僅包括資金層面,也要覆蓋諸多非效率問題,并構建稅收樂觀指數(TOI)來測定稅收征管效率。國外研究構建了稅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分析指標與框架,為國內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Ruggiero(1996)、Woodbury等(2003)、Afonso等(2006)將DEA技術引入公共部門效率評價當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思路。

國內學者關于稅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圍繞建立一個適合中國的稅收征管效率評價指標和方法展開,研究成果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單純的指數和成本收益比率法。代表性的主要有兩種:稅收努力指數和征收成本率。稅收努力指數是實際稅收收入與預期稅收收入的比率(Bahl,1988)。趙志耘等(2002)通過稅收努力指數分析了它與稅收比率的現實關系。這一指標能夠反映不同地區和不同稅種的征稅“努力程度”,其不足之處是沒有考慮成本因素,預期稅收收入的估算難度較大。征收成本率是從稅收征管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考慮稅收征管效率(張培森等,2003),但是忽視了稅收收益和機會成本。劉洋(2007)從稅收激勵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活動角度評價了我國現行所得稅制的效率,但該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分析稅收的社會效率。目前,我國稅務部門現行“八率”(即:征期申報率、當期申報率、征期入庫率、當期入庫率、累計入庫率、逾期申報罰款率、滯納金加收率和稅務登記增長率)評價指標體系,因多重目標在實際決策中可能存在沖突,難以均衡;倘若構建綜合的指標,在確定權重時難免添加主觀色彩。二是基于一些經典模型的實證分析。呂冰洋等(2006)利用1996-2004年經驗數據,基于經典DEA和Malmquist指數的技術方法分析了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稅收征管效率狀況。但是,經典DEA模型由于無法剔除外部因素的影響,在分析結果上可能是有偏的;基于C2R模型的Malmquist指數也可能出現偏差,因此技術方法存在改進空間。王德祥等(2009)采用隨機前沿分析技術(sFA)對我國稅收征管效率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但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形式設定難免存在主觀性;同時,雖然極力剔除地區經濟、社會因素及隨機沖擊的影響,但是,該技術方法依然無法徹底解決“不公正”效率評估問題。

本文的創新之處是,在進行傳統Malmquist指數模型的動態效率分析之前,采用三階段DEA模型剔除掉可能影響分析結論的外生因素,使稅收征管效率分析更準確。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與指標選取,第三部分是實證結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結論及簡短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指標選取

(一)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由三階段DEA和Malmquist指數組成。步驟是:(1)運用經典DEA(本文采用C2R)原理,利用原始投入產出數據,評估初始效率值和松馳量。(2)將所有松弛變量加總,包括無效投入部分和松弛部分。以各個投入項總松弛量作為因變量,所有外生因素為白變量進行Tobit回歸分析。(3)根據回歸結果進行實際投入調整,(N-1)個省份都將被“補上”因外部環境受益而“節省”的成本投入。(4)利用“公平環境”下的投入和產出項,運用Malmquist指數,重新進行效率評價,并進行決定因素分解分析。前三個步驟稱為三階段DEA,所以該方法合稱三階段DEA-Malmquist指數模型。

經典DEA一般應用于某個時點上的截面數據的效率評估與比較,它有三個不足:(1)無法進行動態效率的評估;(2)無法進行決定因素分解;(3)評估的效率值較為粗糙。針對第三個不足,我們用上述第二、三兩個步驟來平整;針對第一個、第二個不足,我們引入Malmquist指數。這樣,我們的研究方法更加準確與深入。以下是具體論證過程。

經典DEA是一種線性規劃方法,它借助于前沿生產函數,依據一定的標準構造一個生產前沿面,被評估的公共部門與該前沿面的差距就是它的效率。其優點在于,可以處理多個投入和多個產出的情況,無需像參數法那樣構建具體函數形式的生產前沿面,對投入、產出的項目無需進行單位的標準化,就能給出相對效率值。但是,它存在著一個嚴重缺陷:忽略了不同項目主體所處的外部環境的差異。這一缺陷導致效率評價的“不公性”,任何偏離效率前沿的“行為”均被看作是無效率的。在不同的評價基礎上進行統一效率衡量,對那些環境優越的主體會有提高其效率評價得分的趨勢,而給予外部環境“惡劣”主體的是不公正的評價。DEA效率得分可能低估或高估實際效率水平(Worthington,2000)。外部環境對效率評估往往有顯著影響,如果不加以控制,DEA方法計算的效率得分將有偏(Ruggiero,2000)。

針對這一缺陷,我們采用三階段DEA-Tobit計量方法,修正外部環境變量造成的偏誤。假定經典DEA得到初始的效率為θ,各項投入松弛量為input_s。現在將各項投入總松弛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各項決策的外生環境作為解釋變量,構建N個(N為投入項的個數)Tobit模型。況下依然有效(Ray,1997),因此,Malmquist生產指數可以通過三個規模報酬不變DEA模型得到(Fire,

et al,1994),從而能夠實現不同決策主體之間動態生產效率分析與決定因素分解。

(二)變量與數據描述

本文采用1997--2006年中國30個省級單位數據作為樣本(由于大量數據缺失未被包括在內)。因此,本文的樣本個數為300個。

我們以省級稅收總收人為稅收征管效率的產出項,投入項則主要涉及稅源基礎、人員投入以及運轉費用等,因此,在Malmquist指數的計算過程中采用的投入項有地區生產總值、第二三產業比重、營業盈余比值、市場化指數和稅務人員數量。GDP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的總規模,對總稅收規模具有重要作用;稅源主要集中在第二三產業,在經濟總量規模一定的情況下,二三產業比重越高,稅收潛力越大;營業盈余占GDP比重可近似描述地區經濟效益水平,對稅收尤其是企業所得稅具有重要影響;經濟自由度通常對前沿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具有正的影響(Lee,et al,1993),本文采用樊綱等(2006)計算的我國各省的市場化水平指數;稅務人員數量是反映人力投入的一個較好的指標。

在外生因素方面,我們主要考慮稅務人員素質、稅源分布狀況以及各省份差異性等。稅務人員素質是影響稅收征管能力的重要因素。稅源分布狀況影響管理的規模效應,稅源集中化程度越高,征管相對容易,成本相應越少,機構效率越高。考慮到地區差異性,我們將28個省份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并且以西部地區為基點設定三個虛擬變量。這些對效率分析可能產生影響的因素在分析之前,通過三階段DEA予以剔除處理。各變量定義見表I,各變量的統計特征見表2。

依據上述研究方法與數據,我們測算出初始效率值和松馳量,并根據Tobit模型計量分析結果對投入項調整,最后完成Malmquist指數的求解及因素分解。

三、實證結果分析

本部分是三階段DEA-Malmquist指數模型的實證結果,報告我國稅務部門稅收征管效率的動態變,化趨勢,剖析影響稅收征管的全要素生產指數變動的決定因素。

表3報告的是C2R下稅收征管效率值及各投入項的總松馳量。從表3可以看出,2006年,除中部和東部的少數省份外(山東最低,僅為56,85%),其他地區省份的征稅效率得分一般較高。

表3列示的是在沒有考慮外部環境差異情況下的效率值,并在它的基礎上測算出總的松弛量。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它不能有效地反映真實效率。為此,表4報告的是剔除歪曲真實效率值的外在因素的Tobit回歸分析結果。在剔除外生變量的Tobit模型回歸過程中,我們發現:稅務人員素質幾乎未能通過各年份統計檢驗,因此不是影響松弛量的重要因素,被舍掉;在去掉education后,虛擬變量u2和u3仍然無法通過檢驗,表明除了東部地區外,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因素差別并不明顯,舍掉u2和u3后,模型基本狀況得到較大改觀,z值大多通過檢驗,Log likelihood值良好。

依據表4,我們調整投入項(數據太多,報告從略),并在此基礎上得到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值。本文衡量的是各個省份在既定資源和經濟狀況下稅收的征管效率問題,因此,在技術上,采用產出導向型測度。

圖1是1998-2006年中國省級稅務部門平均稅收征管效率變化趨勢圖,它反映的是稅收征管平均各項效率指標相對于上一年度的變化百分比。從圖1中可以看出,我國稅務部門稅收征管的全要素生產率(TFP)波動較大,在2001年度增長率將近150%,而在其前后兩年中都為負的增長率,表明2001年可能是外部因素的瞬時沖擊所致。

從圖1顯示的全要素生產率分解來看,技術進步同TFP指數變化具有很強的相關性。2001年稅收征管綜合效率的超常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同樣,技術進步在該年前后出現較大波動,表明其沖擊的瞬時性。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相對較為穩定,年度變化率都不超過50%,兩者大致存在一個此高彼低的波動趨勢。

表5是1998-2006年各省稅務機關稅收征管全要素生產率平均變化率及其變動決定因素分解(平均值)。從表5可以看出,1998-2006年,我國稅收征管效率Malmquist指數值年平均增長率為42.5%,增長幅度最大的是北京市,年均純增長率達到58.6%。從影響TFP變動的因素分解來看,帶來稅收征管全要素生產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技術進步,其年均增長達到35.7%,上海市技術進步最快,增幅達到44.7%。從涉及生產效率的兩個指標來看,全國年均純技術效率增長6.3%,最高為寧夏地區,增長43.8%,同時全國有8個省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陜西省,年均降低5.6%;在規模效率方面,12個省份都不同程度下降,全國平均下降1.2%,寧夏下降超過20%。顯然,從全國平均水平上來看,稅收征管TFP增長42.5%的主要驅動因素在于技術進步,平均年增長達到35.7%。首先,這說明近10年的科學技術進步、生產方式改進及制度創新極大地提高了稅收全要素生產效率;其次是純技術效率的提高,稅務部門自身征收管理效率的增進是促進TFP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最后,全國年平均規模效率有所下降,表明稅收征管資源投入規模過度,超過了最佳規模。

表5還進一步分析比較了地區稅收征管全要素生產率差別及其決定因素。東部地區稅收征管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居于四個區域之首,平均年增長速度為49.0%,西部、東北和中部地區依次居于東部之后。從TFP變動的各決定因素來看,各個地區稅收征管效率增長的最主要推動力是技術進步,各地區技術進步增長率都超過30%。從純征管效率增長來看,西部地區居于首位,其次是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說明西部地區稅務部門稅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對較快的增長,而東北地區增長相對緩慢。在規模方面,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具有正的增長效率,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增長效率為負,這與我國基本宏觀政策是一致的,在“中部崛起”和“振興東北老工業”政策下,國家加大對其基本設施投資,較好地改變了其公共投資不足的“瓶頸”;而東部沿海地區,傳統意義上受到國家公共投資的傾斜,投資過度,報酬遞減;西部地區也有國家政策扶持,但是尚處于起步階段,公共投資不足,因而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下的規模低效率。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改進的三階段DEA-Malmquist指數模型,利用30個省份1998-2006年宏觀數據,分析了中國稅務機關稅收征管效率的動態趨勢,并進一步通過指數分解剖析了影響TFP變動的決定因素。在剔除掉影響效率測度的環境因素后,分析結果表明:1998-2006年間,中國稅務部門平均稅收征管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迅速,但是在2001年前后存在較大的波動,技術進步是推動其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分地區分析發現,推動稅收征管TFP增長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技術進步;沿海地區純稅收征管效率相對于內地增長迅速,西部地區稅務部門稅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對較快的增長,東北地區增長相對緩慢;中部和東北地區規模效率具有正的增長,東部和西部地區規模效率具有遞減趨勢,征管成本投入過度。

基于研究結論,我們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議:

(1)加大科技投入和制度創新力度,增強對中西部地區幫扶力度。本文分析發現:1998-2006年,促進我國稅收征收管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最主要推動力在于技術進步,并具有一個從沿海到內地的推進過程。要有效地促進我國稅收征管TFP的增長,必須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和制度創新力度;同時,相對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來說,中西部地區對先進技術和征管經驗及制度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強化東部省份對中西部地區的幫扶力度,能夠有效促進中西部地區稅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2)優化稅務部門公共設施資源投資規模。1998-2006年,東北和中部地區具有正的規模效率增長,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規模效率下降。東北和中部地區受益于國家的相關政策,較好地彌補了公共投資不足問題,有效地促進了稅收征管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東部地區由于投資過量,西部地區由于投入不足,都存在規模效率下降問題,因此,國家在各地區稅務部門公共設施及資源配置(包括人力資源)方面具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篇(6)

【關鍵詞】征稅成本 稅制優化 稅收征管改革 稅收征管效率

一、稅收征收成本的定義

稅收的征收成本是指國家在取得稅收收入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項費用，它包括了人員的工資、基建設備的投入、稅務事業費等。由于國家取得稅收收入的過程主要分為立法、征管、查處三個階段。因此，稅收的征收成本由立法成本、征管成本、查處成本三部分構成。本文所定義的征稅成本具體表現為稅務部門在征收稅款過程中所發生的各項費用。

二、我國稅收征收成本的現狀

對稅收征收成本進行核算分析反映了政府較強的成本意識以及對納稅人的充分尊重，是一國法制健全、文明進步的表現。在我國，因為政府人制度存在的缺陷，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多數稅務機關對稅收成本控制的觀念意識不強。因此，忽視了取得稅收收入所付出的各種費用的上升。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的財政稅收成本偏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稅制及相關政策存在缺陷。整體來看，現行的稅收制度及稅收政策等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導致財政稅收成本的偏高。例如，在稅率方面，我國目前使用的稅率較為復雜多樣，一些納稅人和納稅單位無法在短時間內清楚的了解到自身需要交納的稅費種類和數額。加上一些部門的宣傳教育工作不到位，一些納稅人萌生逃稅漏稅的念頭，導致稅收監管工作量增加，征稅成本也隨之上升。

（二）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1994年起，我國開始實施國稅和地稅分開繳納的稅收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在該制度下，財政稅收收入實現了有效的增加，但也導致了財政稅收成本的上升。

（三）相關部門成本意識的淡薄。目前，很多財政稅收相關部門都缺乏必要的成本意識。一些工作人員在工作中容易出現大手大腳的心理，導致鋪張浪費現象的出現，極大的增加了財政稅收行政成本。還有一些部門在進行資金配置的時候缺乏科學性，沒有對成本予以嚴格控制，導致大量資金的浪費。

二、加強和改善征稅成本管理的對策建議

（一）樹立正確的征稅成本管理觀念，強化征稅成本意識

1.成本管理與提高效率的辯證關系。征稅征管成本并不是總量越低越好，無本治稅只是理想化的管理。目前，組織結構和人員因素不能實現一刀切的激進改革，應該循序漸進設立成本管理的目標，在滿足稅收征管需求的前提下提升征管效率和降低征稅成本。同時，通過對稅務人員的培訓提高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從戰略高度來實施成本管理，理清征稅成本與征稅收入的關系，實現成本管理與提高效率的統一。

2.兼顧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征稅成本管理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正確處理短期成本和長期成本的關系。有些工作可能會增加近期的成本，但收效卻是長遠的，這就要求我們既要防止急功近利，只顧眼前，追求短期效應，忽視長期建設，又要防止不切實際，盲目追求高科技和軟硬件設備的{投入，使征稅征管成本的增長超過現實的承載能力和預期的增長，導致事倍功半。

（二）改進征稅成本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當前稅務工作的難度和要求不斷提高，在努力深挖稅源潛力的同時，要降低稅收成本。在現實條件下，選擇更為先進的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將利于征稅成本的降低，同時合適的手段將能從現代稅務工作中總結出較為合適的發展經驗，為未來的發展道路打下堅實的保障性基礎。

1.引進國外先進的成本管理方法，借鑒先進管理經驗。借鑒國外先進的成本管理技術和手段，對我國稅務成本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美國、日本、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稅收成本控制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效，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收入，平均成本收入率均在2%以下。由此可見，先進的成本管理方法，對于不斷摸索稅務工作未來的發展道路和前進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合理設置稅務機構。對于地域寬廣，人員稀少，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減少稅務機構的設置，開通網絡辦稅方便納稅人辦稅。在經濟條件發達、人口密集的地區，改變以往按行政區域設置稅務機構的做法，按照不同行業，收入規模和其他便于管理的指標為依據，合理設置稅務機構，調整機構分布，不斷優化機構設置，降低稅收成本支出。

（三）化稅收征管改革，優化稅收征管體系

深化征稅征管改革的目標是“兩提高、兩降低”：即提高稅法遵從度和納稅人滿意度、降低征稅流失率和征納成本。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征管機制、辦法不能解決的現實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成本明顯趨高的突出問題也日益顯現。因此，要著力構建現代征稅征管新體系，不斷創新征稅征管手段。在思想認識上樹立三個理念：

1.樹立促進稅法遵從理念。發達國家普遍將促進納稅遵從作為稅務機關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我國也于2009年提出“始于納稅人需求、基于納稅人滿意、終于納稅人遵從”的納稅服務觀。因此，要進一步確立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的主體地位，還權還責于納稅人，以納稅人自主申報為基A，稅務機關通過優化服務、公正執法，促進稅法遵從的理念。

2.樹立征稅風險管理理念。運用風險管理理論，加強征稅征管，是目前世界各國有效地防范征稅流失的普遍做法。以風險分析為核心，以風險應對為抓手，以不遵從風險為重點，實施差異化管理，實現管理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和風險管理的高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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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文賢.基層稅收征管成本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

2010.

篇(7)

[關鍵詞]財政 稅收征管 審計 策略

財政稅收征管審計是審計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財政稅收征管審計工作促進地稅系統規范稅收征管,嚴肅稅收執法,強化依法治稅,促進建立稅收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審計法》頒布實行后,各地審計機關連續開展了財政稅收執行審計,從審計的情況看,各級地方稅務部門克服了地方稅源緊、征收任務大的種種困難,不斷完善稅收征管,在籌集財政收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稅收征管方面還存在漏洞,其主要問題表現如下:

一、 稅收征管審計存在的問題

筆者通過多年的財政審計工作經驗,總結出以下稅收征管審計中存在的問題:

1、 偷梁換柱,調整稅收完成進度

在對稅收征管審計中發現,個別基層稅務征收機構受主管部門的指令,變換手法隨意調整稅收完成進度。如某地區的一個下屬征收機構,2008年l0月份就完成了2008年全年的稅金及其他收入入庫任務。但有關部門怕墊高當年稅收基數,擔心來年不能完成稅收任務,于是采取將11月和12月的部分稅金放至次年1月份才征收的辦法,出現了11月入庫稅金250余萬元,而次年1月入庫稅金猛增至650多萬元的反常情況。

2、 扣押物稅款處置違規

審計發現某地方稅務局稽查局以低于評估價違規將查封扣押物處置給本單位內部職工,這種違規行為嚴重影響了工作,造成直接損失10萬元。

3、稅務監管不到位

有的稅務部門對查封扣押的資產未建立相應臺賬,收到拍賣款后,并沒有及時與納稅人進行結算,對拍賣或變賣所得抵繳稅款后的余額也來不及退還被執行人;未將款項及時入庫,不依法開具稅票,對納稅人“應交稅金”的真實性未進行審核與監督等。這些稅務監督不到位現象,嚴重影響了征管審計工作。

4、 稅收收入組織違規

在筆者進行審計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單位為了完成稅收任務,采取各種違規手段進行工作,嚴重違反了規定,造成了國家資產的流失。

5、稅收會計核算不實

在核算審計中發現,有的稅務部門未將組織征收的各項收入的應征、征收、上解、入庫和提退等活動的全過程如實核算。如:某地區直屬單位2009年度稅收報表反映。截止2009年末,“待征稅金”余額100萬元,而該單位2009年度稅收賬簿卻反映了不一樣的情況,截止2009年l2月底,“待征稅金”余額顯示的卻為零。

6、稅務部門為計劃把稅源留在企業

一些稅務部門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年度稅收計劃,或迫于地方政府的壓力,人為控制稅收入庫進度,將稅源留在企業。

7、地方政府越權減免企業稅務

地方政府干預稅收政策執行情況仍然存在,地方政府干預稅收政策執行以及越權減免稅問題。

8、稅務部門擅自擴大優惠政策范圍

稅務部門擅自擴大優惠政策執行范圍,或變通政策違規批準減免稅,對企業納稅申報審核不嚴,造成稅收大量流失。

二、 加強財政稅收征管審計的方法

1、 審查征收方式

對有無將賬目健全的納稅戶核定為定額戶的情況進行審查。對有出入的單位進一步延伸調查,核實稅務部門是否為照顧關系,將按賬征收稅款核定為定額征收,從而少征稅款,導致稅收減少。在通審軟件納稅輔導功能下,運用排序法確定出定額納稅戶。采用正確的征收方式有利于保護國家財產。

2、 提高稅收征管核算水平

各稅收核算單位一方面應準確反映欠稅余額的真實情況.并根據相關規定設置欠稅登記簿,按以前年度陳欠、經批準緩征等欠稅原因進行登記和分析,對每月的欠繳稅金明細表進行分析說明,隨表上報;另一方面應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的核算制度的要求設置會計科目,以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事項進行核算,正確、系統地反映稅收資金及其運動的全過程。核算水平提上去了,相應的征管工作也就提高了效率。

3、打造完善的稅收征管環境

在關注稅收收入總量增減變化以及各稅種收入與相關經濟指標之間關系的基礎上,分析影響稅收變化的經濟水平、政策和征管等方面因素,協助當地政府合理調整產業結構,進一步提高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改變原來單純依賴某一產業維持財稅收入的狀況,保障稅收收入的穩定,使其可持續地增長,確保依法治稅的各項措施有效運行。環境好了,稅收征管自然就容易了。

4、資源戰略利用進一步加強

加強國家機關在審計工作中協同和引導社會輿論,將審計機關與紀檢監察等部門案件線索傳遞和協調配合。現在也推行審計政務公開,將審計監督與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有機結合,更好地履行經濟監督職能。可以有效利用民間注冊會計師審計的成果,像有關企業納稅情況的審計結果,減少重復審計。內部審計擁有的大量審計資源和優勢同樣可以幫助政府審計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審計人才的開發培訓、合理配置、考評制度也可以借鑒會計師事務所的成熟做法。資源戰略利用好了,稅收征管水平也就提高了。

5、對重點納稅單位進行延伸審計

延伸審計是一項很重要的工程,也是征管審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地稅系統稅收入庫資料。征管檔案等基礎資料的審查,可以掌握地稅系統稅收征管的總體情況,但還不足以系統、完善地揭示地稅系統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審查其納稅情況,才能準確、完整地反映稅收征管情況。

6、審計問責制度進一步完善

政務公開和審計公開工作的開展,稅收征管審計結果也需要解決權責不清、問責主體不當、問責范圍過窄和懲治力度過輕等問題,需要健全稅收征管審計的問責制度。責任追究制度也應該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像對行政權力執行不力、責任意識淡薄、損害政府形象、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貪污或挪用公款、行賄、受賄、縱容或包庇下屬等現象,要聯合行政主管部門、紀檢部門、司法部門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究,這是“陽光執政”對于稅收審計的要求,也是未來發展趨勢。

7、 提高征管人員的綜合素質并進行培訓

不論什么單位,人員的綜合素質都是很重要的,并且要對其進行培訓,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對于征管人員也是這樣。征管人員首先要養成積極的工作態度,好的責任心,時刻想著公司和單位的發展,自己在工作中不斷學習各種新的知識,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對于相關單位也要定期進行培訓,讓征管人員一直處于接受新知識的狀態,這樣自身也得到了發展,工作效率也會提高。同時,審計的培訓也為征管人員搭建了一個好的平臺,相互之間可以進行交流。也相應的加強了人際關系交流的培養。其次,相關部門要積極摸索考核激勵制度,通過制度調動相關人員的積極性,將工作做好。第三,加強稅收征管的基礎工作,嚴格按稅法的相關規定操作,堅持一戶納稅人對應一個稅務代碼,保證納稅登記、申報、繳納的資料真實、及時、完整。

8、采用高新技術進行審計

隨著經濟的不斷進步以及科技產品的普及,稅收系統的工作也從手工開票、記賬逐步被微機所取代,而在審計手段上,還停留在以手工審計為主的狀況,手工審計不但費時、費力,也容易遺漏一些重要的環節。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筆者建議,應適時引入計算機審計,審計人員要熟練使用,從而提高地方稅收征管審計的質量,提出切實可行的審計建議。

總之,采用以上財政稅收征管審計方法策略,對加強地稅部門稅收征管審計或調查,以促進依法治稅、規范稅收征管行為,使財政征收審計工作得到進一步提高,審計工作能夠順利的進行理論支撐和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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