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文價值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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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國內頂級期刊數及新華文摘轉載論文數，構建了人文社會社會科學研究質量指數，以此對中國主要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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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rticle number published on the domestic top journals and reproduced on the Xinhua Abstract， a quality index，model for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s built. And the medel is used to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p 10 institutions in China respectively are Renmin Universit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Key words： evaluation； research quality index ；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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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道德難題 人道主義 功利主義 義務論

Medical Moral Perplex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Abstract: The disputing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is basic conflict in ethnics’ theory， with the same so as the modern medical ethnics. Medical humanism is always the basic spirit of medical ethnics， confronting the utilitarianism and axiology， how to resolve the controversy has different attitudes. Among them， the general viewpoint is to meditate the conflict; someone even attempts to use urelative ethnics， eclectic ethnic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at all. This attempt is actually in vain. The utilitarianism led into the modern medical ethnics or bioethics cannot displace the medical humanism in token of deontology. In modern persified medical moral theories， how to pursuit “reasonable balance” based on medical humanism is the fundamental outlet of the contemporary bioethics.

Key Word: moral dilemma; humanism; utilitarianism; deontology

醫學倫理學與生命倫理學的理論研究一直是國內研究的薄弱環節。作為應用的規范的倫理學，道德理論與原則體系的研究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而作為醫學倫理學與生命倫理學最基本理論的人道主義和功利主義，是各類相關著作與論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與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誤區。

1．義利之爭：生命倫理思想的基本對立

現代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興起的一個基本背景就醫學道德難題的涌現。可以說該學科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動力是現代醫療生活面臨著大量的醫德的難題，需要有這么一門學科，這么一群人著力研究，尋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倫理學的Potter所說，“生命倫理學是為人類更好的生存開處方”。

現代醫療生活的復雜性使得倫理學進退維谷，使得分析或判斷的結論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現代醫學倫理的焦點演變為解決醫德難題。美國上一個世紀70年生的“愛琳案件”可以看作一個起點[1]

愛琳案件：美國邁阿密布曾發生一起不尋常的訴訟案。一個女孩剛出生就被發現患有嚴重疾病，是讓她自然地死去還是使她盡可能長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醫院方面請求法官公斷。暈個名叫愛琳的女嬰一離娘胎，醫生便發現她的背部有個紅色腫瘤，如果不動手術，脊髓液流到腦中就將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發育。即便實施了手術，讓孩子自生自滅。可是醫院方面不同意，說手術有成功的可能，愛琳可能長大成人。醫生們同時也承認孩子將終生癱瘓，但他們堅持要為孩子動術。

該案例道德沖突的焦點是義務論的生命神圣與功利主義的生命價值。由此我們考察一下現代醫學倫理學的道德難題，大多數與人道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沖突相關。

其實義利之爭始終是倫理學的一個焦點問題。古今中外的倫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過傳統的倫理學在理論的沖突中，更多地將天平傾向與道義論。

現代醫學面對的最大的倫理學挑戰是道義與功利的沖突。幾乎所有的生命倫理學難題均與人道主義與功利主義有關聯。例如人體實驗、安樂死、優生學、殘廢新生兒處置。

其實，面對許多涉及義利之爭的道德難題，倫理學只有永遠面對，而無法根本化解。

傳統的倫理學或醫學倫理學的往往是“舍利取義”的選擇，那么，是否現代倫理學或醫學倫理必然是“舍義取利”？

2．功利與價值：現代醫學倫理學的理論特點

功利主義與價值論的應用，顯然是現代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區別與傳統的醫務倫理學的一個基本特點。沒有該理論的存在，無法構建現代醫學倫理學的理論框架。問題是功利主義以及相關的原則能否替代義務論、人道主義以及相關的原則？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論文，發現在這兩個基本理論的關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體說，就是功利主義與價值論應用存在大量的誤解。

根據作者多年的體會，中國醫學倫理學理論的最大誤區，就是功利主義與價值論的不恰當的使用。在此，簡單舉幾個實例：

筆者曾經出了一個簡單的醫學倫理學問題：一項醫學研究，可以拯救200萬兒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傷害20名兒童的健康乃至生命，這項研究是否可行？在沒有學習過醫學倫理學的學生中測試，回答有些困難。但是對于一些從事醫學倫理學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驚：可以討論或可以做。

該問題實質上是醫學研究中倫理學“義利之爭”的極端化與尖銳化，但回答應該是十分明確的。人道主義的原則必須絕對壓倒功利主義或有人主張的集體主義。

在對待生命的態度方面，是人道主義與功利主義與價值論沖突最尖銳的領域。國內的一些論著在討論該問題是問題較多。

作者出過一道考題：現代醫學倫理學對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態度應該是A、生命價值論 B、生命神圣論 C、生命質量論 D、生命質量與價值論。絕大多數學生回答的是“D”或“A”。

作為人道主義的“生命神圣論”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義的“生命價值論”替代其地位。人類古往今來對待生命的最基本態度應該是對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價值論只能是對生命神圣論的補充與完善。

國內的一些論述在兩種觀點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結論。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價值的，即有價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無價值的生命，即使延長1小時，也并不神圣。”[2]在這里，“生命價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條件，如此倫理觀如何人道？試推理，任何時候人的生命價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權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對于安樂死的倫理學證明，也表現出人道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沖突。安樂死的出發點是人道主義還是功利主義，是一個生命倫理學的大是大非問題。從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維護病人的人格尊嚴出發是人道主義的立場；從生命的質量，生命的價值，以及避免醫療資源的不必要的浪費等，是功利主義主義的立場。前者是安樂死的正確立場，而后者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據此當生命呈現負價值，在消耗醫療資源的病人均應該安樂死。這時的安樂死道德嗎？只有從人道主義出發，符合病人權利的安樂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據均不是安樂死的出發點。

3．醫乃仁術：并沒有過時的醫學倫理學理論基礎

“醫學人道主義自本世紀6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以來，卻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其內容的局限性日益明顯，使得我們難以擺脫醫學倫理學困境，因此，人道主義的倫理學顯然不適應新的情況了。”[3]

醫乃仁術是中國古代醫學家對醫學的定性，對于現代醫學同樣如此。醫學是人道的事業，人道主義的精神始終是醫學靈魂。

醫學人道主義一直就是醫學界堅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種醫家道德思想里隱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醫學道德文獻中處處均可以看到“人道主義”字眼。

世界醫學會1949年采納的《日內瓦協議法》中指出：“我莊嚴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獻給人道主義的事業......決不利用我的醫學知識違背人道法則。”

1975第29屆世界醫學大會通過的《東京宣言》中指出：“實行人道主義而行醫，一視同仁地保護和恢復軀體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醫師特有權利，即使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也對人的生命給予最大的尊重，并決不應用醫學知識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屆世界精神病學大會通過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針對“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學知識、技術做出違反人道原則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醫生應遵循的10條道德標準。

面對醫學道德難題的現代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仍然應該將人道主義作為最主要的理論或指導思想。醫乃仁術對于現代醫學并沒有過時。

作者在上個世紀80年代出版的《現代醫學倫理學》一書中，堅持將醫學人道主義作為最基本原則，而在原則指導下的大部分醫學道德原則，均來源于人道主義的理論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無傷、自主原則、公正原則、保密原則、病人權利等等。與功利主義相關的原則有生命價值原則、公益原則等等[4]。國內其他的許多教材延續了這一規范理論構思。

考察以下當代中國醫學倫理學教學與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義和價值論，而是人道主義與醫學人道主義。

4．消除兩極：醫學中“人道功利主義”的謬誤

人道功利主義是上個世紀90年代國內醫學倫理學界提出的一個道德理論的新概念，認為：人道功利主義原則是生命神圣論與生命質量論的有機結合和高度統一。用動機與效果相統一的觀點，用道義與功利相統一的觀點去看待人的生命的問題，去解決人的生命的問題這是人道功利主義原則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屬點。人道功利主義原則的理論點是“德”“得”相通，“義”“利”統一；理論機制動機與效果的統一；理論取向是義利兼顧，以義為先；基本信條是人道必須顧及功利，功利必須以人道為前提。人道以功利為內容，功利以人道為目的。在各種生命利益沖突時，堅持個體生命利益服從群體生命利益，暫時的生命利益服從長遠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義主要誤區在于奇跡般地化解兩個完全對立的道德理論。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假設，一個對立的理論，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話，這個世界既簡單又美妙。但是對立的化解，可能是極端的出現。

兩極存在的重要價值在于維持一種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種道德理論均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例如理想主義與悲觀主義是一種思想的對立。通常我們鼓勵積極的理想主義，但是悲觀主義對于人類的思想也有積極的價值。就以生命倫理學建立的基本背景為例。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人類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誕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倫理學確立的思想背景與悲觀主義有直接關系。可以說，生命倫理學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義，而是與其對立悲觀主義。如果我們沒有對人類生存的憂患，沒有對科學技術發展深刻擔心，又和談“為人類生存開處方”？羅馬俱樂部是一個以悲觀主義為思想基調的學術組織，曾因發表《增長的極限》為人類敲響警鐘。西方的生命倫理學恰恰是在以悲觀主義為思想基調的對人類生存的憂患與困惑中誕生的。

人道主義與功利主義對立不可避免。在現代社會這種對立更為尖銳。這就要求現代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堅持人道主義思想，堅持醫學人文精神；此外，還必須用倫理學的智慧，在對立中尋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倫理學的理論出路

就醫學傳統來看，醫學人道主義顯然是醫學實踐中行為選擇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據。這是由于醫學亙古不變的本質所決定的。此外，現代社會是一個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對前述“愛琳案件”的看法，贊成或反對的意見一定很多，但沒有絕對可以說服他人的倫理學根據。統一的、一致的道德規范體系在現代社會成為了一幢空中樓閣。但這并不意味著規范倫理學不在需要統一的理論體系，只是說這種統一性下面必須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論的多元化是現代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的一個基本的境遇。單一的理論與多極理論是區別傳統與現代倫理學的重要標志。多極必然導致沖突，因此生命倫理學面對困惑并不奇怪。

醫學人道主義的確在多元化道德理論的挑戰，但絕不是放棄人道主義的基本點。道德理論在應用中有的策略問題，道德原則也可能在應用發生變形。但基本點不會改變。例如國際生命倫理學的權威，恩格爾哈特在其《生命倫理學原理》中主張的“允許原則”。[6]該原則在規范倫理背景應該是“人權”或“病人的權利”。涉及到人的權利理論更靠近人道主義，而不是功利主義。

現代醫學人道主義的基本精神主題為：生命、人性、權利。[7]無論怎樣去夠建現代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的理論框架，一個基本點無法根本改變，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義的生命倫理學，而不是其他。

醫乃仁術是醫學的精神，也是生命倫理學永恒的精神。我們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論來“合理地平衡”我們的選擇，但絕對不是替代。多元理論并不意味著混亂的理論體系。在國內的許多醫學倫理學著作突出的特點就是理論的混亂。

現代醫學倫理學或生命倫理學應該建立的是以人道主義為基本點的多元理論平衡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薛影，何倫，施衛星．醫德困惑與選擇．南京，東出版社南大學，1993．

2．王軍，第八章安樂死，孫慕義，馬家忠主編 新醫學倫理學概論。哈爾濱出版社，1997：158

3．馬家忠，導論 傳統的繼承與超越 孫慕義，馬家忠主編 新醫學倫理學概論 哈爾濱出版社，1997：158

4．何倫，施衛星，主編．現代醫學倫理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53

5．施衛星，何倫，黃剛主編．生物醫學倫理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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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技術哲學研究雖日漸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認的研究規范和系統的理論體系，更這論進入“常規科學”階段。對30年來技術文化批判展開“自我反思”，不僅關系到技術哲學發展前景，對推進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不乏參照價值。

歷經30余年的系統努力，技術哲學不斷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認的研究規范和系統的理論體系，盡管技術哲學堪稱是“一個有著偉大未來的學科”，但仍處于一種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學”( anthology philosophy)狀態，仍然是一個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謂的“邊緣區域”( fringe area )。如繼續深究，我們就會發現無論人文主義的技術觀、技術社會學抑或技術倫理學，其背后均是技術及其文化底蘊在支配，為此，對技術進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視角顯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們擬從歷史的向度審慎地對當代技術文化批判的動向予以分析和評估，通過對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技術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問題意識”

隨著技術對現代社會的廣泛滲透，其觸角已延伸至社會各個領域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技術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本質現象，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的元話語。可是問題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隨技術日益復雜化，其按照精確邏輯構建的技術體系及其權力意志造成了技術的異化。而技術的異化正是技術批判的重要維度，30多年來，“對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的批判構成了當論思考的一個重要主題:無論是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之思、法蘭克福學派的理性批判，還是后現代主義的反現代性，最終都歸諸于對現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學界:倫理學轉向

西方(這里主要指的是德國與美國)的技術批判對于當今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抨擊了工業革命以來技術的霸權地位，更重要的是從哲學高度改變了人類傳統的單向度思維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學理背景、審視維度等不同，使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且存在許多缺陷。此外，他們為使這種批判顯得合理不得不構建自己的哲學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改造，尤其是在技術哲學的基本概念范疇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經常是顧此失彼，也導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而受損。

1.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經歷了持續的、系統的增長，其中在技術批判方面最引人關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倫克的《論技術的社會哲學》，呂伯(Hermann Lue bbe)的《工業社會的生活意義》，羅波爾的《有缺點的技術》、《技術啟蒙》，拉普的《現代時間的動力學》等等。其主要特點為:一，呈現出多元化，而非單一的和標準化的，有經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系密切;三，技術的倫理、生態和資源問題越發受到研究者關注，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在的實踐導向，有突出的現實主義轉向。

2.美國技術哲學研究中技術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費雷(F. Ferre )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形而上學》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認識論》，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堅持實在》，溫納(L. Winner)的《自治的技術》，杜爾賓(P. Durbin )的《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社會責任》，費恩伯格(A.Feenberg)的《技術批判理論》、《可選擇的技術》、《追問技術》、《改造技術》和《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歷史的大災難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術文化的脆弱性》等等。盡管如SPT前會長皮特指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負荷著意識形態框架，其核心是敵視技術。但是，已拋棄對技術的烏托邦和敵托邦的觀點，從各不同的理論視闌看待技術，如從技術批判理論(費恩伯格)、政治學(凱爾納)、現象學(伯格曼、伊德)等，認為技術可依據不同的文化、政治、現實社會條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設計。

與此同時，后現代主義對技術理性也進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們探討長期被遺忘的“邊緣”現象，而射擊的標靶卻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詞與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來表達現代思想的終結，抨擊啟蒙思想，并聲稱要消滅自笛卡爾以來的無所不能的主體。利奧塔在《后現代的狀況》一書中，提出消解技術的霸權，對技術“不證自明”的合法性進行質疑。博德里亞發現逐漸泛濫于社會中的消費文化的深刻意義，指出人類社會從商品社會到景觀社會再到如今的仿真(類像)社會(《類象與仿真》)，其深層是技術所構建的符號取代了意義本身。可見，后現代主義的技術論述中，主要關注現代技術異化。至于社會建構論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則從人類學角度研究技術問題，對人性化的技術和非人的技術分類思想給予關注。西方學界關于技術文化思想的闡釋是其批判工業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論上，系統地梳理其技術文化思想，不僅可彌補我國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進我國技術文化問題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讓工程師、技術決策者、技術管理者等，明白技術不僅是一個自然的問題，更是一個關涉人的文化的問題，在實踐上使用人文道德價值觀念主導和支配技術的決策，使技術得到最佳的發展和應用。

(二)國內學界:人文主義為主導向的技術反思

對技術批判開展系統持續的研究始于上世紀80 ，90年代。其中，徐崇溫《全球問題和“人類困境”》、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吳國盛《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喬瑞金《馬克思技術哲學綱要》、陳凡、張明國《解析技術》、郭沖辰《技術異化論》、姜飛《跨文化傳播的后殖民語境》、楊慶峰《技術現象學初探》等，為技術批判研究打開了視野。

但從國內研究現狀來看，還很少有人系統地以技術的文化批判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審視當代技術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來的基本走向。陳昌曙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對技術哲學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他的《技術哲學引論》、《陳昌曙技術哲學文集》等著作，為研究技術哲學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葉闖的《當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論批判、生態學批判、科學技術批判等概念，通過對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對當代科學技術批判思潮進行清理;劉仲蓓的《后殖民時代技術的分析與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時代分析技術、文化、人之間的關系，圍繞“后殖民”的實質、西方技術文化的擅變與技術的偕越、技術在西方傳統文化的解構等，以人文主義視角考量，展開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技術、文化、人的反思與批判;曹克的《技術的社會批判》認為，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是技術的社會批判，它主要分為歷史批判、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兩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馬克思歷史地關聯在一起，將對技術的思考納人到了馬克思不同時期方法論的視域中。

趙建軍教授的《追問技術悲觀主義》，以技術理性批判與技術悲觀主義的相互關系為切人點，指出技術悲觀主義的意義，它不僅在人類目的與行為之間自發起調節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體現了人們對認識的深化和對人類未來的洞察力，更為生態倫理學和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形成作了理論鋪墊;喬瑞金教授在《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話語—技術與文化批判的英國新》中闡明了英國新的技術批判思想實質蘊涵，并指出其從技術決定論走向技術整體實踐價值論(文化價值論的新綱領);張成崗的《現代技術問題研究》，從追思技術問題人手，對現代技術進行了病理學拷問，對技術問題進行了科學劃界，對技術問題何以生成進行解釋性研究，對技術問題之解決提出了初步構架;李豐茂的《重建技術化生存的人文主義向度》認為，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表現為“生存危機”，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業文明以來形成的“自然主義技術化生存”，而這導致了“技術異化”進而導致了人的生存異化。必須以希臘對“技術”所做的“生存論”理解為根據，并通過當代的“文化批判”—“意義性拓展”、“時間性拓展”和“空間性拓展”，以恢復技術化生存的“人文主義向度”;朱春艷的《費恩伯格技術批判理論研究》認為，費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是一類具有某種伴隨歷史的變化來給出的技術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來決定的工具系統，也不具有內在的和一勞永逸的價值獨立性，而是蘊涵著非中性的社會屬性的產物，實際上就是在目的和實體之外來尋求一種基于特定社會情境的對技術的定位。

近年來，更由技術價值論、社會批判理論和技術的形而上學等人文視角的探討而引向深人，出現了研究旨趣的經驗論轉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現代技術轉向，研究視角亦日漸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釋學、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技術哲學、技術批判、社會建構論、風險與反思現代性理論、后結構主義(如知識權力結構、仿真理論)、后人類主義(如賽博格和人類增強)等，思想資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溫納、哈拉維等)、法國(拉圖爾、埃呂爾、鮑德里亞等)、德國(海德格爾、哈貝馬斯、胡塞爾、尤納斯等)和中國傳統思想(莊子等)。相關研究聚焦于技術的本質、技術的價值、技術倫理、技術與風險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國內學界，對上述問題的研究主要滲透于科技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相關領域，尤其是其社會批判論和技術批判理論中。不過，陳昌曙、遠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術哲學研究中涉及了技術倫理與文化相關的論述。90年代，劉文海(《技術的政治價值》)、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等，在有關技術的政治價值和人文價值的維度中，實際上已深人到文化學(倫理學)意義上審視技術問題。此后，陳凡的《解析技術:技術一社會一文化引論》、王前的《技術發展的文化制約研究》、張明國的《技術文化論》等，進一步闡述了技術與文化的內在關聯。上述對當前熱烈討論技術文化問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體而言，進人21世紀后，我們尚匾乏對技術批判全面系統的研究，更無從把握其對當代技術文化(含倫理學)問題解決的價值和意義。

二、述評:技術文化批判的重審

“雖然人類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術時代，但技術哲學的時代剛剛開始”總體上看，雖然技術文化問題已經成為人類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但與本課題相關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仍然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雖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討尚未全面展開，對有些問題的認識仍嫌膚淺，如關于技術文化概念的具體來源及其在東西方語境中的差異;在中外眾多學者視域中，技術(本質)的文化批判語境占有怎樣的學術地位?技術文化及其風險是如何在這個時代成為哲學的關注對象的?以上諸多問題的系統研究，在國內外技術哲學界尚未充分展開，巫待加強。

(一)主題與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題的離散性。在技術哲學領域有一種斯托克(stoker)所說的“連續性的開始的悖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對其作為一個哲學學科賴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問題(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術哲學難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問題的內聚性理論(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強調道德性的問題而忽視認識論和本體論的問題，關注的是技術的使用而非技術的設計、制造等過程問題;技術和工程本身，即技術制品的設計、發展、生產和維修游離于其視野之外。哪一個問題是當今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較大分歧。張華夏和張志林等人認為，技術的認識論和邏輯結構問題是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他們呼吁“技術哲學要轉向技術知識論和技術邏輯的研究”，陳昌曙和遠德玉先生則認為，技術與科學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鮮明、更強烈的價值性，鑒于此，應當將技術的價值論作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美國，許多學者主張技術哲學主要是對技術進行倫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堅持認為，“技術哲學的首要問題是認識論”。他指出，只有從認識論著手研究，技術哲學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學討論之中。拉普認為，今日技術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關鍵是要明確在“技術決定論”中人們可能的作為了。

其二，方法的偏執性。往往強調規范性而忽視描述性，采取一種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術。在此，技術本身通常保留為一個黑箱，被當作一個不變的整體;針對此，費雷基于幾十年的教學、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個信條:其一，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其二，應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等學科的范疇，能夠闡明技術現象;其三，技術哲學在理解何為合法的哲學方法時應該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種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術哲學研究方法對認識技術和制定有關的社會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義批判為何如此脆弱

“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術哲學受制于對技術的形而上學分析(受其影響)和對科學技術對個人與社會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術超越論者(如容格、邁耶爾、埃呂爾、海德格爾等)，他們用對認識主體的重視來取代對認識對象的重視，用重視價值來反對重視事實，以對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強調來對抗語言邏輯的科技方法。雖發覺人與技術之間的沖突，省察到人類在技術重壓下的，卻忽略在技術發展中對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發展。理論上的片面性使之對現代技術持敵對立場，看不到有意義的未來。盡管對技術的批判是徹底的、尖銳的，但在他們的視野中，沒有科學技術也沒有歷史發展，最后深陷虛無主義泥潭，只能是一種“貧困”傷感。

正因理性批判與現實相悖，人文主義者所推崇的人文導向在現實中顯得如此脆弱。筆者以為，在學理上，人文主義技術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們把批判的理論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術理性上。在精神上達到控制技術，在人文主義學者看來就是重新喚起人們的價值理性和對維護人性尊嚴，人性解放的自覺意識。一句話，就是依靠主體精神(政治的、倫理的、宗教的)因素來克服技術理性的惡性擴張，同時抵制其向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滲透。這恰恰就是技術理性的批判在現實中難以產生真正廣泛、持久影響的原因。

技術永遠是一種人的合目的的行為的結果，也是符合科學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為，為此，人類能夠運用技術不斷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時，人的理性、目的、利益、價值選擇也總是強烈影響和驅動著技術的發明和運用，我們是否就此斷言技術的存在和發展取決于理性的因素?許多人文主義學者在對技術本質的追問后陷人悲觀主義的事實確認了這一點。其實，技術也是人的社會性建構，是人的主體性的客體化，即技術既是人的異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體形式。因為人口會不斷增長，人們的物質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無減，階級、集團、國家間的不同利益也會長時間地驅動著人們的價值選擇，科學理性對于技術的推動，歷史已經證明是加速度的。在這一切面前，所謂呼喚人性價值理性的回歸，所謂人性自由發展的“理性王國”，幾乎就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

(三)“技術的經驗轉向”難以真正解決題

現代技術哲學深受兩種思潮的影響:其一是批判的技術哲學傳統，代表人物是海德格爾和哈貝馬斯的人本主義技術批判理論;其二是分析的技術哲學傳統，思想實質是分析的科學哲學在技術哲學中的反應，近些年又出現“回到經驗”的實證主義仁。

分析傳統的技術哲學由來已久，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技術哲學的原始形態。它與其說是一種哲學，不如說是一種工程師的經驗。自從海德格爾對技術的存在主義反思和法蘭克福學派對技術的社會批判以來，分析性的技術哲學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紀90年代以來，哲學家們試圖通過堆積式的經驗研究，超越海德格爾式的技術批判，于是出現了所謂的“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一個最有意義的探索出現了，即技術哲學家的興趣從技術的后果轉向了技術本身。這種趨向最明顯地體現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術哲學的適宜研究方式應該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話語方式”。換言之，技術哲學必須對技術的哲學分析與工程師對話，若達此目的則必須學習工程語言。但是，“技術的經驗轉向”便能解決問題嗎?溫納(winner)指出:“一旦走進技術的黑箱，人們就一定能知道哲學和技術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嗎?……技術并不是一維的實體。首先，技術的概念本身就有許多意義:最基本的有技術作為器具、技術作為知識形式、技術作為行動的方式。但這些技術的每一種形式又都有復雜的意義。所以，技術黑箱還包含技術自身歷史發展的形式，這是技術哲學家在理解現代技術本質和作用時所不可忽視的，否則，哲學家就有把技術過分簡單化的危險。”

顯然，如果沒有一定的本體論框架，技術哲學將蛻變為技術經驗，從而失去哲學本色。而失去哲學本色的技術理念上難以發現技術本質的。綜合來看，這兩種技術哲學，批判傳統和分析傳統的技術哲學，實際上是在技術的“形而上”和技術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學。前者有望文生義之嫌，后者則有得魚忘簽之憾。 三、前瞻:技術化時代合理性的揚棄

對技術的形而上追問已經完成，對技術和技術哲學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術哲學)也已無力回答技術所帶來的現實問題。從技術的文化環境看，隨著冷戰的結束，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的文化環境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藉此，我們對技術哲學研究包括技術批判也理應賦予新的視閡

(一)走向經驗，走向跨學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應對這種文化環境的變化，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而不能僅是繼續研究與埃呂爾、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相同的主題[川。在《技術哲學導論》一書中，伊德指出，“環境危機”、“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戰爭與財富”、“技術發展”是未來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主題。并強調“文化形態的轉換要求技術哲學家以平衡過去及現在的烏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間的誘惑的方式對上述兩個主題進行反思，……這只是對今天技術滲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從技術自身看，隨著全球電子媒介基礎設施及其文化的發展，米切姆認為，現代技術(與背景分離化)正在被一種新的“元技術”(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術是一種重構性技術，正以虛擬的形式重新使分離的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在此情況下，米切姆指出，“過去二十年，技術哲學努力思考我們做的技術，下一個二十年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了從認識與實踐的關系角度，拉普建議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費雷提出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杜爾賓呼喚行動主義，他指出，雖然需要理論的進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決技術社會的現實問題上取得進步;雖然理解技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圍繞它們的有關的社會問題做些什么。為此，他呼吁學院的技術哲學家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人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列中來。從根本的精神看，無論技術哲學研究將怎樣發展，陳昌曙先生指出，技術哲學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他說，技術哲學“沒有特色(學科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基礎研究)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現實價值)就沒有前途”。從研究的建制看，陳凡教授提出“內核硬化、邊緣軟化”的轉向。“內核硬化”是指技術哲學研究共同體的“內核”(指專業的技術哲學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學科，以促進“狹義的技術哲學”的形成與發展，“邊緣軟化”是說技術哲學共同體外圍應是對“各界”、“各學科”“開放”，以有利于“廣義的技術哲學”的產生和發展。

總體上，囿于以往研究視野的片面化，使得技術批判研究大多是從直覺抽象的形而上學與狹隘經驗的社會建構論的角度來闡述技術的內生及社會控制問題，這種研究范式是從宏觀層次到中觀層次的切人，在這個過程中，技術主體在技術社會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從微觀的層面切人，加深對技術微觀運行機制的了解，以彌補當前研究不足的弱點。目前在國內外的研究中還存在一個問題，即缺乏對技術一文化的結構研究，這也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筆者欲通過文化語境的結構化分析方法，系統研究技術一文化一人的控制問題。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體論框架，技術哲學將蛻變為技術經驗，從而失去哲學本色，而失去哲學本色的技術理念難以發現技術本質。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切實地綜合包括哲學、科學史、技術史與科學學等學科成果，研究技術的發展與社會史及其文明的聯系，更廣泛地說是與地球進化過程的聯系。人類正走向從根本上改變他們所創造的，也使他們受到危害的技術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慮自然科學、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會因素的影響，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類哲學世界觀的影響，就不能很好地闡釋技術現狀與發展。我們不但有技術問題，而且還有人的問題。在技術的哲學研究中，不僅是把人“作為”某種因素，而且要“通過人”來審視技術。技術問題就是人的問題，未來的技術哲學應當考慮:1.技術是意識的物質化，技術問題是人文科學問題，對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層基礎;2.必須擺脫舊的“技術”形而上學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疇模型，因為舊的范疇劃分(主體一客體，科學一技術等)不能捕捉技術的實質;3.技術比科學更具有基礎性質，不能由科學解釋技術，也不可將技術歸結為科學及其后果;4.整個技術哲學，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將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學范疇水平。有關它的論述只能建立在較具體的歷史實際范疇研究的基礎上。

對技術進行深刻的哲學反思仍是一項年輕的事業，目前國內外還沒有形成一個得到普遍認同的研究范式，這使得技術在哲學水平上遠遠跟不上科學哲學發展的步伐，并成為制約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術文化觀滯后所致。對中國而言，如何開展合理的文化批判，應對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沖突和裂變，順利地實現傳統文化模式的現代文化模式的轉型，已成為緊迫的歷史任務。

加之，如今從技術哲學到技術政治學等學科的出現，表明人們用經驗去把握的空間越來越大。因為這里探討的問題已脫離了哲學的語境，進人到政治學、社會學的話語系統中。技術現象原本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僅局限于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或僅僅局限于從思辨的、“純粹形而上學的”角度研究技術都是不夠的，可以認為，走向經驗，走向跨學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術批判理論的未來走向，而正是當學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綜合，使人類有條件從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倫克和羅波爾所說:“跨越陳舊的系科和學術邊界，尤其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邊界，進行富有成效的和現實主義的合作，在今天技術哲學研究中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時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術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關注技術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許有助于我們理解高速發展的當代社會。從技術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國當代文化的特征、和諧發展理念、現代性意義與未來發展內在動力，不僅迫在眉睫，而且還富于挑戰性和無可替代的實踐意義。

技術不是中立性的，它不僅在本質上、而且在結構上是暖昧的。在與人和文化中的人的關系中，技術轉化了經驗和經驗的變項。更進一步分析，“在文化診釋學的復雜層面上，技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術在另一種文化情境中可以成為完全‘不同的’技術”。生活于技術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當中，我們已無可避免地活在一個極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為了生活于一個更為開放的、銳意創新的文化當中，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技術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價值所在。

話語既不是獨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層”的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為辯證的關系的基礎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尋一種深遠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變得更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術及其現代化本質的無處不在的現實，我們將無法談論公共話語。不難發現，以“發達”為內核的技術文化正在以資本的功能、工具性來定義現代人類主體。在某種意義上，發達的功能正在取代人類的價值。在現代性時期，技術、知識和權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圍內擴大了經濟和政治控制，重新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在啟蒙主義價值引導下，技術必要性提供了一種人類進步觀，它與不斷增強的自然控制和似乎無限的物質商品生產密切相聯。但物質豐裕和人的自我實現之間的表面聯系已被證明是虛構的。更為重要的是，工業“進步”和技術“進步”所造成的全球變化現在已全面威脅生態環境，技術力量是如此無所不在，以至于階級結構、社會關系、文化甚至變革運動也以它的形象復制自己。

20世紀大規模工業發展和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社會巨變，將一個深刻的含義傳遞給這一反智論的遺產之中。技術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實證主義的)語言的儀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顛覆能量，也同時取消了現實與可能之間、經驗主義現實與進行選擇的努力之間的辯證的張力。從文化的本質角度看，這也是文化空前發達的時代。可是，就在這個時代，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機”的問題，不少有識之士發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顯然，這里所說的“文化危機”既不是指物質技術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規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狹義文化遭放逐的狀況:科學技術危機，對人類前景構成威脅;大學和教育的危機，為適應市場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價值追求;詩意和正義感喪失。這意味著—本來，在文化分化的過程中，狹義文化成為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本質力量的最高形式，成為人文價值觀的最后領地。可是，現在連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級形式墜落，最后領地也在逐漸喪失，狹義文化的危機成為人類的最后的危機。以“文化工業”為例，這是對文化的工業化制造、商業化流通處理，它以犧牲創造主體性為前提，以滿足大眾的感官刺激需要為生產標準，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為生產目標。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調動起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以文化形式灌輸給每一個人，人的本質力量、人的獨特價值失去文化載體。在這樣一個表面上高度發達的文化環境中，人成了超級動物，每頭動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飲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為了物欲這個上帝。無論對于生產者還是消費者，“文化”都只成為滿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為與房子、汽車、美女一樣的物質材料。文化含義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詞終將失去意義。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擊“文化工業”時指出的，當代文化已經“從知識的甚至從精神的層次降下來，而只維持單純的物質層次”。當文化工業已成為文化機制而存在時，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撥款的方式來拯救文化，實際上只是給文化工業注人新的資本，文化危機仍將漫延。人類已經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時刻。必須看到，“文化熱”的思維特征是以文化為綱，無論什么問題，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層面即不可謂之深刻。事實上，離開對人與人的諸種關系的探討，將特定社會結構變遷的問題化約轉換為觀念文化變遷的問題，只會導致對問題真實性的遮蔽，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問題的癥結。

當人類在栽種、培植中體味到“文化”時，當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決物欲的問題，但作為一種高出于動物生命活動的手段，文化隨即證實了人的本質力量，證實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覺位置，證實了人能創造出特殊的精神價值和意義。因此，人類應當在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建立人文價值的制約機制，在總體上控制物質欲求，提高精神價值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將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當作永恒的追求。否則，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類自己。

篇(4)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 本科教學； 哲學線索； 歷史線索。

對于經濟論文" target="_blank">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生們來說，面對《國際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教學，都頗有畏懼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理論較之國際金融理論和其他經濟學科，具有更多的幾何圖形和數理實證分析，理論發展又具有較強的邏輯連貫性，要求學生既具備扎實的微觀宏觀經濟學基礎和基本的高等數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邏輯分析能力，甚至還需要一點對經濟問題研究的熱情和興趣［1］。在教學中，教師往往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說教中去； 在學習中，學生往往忽視邏輯思維整體把握，割裂各個數學模型間的聯系，陷入死記硬背的痛苦境地———從而，在教與學方面，都達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忽視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 缺乏哲學和歷史的視野，必然將國際貿易理論說教成干巴巴的數學模型和幾何線條，使得課程的教學缺乏生氣和現實感。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綜觀幾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我們發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其發展也存在著清晰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把握好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與歷史線索，才能使我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理解和學習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上。以下，筆者結合自己本科教學的心得體驗，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提煉和總結，希望對同行的教學有所幫助，并有助于學生更深刻地把握國際貿易演化中存在的潛在規律。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句來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這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古典的勞動和成本價值理論和新興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綜合起來，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構建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3］，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來，后經阿羅、德布魯等現代經濟學家的嚴格證明，使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完全公理化。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在古典與現代貿易理論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古典貿易理論，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同質性和唯一性的假設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段； 而現代要素稟賦理論，貫徹要素價值論的原則，引入另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在兩部門不同要素比例的條件下，生產可能性邊界呈外凸狀。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新貿易理論有三大貿易理論模型，它們是外部規模經濟模型、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外部規模經濟模型仍然應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說明外部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 而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則將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分析方法應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去，從而證明了產品的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的非合作行為在國際貿易中的決定作用。

（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理論（ 供求價值論） ，即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綜觀各種貿易理論，其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可用下圖加以概括。

圖 1 國際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從思維的高度展現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哲學脈絡。綜觀諸多國際貿易數理模型，大多可以從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幾何曲線的變化中得以生動說明。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的變化： 或呈直線狀（ 古典貿易理論） ; 或呈外凸狀（ 現代要素稟賦理論） ; 或呈內凹狀（ 新貿易理論） ; 或內外移動或偏向不同的坐標軸（ 反映要素積累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社會無差異曲線的變化： 或內移或外移（ 反映一國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軸或偏向 Y 軸（ 反映一國對 X、Y 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彎曲或平緩（ 反映一國對兩種產品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對價格線的變化： 或相對平緩（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或相對陡峭（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劣勢，而在 Y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相對價格線上生產均衡點和消費均衡點的位置又呈相應的變化（ 兩點合一反映一國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 兩點分離則反映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狀態；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左上方，反映一國出口 X 進口 Y;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右下方，則相反） 。三條曲線不同的變化組合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形態的變化。此外，作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則成功應用于貿易政策的經濟效應的分析中。所有這些分析又統一于以供求價值論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設下的全球化資源配置之道。這就是資源配置之道在國際經濟格局下簡潔而有力的演繹。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國貿理論的講授，如果過多地滲透進數理的語言，不免顯得枯燥乏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其學習和講授，歷史視野的引進也必不可少。縱觀數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筆者認為，存在著三大歷史動因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

（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歷史上，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存在著兩大流派：

一是自由貿易理論流派； 二是保護貿易理論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站在當時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重商主義； 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為反對當時的《谷物法》，從而為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進掃除了障礙； 李斯特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以對抗英法兩國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各學派的理論觀點也是在相互尋找對方理論邏輯漏洞的過程中而提出的，他們背后是所代表的階級集團的對抗，在思想層面上同時也是他們各自貿易理論觀點的精彩疊呈的博弈。亞當·斯密批判了重商主義金銀是財富唯一形態的財富觀，將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更為科學的財富觀的基礎上； 李嘉圖為回應《谷物法》支持者對斯密絕對成本理論存在的邏輯漏洞的攻擊，創立了比較成本理論，夯實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基礎，使自由貿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廣的范圍； 李斯特則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出生產力理論以抗辯斯密的財富觀理論，創立符合德國國情的保護幼稚工業論，在理論上指導著德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階級烙印和人文情懷，其背景的充分展開，將展現出一幅生動而鮮活的歷史畫面。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歷史上，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雖然成功論證了各國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的貿易基礎，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并沒有解決貿易雙方利益的具體分配問題，特別是沒有解決進出口商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的問題。李嘉圖留下的這一國際貿易利益劃分問題的學術空白，被其后繼者約翰·穆勒所填補。于是，穆勒創立了相互需求說，從而補充和發展了比較成本理論； 此后，馬歇爾又運用數學工具闡釋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說，以幾何圖形使這一學說“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和羅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對 H-O 理論所遺留下的貿易利益在一國內部分配和要素積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問題的理論空白進行填補。

國際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現為，隨著價值理論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日益將自己建立在更為科學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使貿易理論的發展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到供求價值論的不斷更替，國際貿易理論也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的演進，最終將技術、要素稟賦和偏好集于一體，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標準模型，從而使其理論基礎更為堅實完善。

（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參加國際貿易的各國將出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豐富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稀缺的要素的產品。當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來實證檢驗美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時，卻得出了與這一結論相反的結果。如何解釋這個被普遍認為正確的理論卻又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相矛盾的現象，引發了戰后一系列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從而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向縱深發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來國際貿易發展歷程，從勞動分工形態演變的大尺度看，過去一百年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的不同工序、區段、環節和流程； 為應對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國際貿易理論也順次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理論（ 以比較優勢原理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 、產業內分工理論（ 新貿易理論） 、產品內分工理論階段［6］。二戰后，國際貿易所表現的特征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預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來，約2/3 甚至更多世界貿易是發生在技術、資源和偏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其主要以制成品貿易為主。這對以產業間貿易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形成強大的挑戰，導致 1970 年代“新貿易理論”的誕生［4］94 －95。當前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入發展的現實，對以產品為基本分工對象的國際分工貿易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而正在發展成熟的產品內分工理論彌補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長期忽視工序層面分工現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動因，或單獨或共同地推動貿易理論大樹不斷地發展、繁榮壯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的誕生，既有填補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空白的需要，又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運動相聯系； 重疊需求理論的產生，既有應對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長期忽視需求層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的提出，則既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益的動因，又有理論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對參與國普遍有利，而二戰后的國際分工情形正好與之相反。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當然，這也對教師綜合知識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戰。哲學方法與歷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 同樣，高校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也必須將哲學和歷史線索充分展現，并且在必要時進行適當歸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講授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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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

近代廣東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研究以華南理工大學唐孝祥教授及其碩士生發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學位論文為代表，在研究對象上集中在廣東的三大僑鄉，主要包括唐孝祥《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2003）、賴瑛《興梅僑鄉近代建筑美學研究》（2005）、吳妙嫻《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廣府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這幾部著作和論文進行詳細的評析。唐孝祥的《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是一部從建筑美學視角對近代嶺南建筑文化進行剖析的理論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鑒了現代美學和建筑美學的理論成果，在生存價值論的哲學基礎上提出了有關建筑審美文化機制的四層次說和建筑適應性理論，以此為理論工具，作者對近代嶺南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進行了框架式的探討。在論證嶺南三大僑鄉建筑審美文化機制和建筑適應性的基礎上，《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進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這一頗有啟發意義的概念，用來概括廣東僑鄉的建筑審美文化精神，作者總結道：“從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僑鄉建筑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強烈的時代性和獨特的文化性”①、表現出“鮮明的開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創新性特征②”；興梅僑鄉“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認同和持守……形式多樣的客家僑鄉建筑充分顯示了對自然、社會和人文的高度適應性……建筑選址的風水觀念反映了客家僑鄉對建筑環境的審美選擇”；而潮汕僑鄉建筑則表現出“博采眾長的開放品格”、“經世致用的商業意識”、“精雕細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較于現有的僑鄉建筑研究文獻，《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表現出了相對宏觀和系統的視野，它不局限于對某種單一的僑鄉建筑風格進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聯系的方法，論述了不同區域、不同建筑現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驅動力，以及受不同歷史地理條件與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影響，不同地域僑鄉建筑的發展所表現出的不平衡性。總的來說，《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對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點式的，它為建筑美學在僑鄉建筑領域的研究確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堅持主客體相互契合的辯證思路原則，而方法則可以概括為反映建筑審美標準辯證性的審美文化機制四層次說和建筑適應性理論。在唐孝祥教授指導的三篇碩士論文中，這些原則和方法被遵循和應用，使得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賴瑛的碩士論文《興梅僑鄉近代建筑美學研究》（2005）主要從審美文化背景、審美屬性、建筑美的表現形態、審美文化個性幾個方面來論證興梅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在審美文化背景的相關章節中，作者將興梅僑鄉的文化精神概括為：“耕讀傳家、崇文重教的價值取向，慎終追遠、重本溯源的宗親觀念，自強不息、無私回報的文化心理”④，這是該文對主體審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體方面，除了對自然適應性和社會適應性的一般性探討外，該文主要概括了興梅僑鄉建筑人文適應性特征，即“重貴輕富的價值取向，趨吉避兇的藝術追求，進退兩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現形態，即“千姿百態的建筑樣式，禮樂相濟的文化意境，獨具一格的環境模式”⑥，最后。根據主客體相契合的原則，作者概括了近代興梅僑鄉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嘗試性的文化開放特征，恪守傳統的美學特征，基于堂橫屋的建筑性質特征”⑦。朱岸林的碩士論文《近代廣府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在論文結構上和賴瑛的論文基本相同。主體方面，該文將近代廣府僑鄉的文化精神概括為“重商崇利、開拓創新的價值取向，開放融通、博采眾長的文化心理，戀祖愛鄉、實業興國的民系觀念”①。客體上，廣府僑鄉建筑的人文適應性特征被概括為“積極主動的開放品格，匯通中西的融合思維，勇于創作的創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現形態上，該文主要從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環境三個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吳妙嫻的碩士論文《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比起前面兩篇論文有了一些新的視角，主要體現于該文對僑資與僑鄉建筑發展關系較為系統的探討，該文總結了近代潮汕華僑投資的一些特點，包括投資房地產業比其他行業利潤更有保障；地區城市人口增加，有發展房地產業的需要；以及傳統心理和市政建設對房地產業的推動等。此外，該文也同樣從主客體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體上，潮汕僑鄉的民系精神表現出：“尊儒重商、開拓創新的價值取向，團結自強、博采眾長的民系心理，微觀技巧、經驗直觀的思維方式，精美細致、雅俗共賞的審美理想”③，在客體上，潮汕僑鄉建筑的審美屬性表現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內涵深厚的人文適應性特征”④。總結來說，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表現為：“（城鄉）建筑形制發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術的務實性及建筑裝飾的炫耀性”⑤。前者來源于“潮汕民系保守與開放的二重性心態”⑥，而后者則“體現了潮汕民系務實與虛榮的矛盾心理”⑦，“這種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體文化與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時體現了經驗性文化及商業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響”⑧。以上三篇碩士論文以《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所建立的建筑美學理論為指導，深化和拓展了廣東三大僑鄉的建筑審美文化研究。由此我們得以更加全面的認識廣東各地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如廣府僑鄉建筑的崇商重利、積極主動的開拓創新；興梅僑鄉建筑的重貴輕富、恪守傳統與嘗試性的文化開放；潮汕僑鄉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觀技巧等。若對三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其各自的審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鄉土文化、儒家主體文化、西方外來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結果，由于華僑群體的建造行為正是他們在中西文化抉擇中自覺與不自覺的一種心理反映。是拋棄傳統的建筑觀念，對西方建筑文化全盤接收，還是兼容并包，擇善而從，這并不是一個單項選擇，不同地域的華僑群體生存方式不同，價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產生多樣的僑鄉建筑風貌。

盡管現有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總體來說該領域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作為審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體研究仍較為薄弱。主體審美心理沒有客觀的測量標準，華僑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對其界定只能依靠對主體行為和建筑現象的解釋。但現有研究往往從建筑現象做宏觀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對主體的社會構成，以及主體行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對于僑鄉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學的特征。諸如“開拓創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實上是建筑反映出來的主體精神，這些精神特征不僅見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飾、家具等等其他物質資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審美文化特征應當更加類型化。這方面研究的缺失實際上反映了對主客體聯系認識的斷裂。第三，關于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文化地域性格與經濟、政治、思想等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現有研究還較為表面化。社會經濟政治對于建筑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種影響如何參與到具體建筑形態的塑形過程中去，這是研究的難點之一，也是現有研究往往回避的問題。第四，現有研究較為忽視僑鄉建筑審美文化與僑鄉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就是說，雖然他們認識到僑鄉建筑文化是文化沖突和融合的結果，但仍然使用相對靜態和孤立的視角來考察建筑現象，而忽視其動態和過渡性的審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個建筑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現實意義還有待深入挖掘。僑鄉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體系沖突、分化、整合與調適過程在民間演進的生動實例，與當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鮮有研究討論近代廣東僑鄉所發生的建筑文化適應現象對當代建筑創作的借鑒意義。

解決以上學術缺憾的關鍵在于，尋求某種視角，或是某個概念，或是某種方法，來統合主體與客體，以及各種學科視野。正如唐孝祥認為，“美學的學科邊緣性和建筑美學的邊緣交叉性質，決定了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研究在對象上的復雜性，在目標上的多樣性和在方法上的綜合性”①。這一觀點對于廣東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研究也同樣適用。但是難點也出現在這種綜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將傳統的建筑學重客體的研究傾向與主體研究結合起來，以及如何將傳統的建筑學重現象的研究傾向與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視角結合起來。從而解決現有研究中各種視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聯系的問題，這里，我們試圖引入“空間”概念作為建筑審美文化研究中聯系主體與客體，建筑學與其他學科視角的一條橋梁。這里的“空間”不是單純的建筑學意義上的空間，而是表現為多學科交叉視野的重合點。在社會學中體現為空間社會學，在經濟學中體現為空間經濟學，在心理學中體現為環境心理學等，空間概念的不同層面為各學科視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廣東僑鄉社會處于空間轉型的歷史階段，傳統空間模式被逐漸消解，新的空間模式開始擴張，這是其建筑空間、經濟空間、政治空間、思想空間、藝術空間等各層面空間內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間與其它人工環境共同構成抽象空間的物質基礎，通過這種方式，各學科視角的僑鄉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統化，同時我們也可以初步得出一個結論，即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體現出過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動了社會的空間變革，同時也是社會空間變遷的結果。見表1。通過考察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所推動和反映的社會空間變遷特征，可以得出另一個推論，即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眾性，它表現為一種“建筑風尚”。由于社會空間不會因為孤立的、偶然出現的新空間形式而發生變遷，只有當一種新的空間形式為大眾予以認可時，我們才能說整體的社會空間發生了變化，也就是社會空間變遷，因此這里涉及到空間轉型的動因、發展機制和結果。首先，從動因來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長階段都存在著空間的擴張現象，即通過對空間的占有，來實現文化原型的自我復制和繁衍。然而，客觀空間的有限性則預示著增長的極限，導致了不同空間模式的沖突，近代廣東社會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間沖突的表現；其次，從發展機制來看，空間文化模式轉型是一種質變過程，與常態下的線性擴張不同，這一過程的空間擴張呈現指數化暴漲的特征，在物質實踐上表現為某類建筑形式的流行熱潮，流行既可以從原有空間模式的母體中產生，也可以通過跨文化方式產生，“當一種習俗經歷了跨文化傳播，就可能演變為另一文化圈內的時尚并被再次流行。當然，此時尚已非彼習俗，它是一種經過了異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時尚”1，近代廣東僑鄉西式風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這一規律，國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異于西方本國人的審美經驗，在模仿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文化誤讀和自由發揮的情況，因此僑鄉建筑普遍呈現出中西合璧的特點；最后，從結果來看，在流行階段以后，空間的擴張或衰落消失、或衰趨于穩定、前者僅表現為一時的建筑風尚，后者則成為穩定的建筑風格，然而還有第三種結果，即介于二者之間，這也是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文化的演化結果，它們沒有成為主流的空間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組成部分。

縱觀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出，基礎研究已取得了較為堅實的成果，但仍存在廣闊的學術空間有待后繼者深入發掘。筆者認為，主客體研究的聯系性，以及建筑學視角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性是深化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研究的關鍵所在。而加強聯系性的途徑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廣泛意義上的“空間”概念，從這一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建筑審美文化與近代僑鄉社會空間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審美文化的性質和地位上來說，僑鄉建筑是近代民間建筑本土自主演進的一種途徑，具有大眾性、流行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它們參與到對傳統地方建筑體系進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間文化模式的歷史潮流中，在民間建筑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僑鄉建筑審美文化成為廣東兩省僑鄉空間文化模式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源泉之一，在推動廣東地區的城鄉建筑和社會發展，延續文化傳統，促進僑務工作開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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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醫藥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有許多優秀的東西值得我們去繼承去發展，文章從中醫藥教育的美學觀念出發，探討了如何繼承和發展中醫藥。

中醫藥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和造就一批以維護和發揚傳統文化、同時以維護人體健康為己任的中醫藥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所謂中醫藥教育中的美學觀念就是為了使學生能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培養他們正確健康的審美觀及審美情趣，使他們能真正地認識美、懂得美、感受美、塑造美和創造美ID，特別是讓他們懂得中醫藥唯美的觀念，這在當前不斷有人叫囂取消中醫藥的形勢下尤為重要。一方面它可消除中醫藥專業學生目前的一些迷茫;更重要的是通過中醫藥唯美的教育，可以使學生成為中醫藥文化的忠實維護者和傳播者。因此中醫藥美學教育的關鍵是在中醫藥教學中讓學生認識并領會中醫藥的美，并在認識和領會中醫藥美學觀念的基礎上傳承中醫藥、發展中醫藥。

1中醫藥的美學觀

1.1中醫藥的美美在她的語言文字:很多人陶醉于唐詩宋詞，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覺。中醫藥語言語句雖沒有唐詩宋詞那末富有韻味，但她的哲理是唐詩宋詞所無法比擬的，讓我們細細品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一段文字:“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其實這種既有韻味又富有哲理的句子在中醫藥古籍當中比比皆是，只不過我們平時在教學時過分追求對字詞的理解，而忽視她的美感和她的哲理，這似乎在傳學生以學問以真理，但學生由于體會不到學習的美感，其結果可想而知。筆者曾聽過一場新東方英語講座，一位講師就“flood”一詞講授學習和記憶英語單詞的方法時，在舉例過程中那種對每個句子陶醉，深深感染了臺下的每一個人。

1.2中醫藥的美美在她的樸素:中醫藥是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和疾病作斗爭極為豐富的經念總結，是一門具有獨特理論體系并有豐富的養生和診療手段的傳統醫學，是中國優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這里所說樸素是指中醫藥樸素的哲學觀念和樸素的思維方式，如她的整體觀念、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這些觀念無不貼近和扎根于人民群眾，并被廣大人民群眾認可，人民的、大眾的都是美的。

1.3中醫藥的美美在于她自始至終的以醫學人文精神

1.3.1醫學人文精神內涵m:人文精神包括對人的價值、尊嚴、權力的肯定;對人的地位、存在狀態、處境與幸福地關懷;對人類前途命運地關注以及對人類美好理想地追求等，體現為一種人為關懷和終極關懷地精神。醫學人文精神體現在對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的關懷，最高境界是求真、臻美、博愛、至圣。

1.3.2中醫藥的人文精神:總的來說中醫藥是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因此中醫藥從理論講難以擺脫籠統性和模糊性，對大多數疾病而言，她的療效可能比不上現代醫學，但她的唯物主義哲學觀念中自始至終醫學人文精神卻是近代醫學和現代醫學所無法比擬的。古人“醫乃仁術”、“醫亦人學”，就是對“人性醫學”內涵真諦的概括。

中醫藥的基本特點是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如中醫整體觀念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機構互相聯系、不可分割;人體的各種功能相互協調、彼此互用;疾患時，體內各部分相互影響。同時中醫認為人與環境、人與社會之間也相互影響，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相處，重視精神因素對疾病發生的影響。如《素問·疏五過論》說:“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后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后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過程中無不體現醫學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

很多人可能有過在所謂現代醫院的徹心之痛，一個普通感冒開出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處方，普通的高血壓病非得給你開個心臟彩超，如果是頭痛先做個CT或核磁共振……。因此在中國現代醫學唯經濟價值論的今天，中醫藥可能是普通老百姓最好選擇。

2中醫藥教育美學觀念的教育方法

中醫藥院校有較雄厚的師資力量和較豐厚的文化底蘊，是培養合格中醫藥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場所，也是中醫藥美學觀念教育重要場所。美學觀念教育采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理論學習重點解決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問題，內容包括美學基本原理、中醫藥美學基本知識。其基本要求是在恢復和保持人的健康過程中，達到人的身心統一、平衡、和諧，處于一種美的狀態。在學好理論的同時，注意聯系實際，通過到醫院、藥房、中藥生產企業實習或見習，培養學生具有審美感受力、識別力及正確的鑒賞力;隨著中西文化的交融加快，現代醫學由于臨床療效相對的優勢，對中醫藥沖擊越來越明顯，不少的學生對傳統中醫藥失去信心，對自己所學專業日漸失去興趣，造成了混學分、混文憑的現象。鑒于此，中醫藥職業院校所有的教職員工應行動起來，積極參與中醫藥知識及中醫藥美學觀念的宣講，而不是把它當成是美學老師、專業老師、學校領導的事，要把傳承中醫藥文化作為自己畢生追求。宣講的方式可以多樣，從形式上來說主要包括課堂教學、課外宣傳和個別交流。

2.1課堂教學:課堂是傳授中醫藥知識及其美學觀念的主要陣地，對不同的課程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手段，要有比較地選擇一些新的教學模式，以提高學生學習中醫藥專業知識的興趣，如是古典醫學名著如《內經》，筆者認為應主要采取傳統教學模式，要把它當成一首唐詩或一首宋詞來讀，讓學生在讀的過程中感受她的韻味、她的意境、她的哲理、她的美。同時也可以適當采用多媒體等其它教學手段來介紹文章的背景;如是專業各科教學，多媒體應是主要的教學手段，多媒體由于具有形、聲、動畫兼備的優點，在創設情境、營造氛圍方面比其他媒體來得更直接、更有效。

2.2課外宣傳:課外是宣傳中醫藥及其美學觀念大舞臺，手段和方法更是多種多樣，如我們可以通過板報、大眾媒體、網絡平臺或請名老中醫講座來宣傳和展示中醫藥，宜傳中醫藥在世界醫學中的地位，提高學生對中醫藥專業知識的親和力。因為學生對于所學專業的愛好，決定著其學習態度、左右其學習興趣。上述宣傳平臺中網絡平臺信息容量大，交互性強，但低毀中醫藥的信息也很多，因此加強對學生的引導很重要。課外對中醫藥及其美學觀念宣傳，應突出以下幾個觀點tai.①大張旗鼓地宣傳中醫藥的美，特別是中醫藥的人文精神，使學生明白學習中醫藥人生意義和所肩負的重任;②加強中醫藥文化的宣傳，中醫藥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她通過長時間的去蕪存警、去偽存真發展至今天，使她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其功效經過了數千年的反復實踐驗證，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還可以通過宣講中醫藥歷史、著名醫學家及其論著，讓學生更深體會到中醫藥的寶貴;③宣傳中醫藥在世界醫學界的地位，中醫藥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治療上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兼有養生、康復等功效，長期以來深受我國各族人民的歡迎，并被世界許多國家認可和廣泛接受，通過此類宣傳可以培養學生學習中醫藥的自豪感;④大力宣揚中醫藥在2003年在戰勝“SARS"和近幾年在防治禽流感、甲流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讓學生明白中醫藥的神奇功效;目前中醫藥對很多疑難雜癥，有相當不錯治療效果，特別是許多現代醫學束手無策的疾病，依靠中醫往往能取得比較理想的療效。通過此類宣傳可提高學生學習、傳播和使用中醫藥的自信心。

2.3師生間個別交流:師生間對中醫藥理論某觀點存在分歧時，師生個別交流很重要，它往往比課堂教學更直接、更有效。因為個別交流時作為交流的雙方均有自己的觀念，交流時存在一個說服過程，交流的結果是師生雙方均受益。

3中醫藥教育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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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服務價值反映的是用戶對服務的滿意度，最能體現服務的本質。高校圖書館服務的核心價值是為用戶提供優質服務，促進用戶滿意，可見服務價值在高校圖書館文化價值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加強對其服務質量體系的研究，對于打造高校圖書館核心競爭力，促進高校永久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高校圖書館提高服務質量的必要性

1、提高服務質量是高校圖書館生存的必要保障。信息化時代，隨著各種信息提供商及咨詢機構的不斷涌現，人們獲取信息和知識的渠道日趨多樣化，高校圖書館在信息界的傳統主導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挑戰。高校圖書館必須走上一條具有其自身特色的道路，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積極了解相關教育信息，結合高校自身發展情況進行課題研究。

2、高校圖書館提升服務質量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前提。圖書館的服務對象就是廣大在校學生，只有強化人在服務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才能增強工作人員的認同感，使讀者享受服務平臺帶來的快樂以及圖書館所體現的人文關懷。圖書館在提升自身服務的同時還應做好周密，讓讀者在第一時間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節約讀者時間。所以對高校來說，信息化的服務模式可以促進教學水平的有效提高。

3、提升服務質量可以體現圖書館在高校文化教育中的中心地位。當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所以作為高校文化中心的圖書館就有必要改變舊有的管理模式，創新服務手段深化服務質量。應不斷拓寬圖書館的用戶范圍，監理個性化的服務機制，在提升自身能力水平的基礎上支持讀者的知識獲取。在當今網絡環境下，讀者關心的不是圖書館的藏書量大小，而是它的實用性大小，和個性化服務的水平，因此現代高校圖書館必須發展個性化服務。這是現代高校圖書館追求的目標。

二、高校圖書館服務質量體現研究的內容

1、服務價值的內涵研究。我國學者對內涵的認識主要有三種傾向：一是通過構建概念模型對服務價值內涵進行直觀地揭示。從顧客感知價值和企業價值兩個視角，構建了服務價值模型，認為服務價值是企業通過降低價格和顧客購買成本，來提高顧客感知質量、增加顧客價值，從而提升企業價值，最終增強企業競爭力的一種良性循環。二是利用服務工程方法從服務系統的角度對服務價值內涵進行提煉，從服務價值入手，提出了支持價值知覺的服務工程與方法體系，并將服務價值定義為顧客或服務提供者期望某一方面狀態改善及其改善的程度，是服務供需雙方追求的最終目標。三是利用價值論對服務價值內涵進行哲學思考，從價值論的角度對服務價值內涵進行了討論，認為服務價值是凝結在服務產品和非實物使用價值中的、得到社會表現的抽象勞動，其本質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關系，由服務勞動的凝結性、社會性和抽象性共同決定。

2、服務價值的評價、應用研究。我國學者關于服務價值的評價、應用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領域：一是生態系統研究領域，生態服務價值理論的提出，引起了理論界的強烈反應，生態服務價值評價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部分，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一是公共事業服務研究領域，公共事業服務一直都是我國政府和學界關注的焦點；二是服務競爭力研究領域。在我國，服務價值在圖書館領域的研究論文比國外稍微豐富一點，但這些研究主要側重于圖書館服務于校內師生的服務價值，而關于高校圖書館社會化服務價值研究較少。

三、高校圖書館提升服務質量應把握好幾者關系

著名的印度圖書館學家阮岡納贊說過，圖書館是一個生長著的有機體。只有堅持以人為本這一理念，協調好館員、讀者、資源等各方面關系，不斷向前發展，圖書館才能更好地服務讀者，服務社會，才能使這個有機體的生命力更加旺盛。高校圖書館在提升服務質量上應著重把握好以下幾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館員之間的關系 

我們知道以往的圖書館其主要功能就是收藏，作為聯系書籍資源與讀者關系的紐帶，其功能也逐漸由收藏轉變為使用。在這當中，圖書館的服務質量在很大程度上由館員之間的關系決定。所以在處理這種關系時應當允許差異的存在并且合理調用人才資源，崗位的安排應當結合其個人自身實際，充分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圖書館工作需要個人之間密切配合，協調好各方的利益，尊重館員、公平對待館員，促進館內和諧發展，質量問題自然隨之上升。

2、處理好館員與讀者之間的關系

讀者是館員的服務對象，只有讀者滿意了館員的工作壓=價值才能得以實現。館員與讀者指甲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兩者之間既需要相互支持與配合，有需要不斷加以理解與協作，館員的工作需要讀者給予肯定，因此維護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提升服務質量，改善服務方式都是非常有益的。

3、處理好讀者之間的關系

圖書館資源分配的科學合理性決定了其與讀者之間關系的協調性，服務好讀者的關鍵就是合理分配有效的資源，滿足不同讀者的不同目的，同時還要不斷更新資源庫，給圖書館注入新鮮的血液，在完善自身實力的基礎上促進讀者素質的提高，發揮圖書館應有的作用。

三、高校圖書館服務質量評價體系構建措施

對高校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來說，要重視圖書館員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發揮館員的主觀能動性。必須要堅持以館員為本，以讀者為本的原則。在管理工作中發揮館員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圖書館文化建設中滿足讀者的一切愿望，做好信息服務工作，實現圖書館事業的良性發展。

1、提高思想意識，強化服務質量 

堅持以讀者第一的原則，做好服務讀者的工作。讀者是圖書館工作的服務對象，也是管理人員實現自身價值的關鍵。所以必須強化自身意識跟讀者建立有效的互動，關心讀者尊重讀者。同時還要不斷更新服務理念創新服務手段，建立特色的服務。

2、提高館員的服務質量，強化對館員的培訓管理

現如今由于各種原因，部分高校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文化層次比較低。由于網絡的飛速發展，一些館員并不能很好地適應數字化以及網絡化的圖書館發展，對于很多問題感到無所適從不能很好地解決，說以提高圖書館工作人員的首要素質就是加強對館員的素質培訓。

3、營造良好閱讀環境和讀書氛圍 

高校圖書館應當為學生建立一個安靜舒適的學習環境，圖書館的光線、溫濕度以及燈光等都必須達到人體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讓讀者在一中安靜舒適的環境中享受書本帶來的美的感受。

4、加強對館員的信息素質的培養

科技的進步促進了數字化圖書館的出現，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圖書館的管理方式以及組織結構。所以對官員的素質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信息素質要求館員有基本的信息處理能力，通過熟練掌握網絡技術對各種圖書信息進行有效的篩選及檢索，進而更好地服務讀者，滿足計算機時代的發展要求。

5、提高服務的主動性，跟讀者進行有效溝通

圖書館員要在讀者面前樹立良好的形象，必須采取各種措施加強圖書館與讀者的聯系與溝通，及時反饋廣大讀者對圖書館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在圖書館與讀者之間，架起聯系信任的橋梁和紐帶。建立讀者信息檔案，及時在圖書館網頁公布，所到新書信息的介紹的公布，形成圖書館和讀者共建的良好平臺，提升整體服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