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蠶絲工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 鍵 詞：生絲貿易/繅絲廠/公和永/繼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著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計劃以中國對外貿易中三個重要商品——絲、茶、棉紡織品貿易狀況和條件的變遷對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分三篇作一點初步研究。著眼點放在作用和影響上面。其中有兩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發表(注:請參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動手較晚,未及定稿就因當時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項集體研究項目而停頓,由此一放竟達十年之久。現在本人已經離開工作崗位,有了重新檢定這篇舊稿的閑暇。而在此期間,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個人所見,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間,臺灣和大陸就相繼有兩部專著問世(注:即1989年8月臺北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著的《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編的《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單篇論文則為數更多。形勢大大改觀,本文似已無發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論,而是著眼于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時代環境,視點稍異,則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對十余年來新的學術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識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

    中國生絲的流傳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歷史。溝通中國陸路貿易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絲路”,在唐代便已聞名于當是的西域。生絲的海上貿易,包括東南亞、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歐,在以前,見諸文獻記載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如今在瑞典烏普薩拉大教堂內,還保留有14世紀的中國絲綢。遙遠的北歐如此,其他地區可以概見。在亞洲地區,中日之間的生絲貿易,無論是合法的勘合貿易或非法的海盜貿易,在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便已相當頻繁。17世紀以后,每年的貿易量,一般都達到兩千擔的水平,最高時到達3000擔(注:藤本實也:《日本蠶絲業史》,1933年版。轉見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4,1981年版。這只是有記錄的勘合貿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盜貿易,至少要翻一番。)。從澳門開往長崎的商船,每船經常裝載白絲五百至六百擔(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頁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占據菲律賓以后,開辟了一條生絲海上貿易的新途徑。通過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國生絲開始遠銷美洲。每年運銷的數量有各種不同的估計。有的估計為3000至5000擔,有的估計為8000至10000擔。(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65。)1637年墨西哥一處以中國生絲為原料的絲織工人,達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頁75。有的記載為1400多人,誤。)。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隨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入侵,中國生絲開始大量進入西歐市場。1637年,得到英國國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東印度公司未曾到過的東方各地貿易權”的科騰協會(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廣州。他們在打毀虎門炮臺、擊沉中國商船之后,把他們在廣州購買的24箱絲料,當作“戰利品”運回英國(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頁16,頁20,頁27。)。中國生絲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和形勢之下,開始發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絲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八擔上升到9920擔(注:h.b.morse,上引書,卷1,頁46;卷4,頁343。歷年出口數字請參閱本文附表1。)以后,中國生絲在海外的市場,有進一步的擴大。

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出口經常在萬擔以上。不過10年,即從50年代起,上升到五萬擔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萬擔大關,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末,一度到過19萬擔(1929),達到舊時代中國生絲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據張仲禮的統計。參閱《學術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據海關統計。)。從長期趨勢看,在1845-1929年這85年中,保持著3.5%的年增長率。

    然而單憑這一項出口量的變動,對中國近代生絲對外貿易的本質,還不能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需要進一步考察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

    在以前,中國生絲貿易在國際生絲市場上,曾經居于領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義者可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征服他們“發現”的世界,但是在經濟上還不能為所欲為。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用武力統治過墨西哥、秘魯和菲律賓,但是,在這些殖民地上,他們的出口商品,卻競爭不過中國。絲綢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1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就因“價格低廉、銷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國絲綢幾乎絕跡于美洲市場(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頁112,頁149,參閱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則最高達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書,卷12,頁60,參閱嚴中平,上引文。)。中國的絲綢貿易,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亞加普爾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西班牙國王只看到中國絲綢貿易所引起白銀流入中國,為限制中國絲綢向美洲的銷售頒發了幾十道命令(注:以上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這不是一紙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斷重申,又接連遭到破壞。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生產力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結果,也是中國生絲貿易在當時國際市場上處于領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仍然維系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個時候,中國生絲的海外貿易,先后集中于法、美兩國。法國是一個以絲綢聞名的國家。長期以來,法國絲織業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給于本國自制的生絲。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以前,法國政府仍以自繅自織作為對本國絲織業的保護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頁402-404)。但是進入60年代以后,法國絲織業所用的生絲,卻主要依賴中國的輸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國的桑蠶經歷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蠶絲的大減產。然而法國生絲一蹶不振,卻不能單純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釋。事實上這個時候中國的生絲,不但在質量上超過法國生絲,而且法國輸入中國生絲,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國蠶絲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83。)。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中國出口的生絲,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內,維系對法貿易于不墜的力量之所自。

    美國的絲織業,肇興于19世紀60年代。其后發展迅速,至世紀之末,已成為世界生絲的主要消費者之一。進入20世紀,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美國已與法國并駕;紐約與巴黎已并列為世界生絲兩大貿易中心。1916年美國進口生絲已占國際生絲貿易額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頁19。)。在美國的生絲市場中,中國是主要的供應者。在1916年美國進口的23.3萬擔生絲中,中國生絲,單是直接運到美國的,就達到4.8萬多擔,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中的傳統優勢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沖擊。從19世紀70年代起,在中國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開始發展繅絲,加入了世界產絲國家的行列。它們的發展速度、特別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過中國。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絲的年產量增長了54%,日本則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頁57-58。)。中國生絲缺乏當時的生產統計,根據后來的估算,在同一時期中(1875-1895),全國生絲產量增加了23%(注:參閱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654。)。中國生絲增長的速度,在19世紀末,就已經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來是符合事實的。

    在日意兩大產絲國、特別是日本的實力迅速增長的形勢下,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在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絲業開始起步時,生絲出口不過中國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過中國(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頁203。)。到了20世紀20年代,日本生絲已壟斷美國進口生絲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頁85。)。進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絲不但獨霸美國市場,而且囊括了世界生絲市場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頁156。)。優劣異勢,已經十分明顯。因此,自19世紀末葉以降,中國生絲出口雖然數量上在短期內仍能維持增長的趨勢,但在國際生絲市場上的地位,已經處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現種這局面的原因,毋庸諱言,中國絲業生產的本身存在的嚴重弱點,是應該看到的一面。中國絲業生產,長期停留在手工繅制的落后狀態。機器生產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機器繅絲廠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產質量的低下,缺乏市場的競爭力,始終是中國生絲出口的一大困擾。它集中體現在生絲出口數量和價值的背離上,體現在出口生絲的價值始終落后于出口數量的增長上。下面我們根據《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所提供的資料(注:參閱該書頁88,頁99-101。),編制了1860-1894年生絲出口量值、全國出口總值和生絲出口占全國出口總值的比率四套數字,從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這一段時期內,生絲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個百分點,這是我們上述論點的直接證據;二是生絲出口值占全國出口總值比率的縮小,這雖然不是直接的證明,但是這個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個百分點),不失為一個極有價值的參考數據。所有這些,反映了中國絲業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弱點。然而,深入一層觀察,它又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直接結果。

    在以前,或者說,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前,包括生絲貿易在內的中國對外貿易主動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里。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國商人出海經營的。例如,16世紀中國對菲律賓的貿易,基本上由中國商人“駕船運貨”。正是“到馬尼剌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保證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內所需貨物的供應”。(注:嚴中本:《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見《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國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也必須遵守中國政府制定的管理條例,也就是中國的法度。例如,在以前的廣州一口貿易中,所有外國商人的活動,都必須遵守中國地方當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違反。可以看出,無論是哪一種方式,貿易的主權,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這是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后,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苗頭,至遲在前夕的廣州一口貿易時期就已經出現。當時在貿易資金的周轉、商品價格的決定、中國行商貿易份額的分配以及行商與外商相互關系與地位的變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貿易的支配權,已經逐漸落入外國商人的手中。到了前夕,中國貿易當局雖然名義上操有貿易的主權,但是代表中國當局和外國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實際上已經降到附庸于外國商人的地位(注:參閱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1983年版,頁34-43。)。

    深刻的變化,還是發生在以后。

    從開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枷鎖下,中國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變成一個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也蒙上了一層半殖民地的色彩。擁有相對雄厚的資本、加上不平等條約的靠山、以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優勢出現的外國商人,在交易場中,可以毫不費力地置中國對手于掌上。一個中國貿易通在20世紀30年代初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創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國對外貿易被管制、培養和在七十年中擴展到夢想不到的數量。沿海貿易港口

的擴散、海關行政的統一、進出口商品在內地特權的享受、中國國內貿易商品由洋輪在內河及沿海運輸對陸路運輸或自有帆船運輸的取代,外國商人及船只有條約規定下及領事保護下的特權享受等等,所有這些匯合成一種深刻確定的轉變,創造了一個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維持著的貿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頁51。)這一段話中,許多事實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一個“深刻確定的轉變”則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這里我們就拿生絲的出口貿易作為一個例證,略加闡述。

    中國生絲的對外貿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續到20世紀,基本上是按著這樣的程序進行的:中國內地出口的生絲通過絲棧(口岸工廠生產的廠絲則通過絲號)賣給外國洋行。交易的具體執行人分別是絲棧、絲號的通事和洋行的買辦。由于華商絲廠資本有限,洋行往往通過買辦之手,以抵押貸款(即以繅絲的原料繭蠶為抵押的貸款)和預賣貸款的方式貸款給中國絲廠,以之收購生絲。這種形式的收購,在20世紀初,已經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絲繭總公所總董就說:上海“幾乎沒有一家絲廠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繅絲工業同業公會檔案》,卷號132,轉引自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01。)1915年上海各絲向各洋行借款額高達850萬兩(注:張迪懇,上引文,頁101,同見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頁34。)。

    由于洋行的活動是通過它的買辦執行的,人們往往不適當地突出買辦的地位。一本專門調查當時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的小冊子這樣寫道:“買辦為擴張其業務,招徠生意起見,對于華商常先墊付絲價,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積月累,買辦遂握中外生絲貿易之全權”。(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1932年版,頁4。)這只是一種皮相的觀察。實際則完全相反,生絲的對外貿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國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頁25。)洋行的買辦、絲號、絲棧的通事等等,他們或者直接服務于洋行,是洋行收購生絲的工具,或者和洋行發生密切聯系,是洋行收購生絲的中間環節。正如那本小冊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認的:洋行的外國“大班為一行之總經理,凡接洽生絲海外賣買事宜、及接收海外生絲市價之暗碼電報與向華商收買生絲之數量多寡、市價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買辦則不過“奉大班之命,向華商收買生絲。”(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上引書,頁5。)

    當然,洋行通過買辦放款于中國絲廠,買辦在這一過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僅買辦如此,甚至作為經紀人的絲號、絲棧和他們的通事,也有和洋行買辦同樣的行經。他們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絲廠,常常通過借款和多家絲廠發生借貸關系,以達到為洋行固定訂貨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頁115。)有些絲號老板,同時又是洋行買辦,而絲號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號,專門代客經售生絲,漸立于絲號之地位者”(注:中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國生絲對外貿易手續》,頁4。)。他們都在謀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潤一點洋行控制下的生絲貿易的余利。

    獲取巨額利潤的洋行也好,分潤洋行的些許余利的買辦、通事也好,所有這些利潤的來源,都是從出口生絲的生產者那里分取得來的超額商業利潤。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額商業利潤,則是由于他們的資本實力和壟斷地位,使得他們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隨心所欲的壓價措施。中國絲廠因資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轉資金而忍受洋行的壓價勒索,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事實上,洋行對中國出口生絲進行壓級壓價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通過生絲的檢驗以壓低生絲等級、降低生絲價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以致在國外再檢時,常出現低級絲的質量反優于高級絲的現象”。(注:張迪懇:《外國洋行壟斷生絲輸出對上海地區絲廠業的影響》,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100。)出現在1917年上海絲廠和洋商之間的一段曾經引起轟動效應的糾紛,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響的新聞媒體報導說:上海“今年春季絲少價昂,外人至各廠定貨者不少,約期歷四月取貨。不料定絲時之市價高于交絲時之市價,洋商遂從事檢查品定甲乙,就使絲質與定貨時之條件絲毫無誤,亦以此時市價低廉,必多方檢查其種種不合之處,以為不附條件抑勒價格之舉,兩方幾至涉訟

。”(注:《大公報》,1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洋行為什么能夠這樣任意挑剔、隨便壓價呢?這家媒體非常惋惜地解釋道:情況本來不會這樣,“無如我國未設有證明絲質之信用機關,而洋行內反設有生絲檢查器械,以檢查各廠家所繅之絲質,自別優劣,以定價格。”(注:《大公報》,1917年4月8日—19日,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1961年版,頁171。)另一份報導廣東生絲貿易的文章提出同樣的問題,文章寫道:“從前吾粵向未有生絲檢驗機關之設立,洋行往往藉端漁利,將買入之生絲,任意貶低品質,變換等級及剝削公[分]量,務令吾粵生絲之生產者,耳目紛亂,無所適從,以遂其侵蝕之心愿”。(注:蘇鼎新:《粵絲貿易經濟及組織概況》,載《廣東蠶絲復興運動專刊》,1933年10月1日。)兩份報導得出同一結論:似乎只要中國自設生絲檢查機構,問題便全部解決。中國是一個生絲出口大國,卻連一個生絲檢驗機構都付之闕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國絲廠吞聲忍氣,委曲求存,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問題卻不僅是一個生絲的檢驗機構所能解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外國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權,擁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經濟實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獨占生絲出口的13%以上。參閱繆鐘秀:《二十年來之蠶絲業》,載《國際貿易導報》,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不取消挾重資以君臨中國的外國商人在中國享有的各種特權,包括中國出口生絲的檢驗權在內,要想中國生絲出口貿易免于外國洋行的控制,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國絲業中人也的確有過企圖扭轉局面的“奮起”。19世紀70年代初,曾經有個別絲商企圖擺脫洋行,自銷生絲于國外,然而卻找不到適當的買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頁61。)。19世紀80年代初,上海還出現過商界聞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積生絲,企圖主宰生絲市場(注:據說在胡光墉破產前夕,他囤積生絲達一萬四千包。參閱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頁230-231。)、以個人的力量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結果是周轉失靈,不得不削價拋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購。最后是囤積者的破產,禍及自身,牽連整個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頁78。)。

    個人的力量不濟,團體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出現了以絲廠主為主體的中國實業家組成的生絲貿易公司,企圖取代外國洋行在中國生絲出口中占有的這一地位。與此同時,廣州也有類似的組織。有的絲廠老板還企圖撇開外國洋行,直接推銷生絲于國外。然而直接外銷也不成功。有的仍離不開國外的公司,有的則根本落空,無由實現(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頁26;《中國蠶絲》,第2卷,第12號。)。一直到1936年,“中國生絲運至外國,本國無直接之郵船,一切均賴外國洋行。”(注:張白衣:《中國蠶絲業論》,載《時事月報》,1936年2月。)多次組織外貿公司的嘗試,也以失敗而告終結。到1929年止,上海華商先后自辦的生絲貿易公司,一共不過四、五家(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hai,頁117;李述初:《今后華絲對外貿易應取之方法》,載《國際貿易導報》,1930年1卷7期。),而當時上海一地經營生絲出口的外國洋行,則有41家(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頁25。)。廣州的華行雖然多一些,但都無力維持久遠。進入30年代以后,能夠繼續存在的,上海只有通運生絲貿易公司一家(注:ton 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an raw silk,1931年版。),廣州只有永泰隆一家(注:蘇鼎新:《粵絲貿易經濟及組織概況》,載《廣東蠶絲復興運動專刊》,1933年10月1日;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358。)。后來也都無起色。由此可見,這種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