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古代文學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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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雙重文化；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教學發展

中國古代文學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高職院校《大學語文》重點講授內容之一，對學生中文水平的推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文學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呈現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特點。是我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見證。但是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深化，我國傳統文化在國內雙重文化思想的沖擊下，呈現了愈加復雜的發展態勢。如何在雙重文化視角下，促進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前中文和國學研究學者的重要課題。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當前的古代文學教學的環境，在保持古代文學基本思想的同時和現代化的文化思潮以及教學技術相結合，促進古代文學的傳承和發展。

一、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現實意義

探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意義，我們首先要追溯到中國古代文學存在的歷史意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大學語文》的重點講授內容，在歷史文化的承載上和學生文學思想的發展上占據重要位置。中國古代文學是傳統和文學文化的構成，失去了傳承的歷史感，一個民族的來路和精神將會泯滅，而失去了文學性，我們就很難尋找到中華文明形成中詩性的發展軌跡。因此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傳統文化的傳承上占據重要的基礎作用。是現代文學發展的文字依據和歷史積淀。當前各大高校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現實意義的認識，存在兩個方面的思想：一是從知識層面分析，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是學生掌握中國文學發展脈絡和規律的重要支撐。是分析中國文學名家和作品的重要載體；二是從認知層面上分析，認為當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是學生文學思想培養、文化素養提升、審美情趣發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學生增強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并最終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貢獻自身力量。

二、雙重文化視野下如何推動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發展

雙重文化實際上指的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國古代文學在歷史傳承中有著極其鮮明的中國特色，而外來的西方文化則有著多樣的表征和特色。當前在全球化大勢發展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已經逐步進駐到我國國民的思想中。例如學生對古代中國提倡的“三綱五常”和西方提倡的“平等自由”的選擇，絕大多數會選擇后者。中華文明傳統跪拜禮儀，也逐步被握手、擁抱所取代。并不是說這樣的變化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的研究發展中華傳統文化實際上正面臨著逐步消融的狀態。由此也可以看出雙重文化視野下，必然也會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教學傳承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用，如何在此背景下，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的繼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中文教學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繼承和弘揚傳統精神內核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實際上在我國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春秋戰國時期對西周《詩經》的征引，到漢朝時期將“五經”作為學宮，再到唐詩、宋詞、清朝文學的發展，都顯示出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存在價值。因此為了更好的適應當前雙重文化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最為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傳統文學的精神內核，追求古代文學內容的本質。從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觀點中[1]，我們可以提煉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首要的任務就是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和生活年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深刻地了解作者的思想表達和創作風格。同時教師還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文學表達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老師可以倡導學生多讀古代文學作品，培養自身的文學修養，并深入了解文學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產生與作家之“志”相似的“意”才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傳承傳統文學的思想和精神，才能將傳統的語境和現代文學創作相結合。

（二）引進西方文學和教學理念

傳統和歷史并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在不斷吸收和借鑒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同樣的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也是如此。雙重文化的影響發展已經是當前歷史不可逆的一股潮流，我們不能阻止它的發展，所以就只能適應。實際上19世紀末，的開展，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是有用的。西方文化的借鑒和教育理念的發展確實存在巨大的優勢，對于古代文學教學首先在思想上，提倡傳統精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引進西方文學，如金開誠先生所寫的《系統論與文史研究》就深刻的揭示了這一觀點。其次在教學理念和方法上我們可以融入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例如，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利用多媒體，為學生提供可以感知的古代文學資料，提升傳統教學的趣味性和新穎性。

（三）注重中西結合和情境教學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在現代化雙重文化影響的背景下，如果單一的沿襲中國傳統文學精神或者摒棄傳統理念讓西方文化成為主流的方式都是不正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倡“中西結合”的方法。教師在古代文學教學中，要保持傳統的文學內容不變，利用西方自由、探究的教學理念，培養學生的自主表達能力和思維發散能力。可以讓學生在理解作品內容和思想后，闡述出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和認知。其次教師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應該注重“情境創設”，主要是因為當前古代文學的教學已經大大遠離了當時的文學現象和作品產生的年代，學生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深入的追溯到作品產生的背景中。因此老師可以借鑒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和人物背景，利用現代教學手段，為學生營造當時的情境，讓學生在身臨其境中，加深對古代文學作品的認同感。

三、結語

我們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糟粕和精華并存的文化，對于中國古代文學而言也是如此，在當代教學環境中我們應該在堅守民族精神的立場中，重視雙重文化的影響作用，積極的接納外來的先進文學思想和教學手段，通過不斷的調整和重塑，利用古代文學提高學生的文學知識積累的“骨骼”，用先進的思想和文化作為文學認知提高的“翅膀”。

參考文獻：

[1]高方.雙重文化視閾下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9,(11):17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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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 本文作者主要講述了自己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一些體會和探索:一是注重學生對作品的誦讀;二是以解讀培養學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進教學方法;四是積極運用現代信息技術。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淀下來的文學遺產，是珍貴的民族文化精品。學科內容綜合性強，知識覆蓋面廣，教學難度極大。然而，在教授這門課時，不少教師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乃至教學模式基本還是因襲傳統。課堂上，教師憑借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一本書、一張嘴，唱著“獨角戲”，從文學史到作品選，從思想內容到藝術特色，滔滔不絕，學生只是被動接受，久而生厭。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學中蘊藏著豐富的思想底蘊、深厚的文化內涵。當下，涵蓋了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的國學復興熱再次興起，對文學遺產中思想底蘊的發掘和繼承使學生有了學習古代文學的濃厚興趣。如何利用好學生的“古代文學情結”，調動其學習古代文學的熱情，并使之產生持久的動力，是我們應該積極探索的。我在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工作的幾年間，將傳統的教學方法和現代技術結合起來，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一、注重學生對作品的誦讀，培養其對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學期開始，我都規定一些閱讀和背誦的篇目，認真地抽查學生的完成情況，并將其作為考核學生平時成績的內容之一。誦讀，可以加深對文學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學生想象力的培養，進而較準確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內涵。在古典詩歌的教學中，這一點尤為重要。它可以將學生“帶回”千百年前，讓他們的現代生活、情感與理念與古人的生活、情感與理念相融合，與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體驗產生共鳴，進而獲得美的享受。如講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讓學生通過誦讀，體味“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涼氣氛，體味天涯淪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讓學生對當時沉悶的時代氣氛有深刻的感悟。誦讀，可以充分體悟詩歌的語言美。優秀的文學作品都蘊含美的情感，通過朗讀活動，可以使之滲透于學生的心靈。吟詠朗讀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諦，還可以使人在不經意之間對朗讀時那抑揚頓挫的語音、錯落有致的節奏與奇特嚴謹的結構擁有深切的體驗。對學生來說，言語內容美與形式美對他們的思維活動的影響是不容易被察覺的，但卻是幫助他們理解文章的強大力量。因而，在讓學生感知言語內容美與體悟言語形式美的過程中，要盡力誘發其審美情感，提高其朗讀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對作品的理解。同時，誦讀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提高他們適應生活的能力，陶冶他們高尚的情操，豐富他們多彩的生活。

二、以創造性的解讀，培養學生對作品的鑒賞能力

文本解讀是一種創造性的過程，一個審美的過程。好的解讀，有助于學生對作品的欣賞，能使其體會到作者對生命的感悟，并與作者進行對話，從而逐漸養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如講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在欣賞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讓學生討論:蘇軾的這首詞千百年后為什么還會令我們感動不已?是表達了蘇軾思想的苦悶，還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現了蘇軾對人間生活的熱愛?通過討論，學生明白，這些說法自有其道理，但僅僅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夠的。它的動人之處在于，一是揭示了人類的一種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絕對的，我們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無缺，只能在絕對的缺陷中尋求相對的完滿;二是蘇軾以博大的胸懷對人們發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互相關懷和撫慰。因此，蘇軾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終撥動著人們的心弦。這樣的解讀，詮釋了作品的內在價值，拉近了古代作品與現實生活的距離，從而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共鳴，取得了育化心靈的效果，提高了學生對作品的鑒賞能力。可以說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解讀過程中，啟發學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學的文化背景中去，觸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脈搏，使學生初步掌握從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鑒賞詩文，同時引發學生對文化現象的思索。這是非常重要的。講陶淵明，我告訴學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隱逸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隨著時代的變遷，人類的進步，這種文化現象幾乎已經消失，但作為一種人格，后人對陶淵明又非常推崇;作為一種觀念，它還或多或少地影響我們現代人，你將怎樣看待陶淵明的隱逸呢?有的學生認為，陶淵明拋棄做官而歸隱田園，表明他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潔身自好的價值取向，這種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則認為，陶淵明的這種隱逸人格不值得歌頌，這種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們面對黑暗和邪惡都不聞不問、裝聾作啞的話，我們這個社會將會是什么樣子呢?還有的說，陶淵明在歸隱中心靈得到了安頓，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這對與我們現代人來說，應該有所啟示。假日之際，人們總想離開城市的喧囂，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讓浮躁的心靈得到凈化，可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卻越來越糟糕。盡管觀點不一，但閃爍著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闡釋、作家的評析與現代生活聯系在一起，拉近了學生與古人的距離，提高了他們的鑒賞水平。

三、改進教學方法，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和個性發展，忽視了學生的創新精神。鑒于此，我開始嘗試進行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改革，在教學過程中盡可能改變以課本為本位、以教師為中心、以強硬灌輸為手段的傳統教學模式，借鑒一些先進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

辯論法。經常拿出一些在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讓學生們自己討論。在正式討論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預備工作:事先布置好討論的題目，讓他們圍繞自己的觀點去查資料，并選出各自的代表發言人，非常類似于現在的辯論賽;我也要盡可能多收集資料，猜測學生會運用哪些論據來證實自己的觀點，并模擬他們爭論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調解和補充。每學期我搞兩三次這樣的討論。如在講“先秦文學”中諸子思想時，涉及一個非常復雜的“人性”問題，孟子主張“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師荀子則認為“人性惡”。討論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從多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有理有據。事后學生自己說，這次討論逼著他們看了很多理論書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辯能力。

比較法。古代文學中很多問題可以說至今尚無定論，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將諸家之說介紹給學生，并組織他們對多種答案及多種思路進行比較選擇，從而激活他們的思維，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例如，學習王維的山水詩，要求學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時期有關知識分子對山水的關注的資料，從比較分析中鑒賞王維對中國山水詩的貢獻。又如在講到“楚漢之爭”這段歷史時，我要求大家對導致這場戰爭的兩個主要人物——劉邦和項羽進行詳細比較，劉邦作為一個無賴何以奪得天下，項羽既然是一個英雄為何卻走向末路?學生通過激烈的討論來總結兩人的得與失，從而更深刻地認識了這段歷史。還可以通過古典文學的現代改編問題，思考古代文學的經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據古詩詞改編的流行歌曲，像《別亦難》、《新鴛鴦蝴蝶夢》、《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課堂上欣賞，讓學生去尋找原文，從而思考古典文學歷久彌新的原因，激發他們學習古代文學的熱情。

四、積極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決定了其傳統的教學模式，但長此以往，教學難免單調，因此，有必要通過一些現代信息技術的運用進行調節。在種種探索性改革中，現代信息技術的運用無疑是實施起來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辦法。

音響媒體方面，可以運用便于攜帶的MP3加小音箱。課堂上通過欣賞相關的音樂，加強學生對古典文學作品的理解，如在講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詞時，先讓學生欣賞鄧麗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們帶進一個哀傷、凄涼的意境，然后對作品進行解讀，從而使他們對這首詞表現的李煜思鄉之情、亡國之恨有一個深刻的了解。在講解《史記·項羽本紀》時，可以讓學生欣賞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學生對楚漢戰爭的形勢、人物個性有更直觀、豐富的了解。

聲像媒體方面，包括對電視、DVD、電腦、投影儀等的運用。如在講授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時，可以組織學生觀看古典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教學內容更加引人入勝。

將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多媒體課件運用于古典文學教學中，不但節省了課堂板書的時間，而且增加了課堂教學的內容和深度，給教和學帶來了巨大的便利。教師可以在課件中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教學資料，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學術研究動態等，并突出教學重點。尤其是在詩詞教學中，將講讀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樂、畫面、朗讀、前人的評論等，教師再加上一些疏通與點撥，便會得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中國古代文學永遠不會像今日的某些時尚潮流一樣紅極一時，但也不會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樣成為“明日黃花”。如果教師在教學中真正引導學生進入中國古典文學的藝術殿堂，使他們體味到古典文學的永恒馨香，將是對學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幫助，而不僅僅是滿足于學生對局部知識的掌握。

參考文獻

[1]閻續瑞.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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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善于運用象征寓情于物，植物的意象最為明顯，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水仙、梅花、荷花等植物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意象非常豐富。

關鍵詞：古代文學；植物；意象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2-0008-01

中國古代文學善于寓情于物，善于運用象征等手法，最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集中于植物上賦予眾多的擬人與象征意義。植物因其外貌特征（象）而得名，然后因名成像，即文學意象。

一、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

古代文學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達的內心情感，內心的意一般是關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與表達往往離不開“境”，意象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大部分通過含蓄、模糊手法而達到一種“境有盡而意無窮”效果。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一語道破：“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在古代文學中，作者把內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對人生世道之悟與所描寫客觀景物完美融合起來便形成意境。

在文學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寫景狀物是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為情思。雖然古代文學中意象有著不同表達方式，但是可感覺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表達一種對人生感悟與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暫、痛苦等多重情愫，認識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時光，不能浪費消耗生命，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價值，對人生充滿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與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韻、幽雅、芳香的特點，在歲末寒冬百花凋零時反而開花。它進入文人審美視野后，作為一個獨特意象出現于文學領域。人們賞其“形”取其神，賦水仙以“清、貞”為主的人格諸種意象。

水仙被賦予女神意象。一是作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賦》序描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1]《洛神賦》作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復使用吟唱。“凌波仙子”美好名字，在荊州地區沿用，被詩人們廣泛使用傳唱，作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兩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堯之二女為范本，構想出二女與舜之愛情故事。《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風，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2]文學家熱衷于相信凄婉愛情故事，對娥皇女英的忠貞加以象征詠嘆，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經常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中。三是漢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漢水女神在漢代魯、齊、韓三家的《詩經》學者，曾記載故事:傳說有一位叫鄭交甫男子，在漢水之濱遇見兩位出游神女，兩相悅慕并愉快交談。神女應交甫請求，解下隨身玉佩相贈，鄭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舉步間卻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懷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傳說烘托出水仙的縹緲與神秘意象。

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晉.王嘉在《拾遺記.洞庭山》中記載:“屈原以忠見斥，隱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采柏葉以合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3]屈原投汨羅江而死，被追思為水仙，而水仙姿態高雅，品性貞剛，自然將它攀附為屈原化身并將其意象與屈原相關聯。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將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傳》中記載:“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之間二百余年。后辭，入琢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于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日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余，復入水去。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躍赦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4]

水仙在文學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進一步繼承和品格的升華。水仙的類比意象總體有洛神、湘神、靈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類。

三、其他常見植物的古代文學意象

梅花的君子象征意象。最早記載梅的文獻《尚書?說命下》提到“若作和羹，而為鹽梅”。可見，梅花既可觀賞，又具實用的“內外皆佳”花卉，符合儒家知識分子的古代文學家價值標準。梅花喜溫濕，野生梅花多在水畔、山谷，水邊梅花有早春先發特性，后來人們對水畔梅花疏影橫斜之美的認可，梅花伴水成為古代文人對景物攝取模式之一，另外，梅花枝干橫斜孤峭挺立，被文人們贊賞和大力描寫。梅花瘦而且貞霜，磨雪折骨愈加奇，被寫進很多君子象征的文學作品中。

草的喜怒哀樂象征意象。屈原首先確立“香草美人”傳統形式，香草為美人作襯托。置草又名忘憂草，文獻最早記載于《詩經?衛風?伯兮》:“焉得首草，言樹之背。”后來朱熹注曰:“首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5]”稱其“忘憂”是因為首草，食之令人好歡樂，忘憂思，“北堂”代表母親。基于此，古代游子要遠行，會先在北堂種營草，希望母親減輕對孩子思念，忘掉煩憂。

植物之間象征意象的比較寄托愛憎情感。松、柏、梅、竹、水仙為被古人譽為五君子，后來的乾隆皇帝合詠五君子的作品最多，吩咐文征明畫松、柏、梅、竹、水仙為五君子圖，乾隆皇帝非常喜歡五君子這個組合，不但寫多首詩歌來吟詠，還特意要求臣子作五君子圖以供欣賞。松、竹、梅被合譽為歲寒三友，為中國傳統凌寒花卉，聲名地位也甚高，水仙與不相上下。通過水仙與荷花的對比，突出水仙意象的層次，水仙可傲寒，荷花在秋風中凋零;荷花根部離開淤泥不能存活，水仙卻可離開泥土，憑清水開花;水仙根部須白皓凈，可將其作為造型部分與水仙花葉同賞。有的文學作品甚至貶損荷花，居然賦予格調低下象征:以蓮花喻、候臣；但多數情況下荷花用來比喻士大夫芳潔之志，用來比喻女子貞潔自守等。

參考文獻：

[1]曹植等著，三曹集[M]，岳麓書社，1992,247。

[2][漢]司馬遷著，史記[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8。

[3][晉]王嘉，拾遺記[M]卷十，中華書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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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古代文學有著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點：如重現實、重品德、重責任、重抒情、重表現等，中國文學始終歌頌和平、歌頌友誼、歌頌正義而從業不歌頌戰爭、歌頌暴力、歌頌卑鄙、陰謀詭計，中國文學與史、哲沒有嚴格的區分等，因此，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文學理論，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學理論，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學理論的一些術語當作標簽到處亂貼。這些年來我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較多的經驗，也有許多教訓，現在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年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工作，從觀念形態到方法路徑，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總的來看，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還是要用中國文化學的視野，還是要回到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領地，還是不能撤換掉中國文化的大背景。

中圖分類號：1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無論深度、廣度，都有了較大幅度的進展，也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績。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對從傳統的詮釋性方法擴展到與西方文化相結合的“新詮釋學”；從賞析參考到中外比較文學的興起；從借鑒西方接受美學，到借鑒結構主義、現象學、符號論、文化哲學等等，已經在脫離孤立式、封閉式的研究道路上，邁開了相當可觀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雖可以為錯(《詩經·小雅·鶴鳴》)，但這石頭卻必須是有用的，合適的，并非泛指一切石頭。比方傳統的“義理、考據、辭章”已不適文學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就適合嗎?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悲劇”、“喜劇”的理論去套中國古代文學，結果如何呢?用來概括、分析深奧、復雜的中國文學，雖然覺得的確簡單省事得多，但總是感到很生硬別扭嗎?“比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較文學”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學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較作家，就作品比較作品，不是也讓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應有的厚度和價值感嗎?生硬地搬套諸如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符號論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跡太明顯、很難觸碰到中國文學最深隱、最敏感的“弦”么?實踐證明，一切借鑒必須立足于本土，借鑒西方文學理論，也必須立足于中國文化的特質和需要，立足于中國文化的背景。這不僅因為中國古代文學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獨樹一幟的中國文學本身就是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創造、養育的直接產物。

中國文化，由于地理、歷史、經濟、民族、時代、心理認識的原因，主要順著“綜合的、盡理”的精神為線索發展，它以“天人合一”為基礎，強調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統一，人與自然的和諧，陰與陽的合一，知與行的一致等：是綜合的、整體的、系統的宇宙觀，強調的是盡心、盡性、盡倫、盡制，“上下通徹，內外貫通”，即《中庸》說的“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綜攝以成”；孟子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說的“圣人盡倫者也，王者盡制者也”。尤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義務，很少考慮獨立的人格和個體的意愿。“個體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濟世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報國的集權意志，實現個體人格的價值目的變為實現。‘君’、‘國’意志的有效手段，個體人格至上說變為君王至上，國家至上……”。

這反映在生命的觀念上，中國人與希臘人對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國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書·大謨》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對待自己的生命，這是內圣事：律己要嚴；“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則是對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對人要寬。三皇五帝，正是這樣的“內圣”才達到了“外2E"，達到了“仁道”的標準。這一過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內圣”——“仁義內在”。而達到“內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惻隱之心見仁，由羞惡之心見義，由辭讓之心見禮，由是非之心見智”。這才能做到上文所說“盡心”、“盡性”、“外王”，也才能順理成章，自然達到“盡倫”、“盡制”：以“親親尊尊”定人倫秩序(后演生為“五倫”、)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禮制綱常，再以此倫常之道維系社會，即可直接推出“外王”。這樣，中國文化自然便罕元獨立的個體人格。古代文學中的抒情、敘事主人公當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當然是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審美理想，這就是中國古代文學沒有真正意義的神的文學，而只有重現實、頌美德的人的文學的傳統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與此相應，在價值倫上，與西方認識論上的功利主義相反，中國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義的。《倫語》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強調“舍生取義”；荀子說：“之人可以為禹”；王陽明說：“滿街是圣人”；董仲舒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重義輕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興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以換取道德上的平等，這是中國文化的價值主流。為此，孟子把人類社會的道德價值，分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寵辱皆忘”去達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贊美，司馬遷辱中著史，深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個李白，出山了就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失敗了，只說：“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同一個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理想落空還寄望于朋友；“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隕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蘇煥侍御》)，英雄末路，饑寒交加，還要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土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無論怎樣，都離不開現實、品德、社稷、蒼生之類的人生追求，這就很難產生西方意義的“神的文學”，必然形成重現實、頌美德的人的文學。以此類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頌熱愛祖國、保衛祖國、弘揚正氣、同情民瘼、鞭笞邪惡的文學傳統。而且正因為反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中國傳統寫詩作文往往是為著“內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學自然成了“載道”“明道”“貫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論·論文》強調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國——平天下”的范疇，所以，中國文學重現實、頌美德的人的文學傳統、歌頌熱愛祖國、保衛祖國的英雄的傳統，一句話，“修身——平天下”的文學傳統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綜合的、盡理的”文化鑄造的成果。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研究這一“綜合、盡理”的文化

背景下產生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文學，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學理論的。西方文化，主客體二分，是對立的。“無論處理人事還是置身自然，都有一個堅固的人格矗立著”。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滲入人的心靈的各個角落。獨立的個體人格，對自然不懈的開發與征服，在社會上，有強烈的意識去獲取個人權利，即使是神仙也決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權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貪財好色，愛享樂、好虛榮，復仇心、嫉妒心都很強。他們敵視人類，為自身利益不擇手段。而中國則不同，不僅人是盡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國、平天下，而所謂的“神”更如此，女媧為人類補天，精衛為人類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為人類消除炎熱射日，神農為人類嘗百草，伏羲為人類造八卦，鯀、禹為人類治水等等。他們都威嚴偉大，純潔高尚且富理性，達到了“內圣外王”。這已經不是西方傳統神的范疇。再說，中國雖也有過神話時代，但到西周時代就已成為過去，老早就把人類美麗童年時代的遐想丟開，腳踏實地地過成人的生活；而且一開始就巫史并生，以史為重，從《詩經》、《楚辭》、《左傳》到漢晉文學，基本是寫人的文學。魏晉以后，雖有過佛教文學的興起，但一切外來的觀念，只有符合中國文化背景，只有通過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國社會。所以，佛教禪宗文學，也是“綜合、盡理”的、天人合一的。《目連救母》算是流傳最廣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揚的還是“忠孝節義”，強調的是“內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詩”，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學”了吧?但神仙的極樂，仍是清靜無為，跨鶴乘云，不像荷馬的“已臘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爾敦的“樂園”。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學理論是不妥當的，死套形而上學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悲劇”、“喜劇”的標簽也走不出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路。一部《離騷》，因大量寫了神仙幻想，“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之爭，紛紛紜紜長達半個多世紀就是一個明證。

西方人的藝術思維總是主客分離，二分的，這便于對審美主體、客體作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門別類的文藝理論，死搬西方這些理論的“鑰匙”，不一定都能打開中國古代文學問題的“鎖”。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還應以中國文化為背景，以中國的文化思維為基石。因為如上所說中國人的藝術思維總是主客一體、陰陽合一，本質上是一種整體的直覺思維、樸素的系統思維。這種“直覺”是理智的不是感覺的，而這種“理智”，又是直覺的，不是思辨的，邏輯的；它一般是從一種基本模式出發，通過一系列意象組合和直覺判斷的矛盾運動，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認識完成，逐漸逼近其中的本質意義，達到“目擊道存”。這種思維的機制與生活保持直接聯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斷的抽象思辨方向發展，而是橫向鋪開，向事物的性質、功能、序列、效用間的相互關系和聯系的整體把握方向開拓。這種思維機制，強調天與人、自然與社會、身體與精神的和諧統一，強調它們的整體存在，這是最為深刻之處。它蘊含著理性的沉淀，又與個體的感懷、情感、經驗、歷史有關。它是一個有機的思維整體，想象、猜測、靈感、幻覺、情感、假設都在其中秩序地起著作用。“中國古人這樣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形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美學、藝術有機統一，難舍難分、互相結合的面貌”。它既釀成了中國“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又阻礙了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等的分門別類的研究。《論語》、《老子》、《莊子》、《孟子》等諸子文章，在哲學家的眼里是哲學，在文學家的眼里是文學，在史學家眼里是史學。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記》，既是我國第一部傳記文學著作，又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學著作，被鄭樵稱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詩經》算是純而又純的文學作品了吧，然而古來的儒學大師們卻都把它當作政治著作，說它“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列為與《尚書》、《易經》一類的“五經”之一。這是“悲劇”、“喜劇”、“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西方文學理論難以解釋和難以概括的。其次，中國古代文學，循整體的直覺思維，強調的是“氣”、“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韻”，強調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礎和核心就是“意象”論。而“意象”的前提是“氣”，“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既要研讀經典，又要廣聞博見，既要下功夫修煉，又要有聰穎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論世”，“立象以盡意”。有了這樣的“意象”，文學作品才談得上“風力”、“風骨”、“神韻”、“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國只有“意象”論，而無“典型”論，也不好用“表現”、“再現”的術語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解釋不了整個的中國文學；西方的“詮釋學”看來也詮釋不了這個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國文學。所以，客觀地說，從內因來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還是要從中國文化背景人手，要從中國的文化思維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論為例吧，它早已被譽為中國文學的“本體論”。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學理論無法解釋，追溯到中國古代哲學的《易傳》，才能解釋明白。《易傳》說：“子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意思是說，語言不能充分表達圣人之意須通過“立象”方可盡意。可見，這個借助形象以表達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種哲學思維，一種整體性的直覺思維。其中為“盡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辭、爻辭的“卦象”；然而，就這種“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觀反映，而是經過主觀創造，“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現一定的意義而言，這種“象其物宜”的摹擬、想象，進行有目的的創造，實際上又已經成了藝術形象。“獨照之匠，窺意匠而運斤”、“神用象通，情變所孕”，這種“意象”已經能概括一般的文學創作問題。由此入手，我們便不難理解《詩經》如何用“關睢”、桃夭、常棣、鴻雁一類意象，表達作者豐富的意蘊；《離騷》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構造的一個神奇、美麗的“意象”系統；也才不難解釋一直爭論不休的“建安風骨”、“魏晉風度”、劉勰的“神思”、嚴羽的“妙悟”；更不難解釋劉禹錫“境生象外”說以后的“意境”論，王國維的“有我之境”、“無我之境”、“造景”、“寫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統一中國文學“表現”、“再現”的分歧，也就可以結束半個世紀以來，《離騷》之類“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紛爭，甚至還可解決文學語言的許多問題。

總之，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聯想，借助語境，從中國獨特的文化思維出發，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獨特之處，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陳蘊涵多值、界定富有彈性的文學術語、觀念，并使之系統化；也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空靈、模糊、言近旨遠和相應的表達方式。一句話，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

篇(6)

論文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 　課時 　分配 　教學

論文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包含《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兩門基礎必修課和一系列選修課，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課程。但和豐富的教學內容相比，《古代文學》課時卻被嚴重壓縮，在教學中，教師必須合理分配《文學史》與《作品選》的講解時間、各段之間的教學時間及各種文體之間的教學時間，爭取在有限的課時內，盡量完整和合理地講授出文學史和經典的文學作品。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包含《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兩門基礎必修課和一系列選修課。不計選修課，單從《文學史》和《作品選》來看，《古代文學》課程在整個高校中文系也是屬于重中之重的專業課。以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設置為例，在諸多專業課程之中，《古代文學史》和《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文學概論》等七門課程被定為專業主干（核心）課程。而從學分和課時設置來看，古代文學憑借16學分、288學時的權重，遠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漢語》和《外國文學史》[1]，成為名副其實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課。但和古代文學大量的教學內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學時仍然顯得捉襟見肘。從先秦到明清近代，數千年的文學史和汗牛充棟的優秀文學作品，遠非288個學時所能講畢。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學的教學想要面面俱到，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且大多數高校在《文學史》和《作品選》之外，還開設有多門選修課，由古代文學任課教師結合自身的學術專長，對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專門文體進行講解，開設了諸如《詩經》、《楚辭》、《史記》、“唐詩”、“宋詞”等選修課，以之輔助《文學史》和《作品選》的教學。故此，《文學史》和《作品選》的講授內容須突出教學的重難點，而無需面面俱到。從課時分配來看，一般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學段分配學時較多，元明清段分配較少。講授內容主要以作家介紹、作品藝術風格的分析、文學現象、文學史流派、文學理論、文體衍生變異等為主。

具體來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是合《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為一體的課程：“史”是對文學發展脈絡的敘述，“作品”則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作為文學課的落腳點。大致說來，《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時間，一般是平分給《文學史》和《作品選》，二者各占一半。具體到某一階段，則會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講授元代文學時，筆者通過和學生的交流，發現只有極個別的學生會在課后閱讀《作品選》中的戲曲作品，絕大多數學生對元雜劇絲毫不感興趣，也就沒有自主地去閱讀《作品選》。因此在講授元代文學時，更需要教師在課堂上多講作品。在中國古代文學諸種文體之種，學生最感興趣的是詩詞。最為典型的便是唐詩宋詞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學生在小學、中學的語文課堂上就學習過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學之前，便被家長拿來作為啟蒙讀物來教授孩子。因此，學生對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詩經》、《楚辭》等作品，因時代久遠，文字艱澀，學生閱讀時有較大難度，對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與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雖然閱讀難度降低，但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唐、宋段相比，也大為降低，這既因學生對戲曲的興趣沒有詩、詞那么高，同時也因為有“一代之文學”之稱的明清長篇小說，篇幅較大。大學生的課后時間多花在對英語、計算機等科目考級、考證的準備上，他們不太愿意花過多時間去閱讀長篇小說。對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學生在考試答卷時，只能空談一些通過死記硬背得來的文學史概念、常識，而不能通過具體的作品來加以印證。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學時，作品的講解便顯得尤為重要，教學時間的分配上，也要適當傾斜于《作品選》，讓學生通過對具體作品的閱讀，找尋自己的感悟，而不是僅僅止于被動地接受文學史教材所提供的結論。對于中學教材已選的一些篇目，不能因為學生已經學過，便一筆帶過；恰恰相反，對于大多數將來要走向中學講臺的高師學生來說，此類篇目更需要精講、細講。對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學生背誦。事實證明，這一看似落后的教學要求，卻最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文學修養。“讀書百遍而義自見”的道理在今天并不過時。 轉貼于

文學史的教學內容，大多數高校是按照從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時間順序講授。這種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學的總體風貌，但也容易遮蔽文體發生、演變的歷史。在按段教學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突出文體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學史教學的重要任務是使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在知識上具有系統性。不僅如此，這門教學還要有一定的深度，對于相關的文學現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體落實到文體上，就是不僅要知道某種文體的生成根據、發展演變，而且要了解文體名稱的由來。而對于文體名稱進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學史教學和研究的薄弱環節。”[2]以時間順序進行教學，并無不可，但要有意識地突出文體的變遷。比如，在講授到唐代近體詩時，要對歷代詩體的發展作一綜述，讓學生了解《詩經》、《楚辭》、漢魏古詩、齊梁新體詩以來的詩體演變軌跡，從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體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講授元雜劇之前，應對中國戲曲的發展、成熟作一系統介紹，將中國戲曲成熟之前的諸種藝術形式如原始社會歌舞、春秋戰國的優伶伎藝、秦漢百戲、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戲、唐參軍戲、宋雜劇、金院本、諸宮調等略作介紹，指出以上藝術形式可以歸納為說唱藝術、歌舞戲、滑稽戲三類，而元雜劇正是在綜合這三類藝術形式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

另外，教師還應注意對教學內容的更新，關注學術界最新動態，及時將學界已經有定論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講義用數十年而不變。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在介紹清代小說家吳敬梓的著述時，說：“至于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說還有‘《詩說》若干卷’，可惜已失傳，只能從前人的詩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語。”[3]1999年，失傳已久的《詩說》被復旦大學學者周興陸于上海圖書館發現[4]，這自然可以修正文學史教材的舊說。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歸有光的散文名篇，還被選入了中學語文教材，但今天我們所見的版本實為刪節本，刪節本把寒花當做歸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為歸有光之妾的事實。復旦大學鄔國平教授從上海圖書館所藏《歸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補出今本所無的“生女如蘭”等重要內容，這就顛覆了對《寒花葬志》的傳統認識。在《作品選》教學時顯然也要將此成果及時加以吸收，對《寒花葬志》進行新的也是正確的解讀。如此教學，既能傳授學生最新的知識內容，也能調動學生的興趣，引導他們進行研究型學習。

注釋：

[1]古代漢語和《外國文學史》均為7學分，126學時，見http：//cllc.gxnu.edu.cn/wwwroot/jdnewsview.asp?id=733，2010年12月12日。

[2]李炳海：《關于中國古代文體的思索》，學術交流，2010年，第7期。

[3]袁行霈主編，黃霖，袁世碩，孫靜本卷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

篇(7)

關鍵詞：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學科，進行此方面研究的學人在開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進行相關的學科訓練，培養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閱讀有關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便是這樣一部惠澤學林的方法論著作，全書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介紹，既有邏輯性，又有系統性，既有對文學思潮、批評視野、思維科學等理論層面的介紹，也有研究方法、學術倫理、論文寫作等操作層面的評介，對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啟發意義。

      全書分為十講，第一講是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概述，要言不煩地闡明方法論的概念，介紹方法論課程的功能、作用及特點。第二講介紹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與意義，編者在綜述前人之說的基礎上，將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分為四種類型：為興趣、為致用、為求真、為自我完善。第三講主要談讀書的方法，讀書人人都會，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讀書方法并不是每個人都掌握的，本講編者總結出針對古代文學學科的讀書方法，不僅具有極強地可操作性，而且層次分明，邏輯性強。首先，應該閱讀有關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與目錄學相關知識的書籍，培養閱讀古代文學作品和相關文獻的能力，此乃治學之基礎。其次，精讀本學科內的基本經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不讀原典則研究無從談起。再次，要閱讀經、史、子及一些宗教學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學研究是與鄰近學科緊密聯系、互為佐證的，如果對這些領域不了解的話，欲透徹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學，近乎癡人說夢。凡可稱一代宗師的學術大家，都是各領域打通，以一種貫穿俯視的眼光治學的，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無不如此。最后，還要閱讀古代文學領域的經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現狀、學習前輩的研究方法。編者在此處還不厭其煩地列出數十位學術大家的姓名，讀者讀書時按圖索驥去查找相關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學者大有指點迷津之功。第四講、第五講互為對應，分別介紹中學思潮和西學思潮與古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尤其可稱贊的是第四講中學思潮與學科研究，此講以時間為序，分別從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五部分來論述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注重歷時性的梳理，極具系統性與邏輯性，此講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國學術小史。而在歷時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時性的概括，比如在講到佛學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的時候，分別介紹了佛教對古代詩歌、詞、小說、戲曲、散文等十個方面的影響，這種分類，切實合理，易于讀者掌握。第六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第七講介紹文獻學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第一節列舉文獻書目，尤以資料翔實宏贍見長，二、三節討論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獻學方法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第八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九、十兩講探討學術倫理及學術論文寫作。該書以問題立論，不尚空談，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將宏觀的考論與微觀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學通史那樣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創新的原則下追求實質性問題的解決。

      綜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導論》一書，有幾個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此書力避空談，注重實際可操作性，具有極強的指導作用，使學術研究有法可循。編者在第八講分九節列舉了九種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每種方法之下還有更細致的方法劃分，又有具體學術案例的實證，使讀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講到使用批判法進行古代文學研究時，編者列舉了兩組非常規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礪鋒先生與周裕鍇先生關于“奪胎換骨”說的爭論，其二是莫礪鋒先生與李定廣先生關于《唐詩三百首》中有無宋詩的爭論，這兩組文章確實是針鋒相對，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讀來令人大有酣暢淋漓之感，確實值得讀者仔細揣摩駁論文章的寫法。

      第二，這本書引述資料宏贍，多貼近當下學術前沿，無枯燥說教之感，編者亦在書中獨抒機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講中述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時，提到班固《團扇賦》的斷句問題，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團扇賦》今存殘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詩，原來系于賦尾。但編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根據《藝文類聚》所錄班固《竹扇賦》詩判斷《竹扇賦》并不是七言詩。雖有學者也意識到這一點，將《竹扇賦》重新斷句，但其斷句仍有不通之處，編者在此顯示了良好的學術眼光與修養，并沒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斷句的結果，而是細心分析，查閱諸多典籍，將《竹扇賦》重新校點，給出了自己的見解。此書還提到了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爭論的《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書中詳細列舉了各方觀點，使初學者得以迅速了解這場學術論爭的來龍去脈，編者只陳述客觀事實，并沒有摻入個人看法而遽下定論，其審慎態度可見一斑。

      第三，此書普適性強。雖然現在學界也有一些討論詞學或詩學研究方法的書，但其囿于一種體裁或一個時段，指導意義不是很大，而此書作為整個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普遍適于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習者使用。另一方面，此書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學這個傳統學科引進一些西方理論及現代研究方法，給人很大啟迪。比如，在講到研究方法時，既列舉了傳統的歸納法、比較法，又列舉了較新穎的統計法和GPS與時空定位法，反映了編者與時俱進的眼光。

但此書也有白璧微瑕之處。首先，綜覽全書之后感覺無論是論述還是例證，其探討的問題與資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漢、魏晉、元明論述相對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書第一百四十頁在提到著名唐詩啟蒙讀物《唐詩三百首》時，將其作者寫作“橫塘退士”，筆者查閱了好幾個版本的《唐詩三百首》，包括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處版本，“橫”都作“蘅”，蘅塘退士孫洙（1711——1778），字臨西，無錫人。清乾隆十六年進士，著有《蘅塘漫稿》。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以獨特的視角關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引用新的方法與理論去剖析重要的文學問題與現象，開拓了此領域的新路徑，為古代文學方法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學術意義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