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內形勢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新媒體；團隊教學；多維教學；實踐教學；開放性

目前，我國正處于重大的社會轉型期，不斷深化的經濟、社會改革，使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日趨多元化。各種思想觀念交織碰撞，各種文化意識相互沖擊，對當代大學生的思想觀念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背景

《形勢與政策》課程是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的一門公共必修課，是對大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如何通過本課程的教學，讓學生了解國內外重大時事，全面認識和正確理解黨的基本路線、重大方針和政策，認清形勢和任務，把握時代的脈搏；并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學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社會責任感，使大學生會珍惜和維護國家穩定的大局，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發學習、健康成長，這是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形勢與政策”課最大的特點是政策性、動態性、時效性，從2005年正式走進高校課堂以來，在學生思想教育方面取得了較好的實效。但隨著新媒體的迅速發展，師生之間的信息差已不存在，這就要求教師在專業方面更加深入；且學生的主體意識增強，不同的學生，對社會事件的認識和理解不同，有個體的明顯差異，教師也不能千遍一律灌輸式地傳遞信息；另外，形勢與政策瞬息萬變，課程設計上，必須緊跟社會變革的步伐，切實走進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在實踐中學會思考，并真正轉化為學生內在學習、探索的動力。

二、現有教學模式的弊端

目前，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師大部分以系輔導員為主，專職教師很少。系輔導員擔任日常的黨建、團學、學風、就業等工作，行政工作較多，同時又承擔“形勢與政策”課教學任務。同時，“形勢與政策”課備課難度大，內容需要緊跟國際、國內形勢發展進行更新變化，否則就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得不到同學們的認可，達不到應有的教育效果。另外授課任務重，學生數量多，授課教師人員不足，工作量大，“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效果不理想。

其次，“形勢與政策”課沒有固定統一的教材，容易造成教學內容混亂。國際、國內形勢變化較快，時效性強，需要對當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特點與未來發展迅速進行分析預測，才能引導學生關注社會、辨明是非、堅定信念。因此，這門課程每個時期的教學要點可能不盡相同。這就造成該門課程一直沒有相對固定的規范來建立教材體系，許多時候都要靠教師的個人的喜好、判斷力、經驗以及知識積累來更新教學內容，但如果老師把握不好，便會導致教學內容的混亂。例如有些老師的教學內容過于教條死板，有些老師過于夸夸其談，借機宣泄自己對社會的不滿，這樣就達不到本課程的預期目標，甚至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讓學生喪失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第三，課程的教學模式單一導致教學效果欠佳。 如今，互聯網已成為中國社會運行的基礎設施，網絡信息傳播向著各個區域、各個領域、各個群體擴張滲透，豐富的信息數據庫成為各種信息服務的基礎支撐，信息接受者和使用者同時加入了信息的傳播與創造；而大學校園的主體都是“90 后群體”，他們思想自主開放、接受能力強，網絡等媒體使他們的知識面更廣。如果繼續沿用傳統的講授方式，教學手段單一落后，課堂多以老師教授為主，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未能充分關注學生的利益訴求，師生之間的互動，缺乏與實踐教學相融合。這種重灌輸輕自學、重結果輕需求、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必然會讓教學效果大打折扣，導致學生逐漸失去對該門課程的學習興趣。

最后，作為一門必修課程，它的考核方式不靈活，難以達到教學管理目的。m然高校里也有一些采用以寫作小論文等方式作為學生的評價，但仍然主要以傳統的紙質試卷對學生進行考核。同時，高校在對這門課程考核時，存在追著要求學生合格的現象，似乎個別學生不合格會將責任追究到學校這一方。考核的不嚴格、有水分，也造成學生對這門課程的重視程度不高，也較難達到提高教學質量和加強教學監管的目的。

三、新媒體環境下的教學模式思考

1、團隊教學模式

團隊管理理論認為，團隊是指一種為了實現某種目標而由相互協作的個體所組成的正式群體；團隊的首要特征是其具有明確的共同目標，即團隊成員都要清楚地了解所要達到的共同目標及其所包含的重大現實意義。而“團隊教學模式”是指在教學過程中，由多名教師組成一個教學團隊，每名教師根據自己的專業背景和特點來承擔教學內容中自己擅長的專題，從而達到共同完成一門課程的教學模式。該教學模式突破了一門課程指定一名教師授課的傳統方法，極大地發揮和挖掘了教師的教學潛能，整合了教育資源，形成了育人合力。比如在授課教師中較大比例是輔導員，輔導員都有自己的研究專業和工作方向，比如學習、比如學習思政教育、比如學習國際政治方向等共同討論并制定教學計劃。

另外，教學過程是師生交往、共同發展的互動過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關注個體差異，創設能引導學生主動參與的教育環境，培養學生掌握和運用知識的態度和能力，使每個學生都得到充分的發展。在教學過程中，強調師生間、學生間的動態信息交流，形成師生互教互學的“學習共同體”。比如，在“形勢與政策”課教學過程中，可以結合課程教學和當前形勢，針對教師給定的研究專題，讓學生以小組合作的形式進行類似的實踐調研，促使學生主動獲取知識、應用知識，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2、多維教學模式

伴隨著我國經濟、科技、網絡、智能手機普及水平的提升，高校大學生接收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樣化，時效性更強，這些為實現新媒體環境下“形勢與政策”課多維教學模式提供了條件。新媒體環境下多維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教學論指導下，圍繞教學目標將多維教學方法、多維教學手段、多維教學組織形式等融為一體的帶有新媒體特征的立體綜合體系。該模式既包含帶有新媒體特征的多維教學渠道：課堂教學、實踐活動、網絡教育等，又包含具有新媒體特征的多維教育層次：知識、方法、能力、修養，還包含充分利用新媒體進行討論式、體驗式、互動式、實踐式等優化組合的多維教學方法。

當“形勢與政策”教育處于這樣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當學生接收到一種信息后，很難判斷信息的準確性與有效性。如何發揮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陣地作用，引導學生篩選過濾接受到的各類信息，并朝著課程的教育方向發展，這一課題也成為任課老師需要考慮的方向。在課堂教學渠道上，可以利用慕課和公開課的資源，共享優秀教師資源；也可以通過網絡調研的形式了解學生思想動態；在教育層次上，不僅教會學生必要的知識，還要讓學生掌握收集信息、篩選信息并利用信息的能力，如何在網絡陣地合法合理地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并守住法律的底線，不隨意轉發；另外高校任課老師應主動占領網絡教育新陣地，牢牢把握網絡教育的主動權，努力建設融思想性、知識性、服務性于一體的網絡教育平臺，開設個人微博、分院微信公眾號或者學生組織微信公眾號，推送信息、評論。

3、實踐教學模式

實踐性是“形勢與政策課”作為哲學社會科學所具有的基本特性，開展實踐教育活動是形勢與政策從書本走進社會、從理論走進實際的重要載體。結合形勢與政策課程標準和要求，開展主題實踐教育活動，可以使學生更直接更深刻地加深對課程的理解和認識，從而實現育人的目的。

比如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商學院會結合分院實際和特征，圍繞學生關心的熱點和關注的焦點，特別是結合黨和國家重大政策出臺、重大活動開展和重大節慶日等契機，通過開展演講比賽、大合唱、名著閱讀、參觀考察等主題教育實踐活動，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和 “三觀”教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青年學生成長成才。另外我們充分挖掘優秀校友資源，通過校友的求職、留學等經歷，分享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幫助在校學生準確把握社會動態，樹立職業規劃意識，形成主動學習思考的氛圍；同時，我們也會聘請社會導師，發揮校外人士知識經驗優勢，通過校外人士與在校大學生結對的方式，著重致力于大學生學以致用及實踐創新能力培養，促進其職業化和社會化。

世界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客觀上必然擴大人類的活動范圍，主觀上必然要求擴大人們的視野，增加了認識客觀現實的難度。而高校的“形勢與政策”課正是讓大學生把握世界形勢、樹立規劃意識的重要陣地，通過形式、內容和授課思路的調整，幫助學生認清國內外形勢，不斷培養提高大學生認識和把握形勢的能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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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賈彥峰，李凱，蔡斌：《新媒體環境下“形勢與政策”多維教學模式的構建――基于對 6 所應用型本科高校的{研》，載于《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5月.

[4]李合亮，王輝：《新媒體與大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載于《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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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煤炭 經濟 發展前景

論文正文：

煤炭經濟投資發展前景

1.概述

煤炭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為國家經濟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市場經濟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抓住經濟發展機遇就等于占領了市場地位，2011年是我國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煤炭企業抓住當前發展機遇，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煤炭企業合理的規劃布局：一方面控制了當前煤炭企業的數量，另一方面又保護了國有大中型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煤炭是確保中國未來20年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戰略資源，其經濟價值將在未來穩步提高。兗礦集團順應當前經濟形勢，對國際國內形勢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判斷，總體方向把握正確，戰略定位明確，發展目標明確，在產業、產品結構調整、企業發展模式轉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和風險預控等方面都作了周密謀劃，總體規劃項目前期調研和論證充分，具有科學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該規劃立足于國內外兩個市場和資源，具有行業領先水平，在規劃實施過程中，根據國家政策和國際國內市場環境的變化，適時作好規劃的調整和優化。兗礦著力做強做大煤炭、煤化工、煤電鋁及機電成套裝備制造三大主業，加快建設并形成省內魯南、鄒城、兗州三個園區，兗礦本著資源有償使用，合作共贏的原則，加大對外開發力度，積極與國內資源大省新疆、陜西、貴州、山西、內蒙古等省聯合，共謀發展，取得良好效果。

2.煤炭企業產業轉型的發展規劃

煤炭資源是不可再生性資源之一，國家一方面通過宏觀調控來限制當前煤炭的產量，另一方面也通過一些政策傾斜，鼓勵煤炭企業拓展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多元化發展，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煤炭企業能夠規避由于產業結構單一帶來的市場風險。當前很多煤炭企業所做的非煤產業，多數屬于安置型的經營范疇。在煤炭企業競相崛起的今天，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深深烙印在各個煤炭企業的管理者身上，也踐行在他們的實際發展中。

兗礦一直把非煤產業作為煤業企業發展戰略支柱共同發展，培養大集團，建設大基地，加快煤炭內部產業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精簡機構，合理配置資源優勢，開展煤炭資源整合，淘汰落后產能，提高煤炭資源綜合利用率，在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再創新，加快煤礦大型裝備制造技術和煤礦現代化建設，提高國產化技術水平，推動安全高效礦井和大型現代化煤礦建設。經過幾年的投資，兗礦已經形成煤化工、煤電鋁及機電成套設備制造業，與煤業共同發展的格局，兗礦通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推進以煤為基礎的循環經濟結構模式產業發展，有效地解決煤炭企業資源即將枯竭惡性局面;提高煤矸石、礦井水、瓦斯和與煤共伴生資源的綜合利用水平。

煤炭企業的產業轉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為其他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結構調整提供了寶貴經驗，煤炭企業產業結構調整解決了更多就業問題，同時提高了產業結構科技含量，提升煤炭工業發展的科學化技術水平，隨著煤炭企業產業有效產業結構調整，有利于保護環境和提高了資源利用，促進了煤炭企業經濟快速發展。

3.兗礦抓住煤炭當前發展機遇，加快資源整合的發展規劃

兗礦集團在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加快對國內和國際兩種資源的整合，兗礦集團根據我國煤炭分布情況，很早就實施了資源儲備超前策略，兗州煤業利用公司的上市平臺，累計5次融資發行股票，實施了10次戰略性收購。外部資源開發成效顯著，把握國家鼓勵煤炭資源重組的發展機遇，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先后在貴州、陜西、新疆、內蒙古鄂爾多斯和澳大利亞取得15個井田、2個礦區探礦權，貴州、鄂爾多斯、新疆等能化公司被確定為資源整合主體。

貴州能化公司加強多元化經營、國際化合作，成功引進戰略投資，發展前景廣闊，新疆能化公司抓住國家支持新疆發展機遇，靠實績贏得地方支持，一基地四礦區三園區加快建設。榆林能化公司甲醇項目獲2010年國家優質工程銀獎。兗煤澳洲公司突出走出去有效發展，在境外樹立兗礦品牌形象，為向國際化發展搭建了良好平臺。兗礦煤炭主業實現產銷穩步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提高，產銷運行良好，盡管和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企穩密不可分，同時也體現了兗礦集團加快煤業建設突出的重要成果。煤炭企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有作為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儲備，為企業的未來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資源保障。

篇(3)

【論文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研究生招生數量的逐步增加，許多高校在研究生管理的某些方面未能及時跟進，造成研究生思想道德水平有所下降。本文簡要分析了新形勢下研究生思想道德現狀及其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措施來提高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水平。

研究生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是為國家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最重要的教育形式。因此，研究生的培養質量直接關系到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關系到民族復興。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全國招生人數從2000年的12.9萬增加到2007年的42.4萬人，增加了3.29倍，錄取的研究生在數量、結構和質量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我國正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關鍵時期，新思想、新觀念和新問題不斷產生，如網絡對大學生的負面影響、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這必將導致研究生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人生探索，從而出現各種不同的思想道德觀念。

1 研究生思想道德現狀

1.1 誠信意識缺乏

有一份調查表明:在校大學生中未說過假話的只占0.48%。另外，在考試作弊，論文抄襲，就業簡歷失實，助學貸款失信等一系列問題上，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所做也有些令人失望。例如，在畢業填寫推薦材料時，部分畢業生為了能在眾多應聘者中用人單位的注意和重視，使出渾身解數使自己的材料精彩奪目、完美無缺以至言過其實;虛構在學校間的任職情況，編造社會實踐經歷;采取“偷梁換柱”的方法搖身一變，成為“三好學生” 、“優秀學生干部”。部分畢業生在面試中面對招聘主管人員的提問時，對自己各方面素質和能力夸夸其談，結果到了實際工作中，用人單位發現其能力平平。

1.2 集體主義淡化

現在，研究生只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上課，其余時間分散在各自工作室，跟導師做課題，做實驗，再加上集體活動較少，基本處于相對分散、以個人為主的狀態。學院對研究生的管理也大多采取“自由式管理”，與管理人員接觸較少。加之平時缺乏經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生活，研究生的集體活動少，從而造成研究生之間關系比較平淡，相互之間缺乏交流，缺乏集體榮譽感，造成了集體主義觀念淡化、個人意識加強，缺少團體協作意識。目前，又加之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在部分學生中蔓延，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膨脹也導致了集體主義的淡化，一些青年學生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什么是都從利己出發，對同學漠不關心，對集體活動沒有興趣，不關心國家大事，逐步喪失社會責任感 。

1.3 組織性、紀律性淡薄

隨著研究生的來源、年齡范圍不斷拓寬，他們思想意識差距逐漸拉大。經歷的不同、需求的不同、求學目的的不同造成了思維方式的不同，種種差異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的問題。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存在著人員分散、難于集中，安排集體活動困難等實際情況。有些研究生以個人事情多、學習忙為借口，躲避教育與管理;有人認為讀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拿到學位，而忽視對自己思想的自我完善和提高，處處強調個人價值與利益，對思想政治教育持冷漠或抵觸的心態，組織觀念淡薄。

1.4 人生目標缺失

當前，一部分研究生缺乏遠大的理想抱負，重物質輕奉獻，重利益輕追求，還有的學生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使用主義的影響，把升官，發財作為人生幸福的標準，在他們心中金錢和人的地位是等同的。這些都說明我們的部分學生在樹立正確的人生理想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1.5 心理素質較差

部分研究生不會自我減壓，無論在學習還是生活中遇到難題總是壓在心里，從不與人交流。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揮之不去的心理障礙，使得他們精神萎靡不振、意志消沉，嚴重的甚至造成精神問題，無法繼續學習。

2 加強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對策

2.1 配備專職思想教育輔導員

現在有些學校研究生也配備了輔導員，但是，由于研究生輔導員是兼職的，大量的本職工作必須完成，輔導員工作也就變成了額外負擔，由此導致出現研究生幾乎沒有思想政治輔導員，日常的德育教育幾乎變成了空白的現象。為此建議，設立專職輔導員，保證他們德育教育有專人負責，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研究生德育教育制度。

2.2 培養過程中加重思想道德考核比重

現在，在研究生培養過程中也把思想德育表現作為是否達到培養要求的考察指標之一，但是從來沒有把它作為一項硬性標準。這樣一來，不論是思想道德上存在著什么問題的研究生，只要畢業論文、科研能力達到了學校要求，就會順利畢業，從而使研究生的培養只有專業標準，而沒有思想道德標準。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有關部門必須制定出相關政策，把思想道德標準作為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硬性標準。

2.3 加強對導師思想道德考察

目前，高校研究生教育都實行導師負責制。近年來，由于研究生招生數量的迅速增加，導致導師匱乏，從而出現了導師隊伍把關不嚴的情況，部分導師思想覺悟很差，自然不可能培養出思想覺悟較高的研究生。因此，今后必須重視導師的思想覺悟、道德覺悟的嚴格選拔，這樣才有可能培養出具有較高德育覺悟的研究生。

2.4 改革完善思想道德課程體系和內容

學校除了開設思想政治課，同時應開設研究生形勢與政策課，緊密結合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和研究生關注的熱點問題。每年組織幾場大型報告會，邀請相關專家為研究生作形勢報告，與研究生座談，回答研究生關心的社會、經濟問題，增強形勢與政策教育的時效性。還應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建設集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服務性于一體的主題教育網絡，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由靜態變為動態，由抽象化變為形象化，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采用專題講座、學術論壇、知識競賽、論文演講等多種形式，在研究生中加大思想政治理論的宣傳教育力度，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論學習同專業學術研究相結合。

2.5 加強學生間的相互交流

學校每年定期組織全體研究生進行1-2次集體活動，為大家相互交流創造機會，增進同學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學院也盡可能的開展一些集體活動，如大型學術報告會、經驗交流會、體育比賽，增強大家相識的機會，促進大家盡可能的多交流，增強研究生彼此間的凝聚力和集體榮譽感。

總之，在研究生日常管理中，我們一定要注意觀察，總結經驗，加強學習，在新形勢下把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不斷推向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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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燕.新時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淺析[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 2007，23(8):4-7.

[3] 陳漢能.新形勢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與思考[J].廣東海洋大學學報，2007(27):105-108.

[4] 毛保華.新時期研究生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探討[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3(5):18-20.

篇(4)

論文摘要：從最初尋求生存的領土安全，到擴大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擴張戰略，再到確保其獨特歐亞大國的安全戰略，地緣政治因素已經滲透到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領域中。地緣政治理論有助于我們了解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脈絡，對于我國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國家安全戰略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地緣政治因素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理論基礎

地緣政治因素來源于地緣政治理論，它強調地理環境對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認為國家的政治、軍事活動受制于地理環境的影響。地緣政治因素是國家制定政治、軍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據。國家安全戰略是國家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地緣政治因素是國家安全戰略制定的理論依據。地緣政治強調地理環境因素對于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國際政治中的意義。由此可見，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戰略也離不開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決定了該國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對外政策。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一些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達爾文主義為國家間競爭提供了理論基礎。德國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拉采爾創立了政治地理學，他把人類國家和世界當作有機體來研究，認為國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決于該國領土的大小，國家之間不斷進行著爭奪生存空間的斗爭。因此，他認為國界也應是經常變動的，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必須確立生存圈。地緣政治理論確立后，經過馬漢的“海權理論”、金麥德的“陸權理論”、皮克曼的“邊緣地區理論”的發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資本主義擴張和爭奪世界領導權的理論依據。

歷史上俄羅斯國家安全就與其獨特的地緣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為俄羅斯民族保障國家安全的獨特力量和手段。從最初尋求生存的領土安全，到擴大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擴張戰略，再到確保其獨特歐亞大國的安全戰略，地緣政治因素已經滲透到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

在探討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內在影響因素時，如下因素必不可少：歷史上俄羅斯民族的大規模遷徙浪潮開辟了俄羅斯國家擴張的道路，經濟利益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恒久不變的因素。大俄羅斯主義成為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堅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羅斯國家不斷擴張的重要因素，而更為恒久的則是地緣戰略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因為地緣戰略因素不僅賦予了俄羅斯國家對外擴張的內在需求，同時也為俄羅斯提供了對外擴張的客觀條件［1］。

二、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一）地理擴張時期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從地緣角度看，自基輔羅斯到伊凡三世統一俄羅斯的整個歷史時期，由于俄羅斯位居歐亞大陸腹地，周圍沒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擊。從公元11世紀到14世紀，南方的波羅維茨人、東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蘭人都曾襲擾過古羅斯，加之內部的混亂和彼此征戰，不安全思想一直影響著俄羅斯，并積淀到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進行領土擴張和控制周邊地區成為俄羅斯國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內容。

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俄羅斯的不安全感被人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到他征服的第一塊波羅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羅斯置于一個不能保證安全，甚至不能保證不受屈辱的位置，極大地刺激了俄羅斯民族對外擴張的野心。論文范文qiqi8.cn

在俄羅斯主義思想體系中，基于地緣考慮進行的地理擴張被認為是防御的，是自衛性的，隨之而來的是與西方意識形態對抗，進一步強化了俄羅斯國家通過地理擴張來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的理由。

遼闊的東歐大平原幾乎沒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斷對外擴張領土往往被看做是確保俄國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動。從彼得一世到葉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國的地緣戰略目標主要是：通過聯盟來掌控邊緣地帶，以向南部、西部擴張尋求暖洋出海口為手段，實現對整個歐亞大陸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蘇聯地緣戰略空間一度收縮，面對嚴峻的形勢，蘇聯被迫提出了“空間換時間”戰略。經過二戰后的短暫恢復，蘇聯很快確定了把美國勢力逐出歐亞大陸，在實現對歐亞大陸掌控的基礎上，與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的地緣戰略。

在總結俄羅斯歷史時，俄羅斯地緣政治學者阿爾巴托夫指出：“俄—蘇帝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19世紀的歐洲帝國。歐洲帝國是典型的經濟帝國，而俄—蘇帝國是軍事政治帝國。俄羅斯大國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國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軍事威力的集中經濟，旨在控制這種經濟和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依托的嚴格等級極權政體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國及無止境的領土和政治擴張，對抗以及為對抗體制找理由。” ［2］

（二）冷戰后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蘇聯解體后，兩極格局終結，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而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逐步下降。蘇聯解體使得俄羅斯陷入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之中，俄羅斯處于兩難境地，這使得地緣戰略思想在俄羅斯再度復興。俄羅斯國家周邊環境嚴重惡化，失去西線和南線戰略屏障，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了現實的挑戰。同時俄羅斯國內經濟、政治、軍事處于轉軌時期，各國內部及國家之間因領土、民族、宗教等問題引發的局部戰爭和地區沖突對俄造成潛在的或現實的外部威脅，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俄羅斯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同時北約積極東擴，將東歐地區逐步納入北約戰略防御空間。這一系列內部和外部威脅使得俄羅斯地緣戰略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影響逐步加強。

轉貼于

從橫跨歐亞大陸的獨特地理位置出發，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歐亞主義傾向的地緣政治思想流派。這些地緣政治思想體現了歐亞主義關于俄羅斯文明獨特性和地緣政治正面臨挑戰的典型特征，主張俄周邊國家和國內民族及種族的融合、邊界穩定、對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歐亞主義地緣政治思想對俄國家安全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俄羅斯的潛在勢力，尤其是雄踞歐亞大陸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使得俄把構建一個有利于自身長遠利益的周邊地緣政治結構作為一個特定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加以追求和完善。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環境大大惡化，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緣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羅斯再度復興。在地緣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獨聯體國家在俄聯邦國家安全戰略中占據著獨特的位置。俄羅斯把在地緣政治、經濟、安全、文化、歷史傳統與俄有著密不可分聯系的獨聯體視為穩定周邊、抗衡北約東擴、重新樹立世界大國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動獨聯體范圍內的全面合作和一體化進程作為俄對外政策的優先任務，把建立穩定的獨立國家聯合組織、使其在經濟和政治上實現一體化，并且有能力在國際社會中占據應有的地位作為俄對獨聯體國家安全政策的戰略目標。俄把自己與近鄰國家之間的邊界稱為“內部邊界”，其特點是不設防，并在海關、居民出入境等方面執行較寬松的制度，而把近鄰國家與近鄰以外的國家間邊界稱為“外部邊界”，由俄羅斯與近鄰國家共同防御。“外部邊界”實際上就是俄羅斯的戰略邊界，因此，實施集體防御是確保俄羅斯大國地位的戰略選擇［3］。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環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面臨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冷戰后新的歷史時期俄聯邦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是，對內復興俄羅斯，鞏固俄羅斯的國家制度，維護現有的地緣政治疆界和領土的完整，保證公民和社會的安全與發展，對外創造有利于俄羅斯國內發展的外部條件，確立俄羅斯在多極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的頒布標志著俄羅斯歐亞大國安全戰略的最終確立。鑒于亞太地區在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羅斯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借此發展和穩定遠東，確立俄在亞太地區的地位，維護亞太地區戰略平衡。

身處歐亞大陸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羅斯擁有成功運用東西方平衡、突出俄羅斯地緣上歐亞中心位置的優勢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實力的同時，集體安全和地區穩定也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內容。冷戰結束后，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取代世界戰爭成為國際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俄羅斯主張在擴大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建立未來的集體安全體系，以全面的集體安全為核心構筑地區和國際安全機制。

三、地緣政治因素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啟示

地緣政治因素既是理論因素又是現實因素，它本身具有雙重屬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未來》中認為地緣政治因素是從空間或地理的視角所作的國際關系研究。地緣政治的本質就是政治行為體通過對地理環境的控制和利用來實現以權力、利益、安全為核心的特定權利，并借助地理環境展開相互競爭與協作的過程及其形成的空間關系。

國家的地理位置制約著其政治行為，或者說，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對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狀態上，中國的海陸鄰國眾多，其歷史一直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國在對外戰略中運作的精力應放在亞太及周邊地區。地緣政治的存在有著明顯的邊際效應，近鄰國家比相距較遠的國家對本國的影響力會大得多。因此，對周邊國家和本地區的關注是地緣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機理，從戰略全局來看，亞太及周邊地區潛在的危機可能成為中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亞太地區是中國對外戰略必須首先予以考慮的區域大環境。立足亞太是指作為亞太國家的一員，中國的國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中國的對外戰略決策和實踐主要領域范圍也是亞太地區。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應以亞太地區為核心，應通過對外戰略活動促進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把自身的安全與亞太地區的穩定有機地結合起來。

亞太和周邊地區的穩定是中國作為亞太大國所必然擁有的地緣政治戰略。在客觀層面，中國面臨的亞太和周邊態勢的基本情況是，潛伏著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應的安全機制。在這種情況下，亞太和周邊的動蕩將會直接影響到中國國內社會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立足亞太和穩定周邊的對外戰略的優先考慮，就是進一步在亞太地區積極籌謀各種雙邊或多邊安全機制，推動亞太地區整體局勢的穩定。

隨著冷戰后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緣經濟考慮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凸顯出來。地緣經濟是指國家間、地區間或民族間從地理位置出發的聯合、經濟對立、設置壁壘等。冷戰結束后，各國都把發展經濟置于首要地位，從而提高了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國家間政治和安全關系。在亞太及中國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新興局面使各種層級的地緣及國際活動異常活躍。中國在亞太與周邊地區開展的互惠性雙邊或多邊地緣經濟活動將會極大地推動和提升中國的對外戰略能力。

參考文獻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從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聯書店，1978：16.

篇(5)

有關清史、專史研究的學術專著，本年度出版的計有：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編的《清代全史》(1—6冊)(遼寧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編的《清代皇帝傳略》(紫禁城出版社)；陳支平著《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楊英杰著《清代滿族風俗史》(遼寧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編著《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王毓銓、劉重日、郭松義、林永匡著《中國屯墾史》(下冊)(明清)(農業出版社)等。出版的學術論文集有：清代宮史研究會編的《清代宮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論文34篇。出版的學術工具書和專題資料書有：陳生璽、杜家驥編的《清史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張書才主編的《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1—3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下冊、西南卷上下冊）（書目文獻出版社）。

國內的學術交流活動與學術會議計有：本年度先后召開了“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址：天津·南開大學）；“第六屆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會址：四川成都）；“清史避暑山莊研討會”（會址：河北承德）等有眾多學者參加的研討會，且有一定收獲。

在清史的專題研究領域，學術論文除拓展一些新領域外，對原有課題的研討更加深入、作者的視野有所擴大、背景研究亦更廣闊、論點更形堅實，致使論文均有一定的學術水平，研究分析有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與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個既老又新的領域。對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對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軍機處設立時間、軍機大臣的考證等課題；后者多著眼于對各時期政治機構的演變、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

為探尋滿族開國初期的政統風貌和開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劉小萌寫了《滿族肇興時期政治制度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努爾哈赤稱汗建國，是滿族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結束了漫長的氏族部落時代，開創了滿族歷史的新時期；并對滿族從氏族部落時代向國家過渡中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質及其演變情況進行了探討。對“都堂”這一滿族開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則撰專文探討了天命年間都堂產生的背景、權限的發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認為都堂衙門雖為處理漢人事務而設，但不久其權限就擴大到八旗諸申，成為掌管后金全國財政的機構，同時都堂還是參與后金最高決策的議政會議大臣。對“議政王大臣會議”，研究者多認為它只是一種議政制度，而無衙署辦公處，不屬于國家機關。杜家驥則在《清代“議政處”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見解，他認為議政王大臣會議確有衙署議政處，其主要職責是奉皇帝之命商議國家“機要”事務，包括軍務、邊疆民族事務、議處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員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務等內容，又尤以商討軍務為重。但它卻帶有非正規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趙秉忠、自新良在《關于乾隆時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學月刊》第2期)一文中，認為乾隆帝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和調動旗人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積極性，適時采取了加強旗務管理、嚴格八旗等級制度，擴大滿洲八旗的入仕途徑和處理八旗王公遺留的歷史問題等八旗政策。實施后，取得了積極成效，并對康乾盛世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安雙成在《清代養育兵的初建》(《歷史檔案》第4期)一文中，對雍正初年設置養育兵的前因后果進行了論述，認為清代養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軍隊，它不僅緩解了八旗人丁過剩的矛盾，同時對培養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對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們只注重御史、給事中對百官的糾劾作用，而忽視了對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對此，呂美頤在《清代的督催與注銷制度》(《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認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與注銷制度，對承政機構和辦事效率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監督。督催與注銷應是清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制度經歷代斟酌損益、修改補充，日臻完善；從機構設置、辦事程序，到督催內容、注銷標準、懲治辦法等，都實現了規范化、制度化。清代州縣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為從宏觀角度對此進行考察，畢建宏在《清代州縣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闡明了縣級行政的發展過程、地位和作用、特點、行政組織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縣衙門良好地完成了清統治者交給的職責，對清統治的穩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說明：以滿族為核心的清政權，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嚴峻的國際形勢面前長期延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統治者對州縣行政空前重視，從而對中國內地基層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觀社會條件的限制，更由于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縣州衙門對清朝國家職能的良好執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負擔為基礎的。

對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論文多涉及歷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機構設置、治道異同等問題。如，鄭克晟《試論多爾袞對明皇室態度之演變》(《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認為，在清兵入關前后，多爾袞以攝政王身份，對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籠絡政策，以期為促成清朝早日統一起到作用，這種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這種籠絡明朝宗室的政策卻為打擊與鎮壓所替代。這一轉變，并不是多爾袞個人好惡所使然，而是由于當時國內形勢起著一種明顯變化而造成的結果。清代的軍機處究竟創設于何年，清史學界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俞炳坤的《軍機處初設時間新證》(《歷史檔案》3—4期)一文，對各種觀點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后，認為四年說基本上是正確的，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而趙志強則依據清代滿漢檔案和文獻資料，對雍正朝的軍機大臣進行考察，為解決軍機大臣的官稱和軍機大臣的擔任者兩個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歷史檔案》第8期)在治道研究上，韋慶遠的《論雍乾交替與治道同異》(《史學集刊》第1期)一文，認為高宗在許多重大政策上堅決繼承了世宗的決定，乾隆政治不失為雍正政治的繼續和發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確實對世宗制定的規章制度及其推廣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較大的更張、糾正和充實。兩代君主的政治經歷、素養、作風、心態、哲理傾向等確有不同，但卻不能忽視，他們在御極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從“持盈保泰”到高壓統治》(《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中，從“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內容、文治官僚的征用與政治形勢的轉變、乾隆的對策、高壓統治的強化幾個方面入手，對乾隆中期政治轉變作了簡要分析，認為所有這些變化無不與當時的國內形勢、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統治心理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反過來它還影響、支配，乃至規定了乾嘉之際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此外，對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問題，趙秉忠、自新良在《論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清史研究》第l期)一文中，作了簡要論述，指出乾隆后期將加強君主專制作為施政的首要任務，則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乾隆帝濫施君威，打擊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鎮壓人民斗爭，致使政治日趨腐敗、思想文化窒息、社會動亂、經濟凋敝，清朝由盛而衰。

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直是近年來清史研究中最為活躍、論著最多、涉及問題面最寬最廣的領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財政研究

它包括對清代國家財政、養廉銀制度、常平倉與社倉的研究諸方面。其中，袁一堂的《清初財政問題初探》(《中州學刊》第2期)一文，對清初財政暨清王朝有關穩定財政的政策，作了初步探討。認為清初的財政危機是嚴重的，財政虧空幾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致影響到統一事業和政權的生存，但由于采取了圈地、加派練餉等解決財政危機的主要措施，才得以渡過了危機時期。而清朝的養廉銀制度，始于雍正初年，它既是一項經濟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整頓封建制度的一項綜合改革措施。馮元魁的《論清朝養廉銀制度》(《復旦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清朝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至少對雍乾二朝發生了三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國帑；三是閭閻咸免擾累。所以，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局勢較為安定，為清王朝的強盛創造了條件。此外，牛敬忠的《清代常平倉、社倉制度初探》(《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清代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內大學報》第1期)兩文，則分別對清代常平倉和社倉在清代社會經濟生活、財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社會功能作了探索。他認為，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農民最低程度的簡單再生產及軍事、社會福利、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常平倉、社倉實質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種公共性實物積累，是封建政府對生產、分配過程施行向一種調節、控制措施，它是存在于封建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管理制度。

2、農業墾殖與租佃關系

程墨秀在《清代山東移民開發東北農業述略》(《齊魯學刊》第4期)一文中，認為清代的山東移民東來，對開發東北農業的貢獻表現在：一是荒地(旗地、官荒和蒙荒)的墾辟；二是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三是伴隨農業經濟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使清初的封建農奴制徹底瓦解。拓墾形態是臺灣開發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長期以來，清代臺灣的拓墾形態一直被籠統地說成是“墾首制”，但研究表明，臺灣的開發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和形式，并非全是“墾首制”一詞所能全部概括的。對此，周翔鶴的《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上墾首、業主、佃首等名稱的地理分布》(《臺灣研究集刊》第1期)一文，作了認真探討，認為墾戶、業戶、業主這幾個稱呼是適用于全臺灣各地區的；佃首、佃戶首則適用于屯地(保留地)；而墾戶首、墾首則適用于山地。清代前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湖南四川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商品糧產地，屬于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類型，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無論是佃農向地主繳納押租，還是自耕農與佃農轉變成為地主，都說明因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而形成的積累，不是流向生產，而是流向地產，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沉痛的歷史悲劇。屯田在清代社會經濟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帆的《論清代屯田》（《遼寧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通過對清代屯田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屯田內部的生產關系與屯田的破壞，以及屯田的作用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展示清代屯田的全貌，反映清代經濟和土地制度的一個側面，從而揭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質和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崔永紅在《清初青海東部的興屯開荒和屯田民地化問題》(《青海社會科學》第4期)一文認為，清初承襲明衛所制度，雖然在青海的河湟地區繼續實行屯田，但明中期以來屯田向民地轉化的發展趨勢仍在繼續，其過程至雍正初年終于大體完成。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始終在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上，存在著縉紳與庶民的嚴格等級劃分。所謂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階級中非身份性的階層，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江太新的《從清代獲鹿縣檔案看庶民地主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和韓少白的《清代前期保定地區庶民中小地主的發展》(《河北學刊》第8期)兩文，選定河北地區的庶民地主作為個案，對各自命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江文認為到乾隆年間時，庶民地主的發展改變了縉紳地主在農業經濟中的壟斷地位，而躍居主要地位，縉紳地主已從主要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這無疑改變了土地占有關系，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雇工經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韓文則認為保定地區土地關系中各類中小地主的涌現，“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從量上看，這些中小地主不但普遍存在又在不斷滋長；從質上看，他們都是隸屬于與豪紳權貴不同的庶民地主階層。中小庶民地主的發展證實著“土地占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長著”，這正是封建土地關系已經松弛化的一個顯著標志。謝肇華、何溥瑩的《清代的佃農》(《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指出，人身依附關系松弛；自身分化加快是清代佃農所表現出的特點。但它仍然受到沉重的封建剝削，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階級，是反封建的主力，這個本質沒有變化。而李三謀的《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額租制的關系問題》(《求是學刊》第2期)一文，對定額地租制和永佃制的形成關系進行了說明，提出了較之以往不同的觀點，認為各處的永佃制的產生情況都因地而異，何止十種百種，但一般卻以額租制為其根本前提。

3、人口研究

清代人口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躍。陳權清在《清代人口的增長與危機》(《湖南師大學報》第6期)一文中，考證了清代人口在編審統計中，存在人丁與人口混同不分的差錯，造成雍正前與乾隆后的人口數目出現巨大差數，但這并不否定乾嘉以后人口突破四億大關的事實。至于此期間人口之猛增，系由康雍乾盛世長達百余年，玉米、番薯的廣泛種植，攤丁入畝和保甲戶口冊制的推行等四大因素所致。而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多，清廷君臣一致認為出現了人口危機，并相繼提出了緩解人口壓力的辦法。這說明以古為鑒，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是忽視不得的。吳建新在《明清廣東人口流動概觀》(《廣東社會科學》第2期)一文中認為，廣東的人口在明清時期經歷了重大變動，不僅表現為數量上的增長，而且表現在分布上，越來越顯示出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人口從人多地少的地方流向地廣人稀的地方，從艱于謀食的地方流向易于謀生的地方，是明清廣大人口流動的一般趨勢。但它與歷史上以往時期相比，還表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征。清朝是我國人口急劇增加的時代，社會矛盾尖銳，游民問題因而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王躍生的《試論清代游民》（《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對游民的概念、種類與職業特征、游民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官府對游民的態度、游民問題較突出的原因諸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后，認為清代游民問題的出現與當時人口問題有密切關系。實際上，任何社會只要人口急劇增加，而社會又不能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謀生途徑，游民問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

4、商人、商業和城鎮經濟

王廷元的《明清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安徽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認為，明清數百年間，微商一直是江南棉布收購、染色和運銷的主要經營者，因此他們的活動既促進了江南棉織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棉織技術的提高，也有助于棉布染踹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李華的《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第1期)和《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兩文，對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發達及外籍商人的情況作了詳細研究論證。前文指出湖南城鄉，除本籍商人外，集聚著江西、廣東、山西等十四個省的商人在進行著經商活動。湖南商幫之多，商人數量之大，為其它省份所少見的。商幫、商人數量的多而大，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的地位。后文認為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湖南城鄉商業的發展非常迅速，在商業當中，不但行商坐賈活動頻繁，作為中介行業的“行戶”“牙行”也異常活躍，而且在有些地區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里還出現了“重商輕農”的思想。羅一星在《清代前期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學術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總額、商品結構、市場主要商品(如糧食、棉、布、粵鹽、鐵器、廣糖等)的長距離遠銷等諸問題分析研究后，認為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發展，它的網絡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產的主要商品都不僅僅是滿足本地區的需要，而是滿足各地區的需要，成為一個地跨兩廣、面向全國、聯系海外的區域市場。

三、中外關系與對外貿易研究

這是近年來，在清史研究中形成的一個熱門課題；本年度亦是如此。何瑜的《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變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康熙晚年清廷南洋禁航令、禁止設堂傳教，以及在此前后對臺灣澳門和沿海地區的強化治理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海疆內外交相壓迫的必然結果。從中俄《尼布楚條約》到《恰克圖條約》，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兩國基本上保持和平的相處狀態。在雙方頻繁的交往中，俄國方面顯得積極主動，清政府則表現得消極、遲滯。對此，周祚紹的《康熙后期中俄關系基本態勢簡析》(《文史哲》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采取謹慎保守的睦鄰政策，既有軍事斗爭，借以打擊沙俄的騷擾和擴張，也有不卑不亢的外交活動。與之同時，俄國彼得一世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是擴張。但由于它忙于西略，無暇東顧，不敢貿然出兵南下。胡廷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關系初探》(《蘭州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的關系，對之的征服統治和吉爾吉斯人在浩罕汗國的歷史地位等問題作了論述，認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吉爾吉斯貴族在浩罕汗國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甚至超過了烏茲別克貴族，占據了首要地位。康熙中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后，相繼在閩、粵、江、浙等省設立海關，管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廈門海關在眾海關中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早期歷史依然撲朔迷離。陳育寧的《清代前期的廈門海關與海外貿易》(《廈門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闡述了對閩海關地點的爭論、關稅收入、用人與管理制度諸問題的看法和意見。而蔡鴻生的《論清代瑞典紀事及廣州瑞行商務》(《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則認為中瑞關系形成于瑞典帝國瓦解以后。1732年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首航廣州，開辟了中瑞通商的時期。廣州的瑞行，長期販運絲、茶、瓷三大名產，具有與西洋其它國家不同的通商風格。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則認為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黃啟臣的《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的交匯》(《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一文認為，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則似是從葡萄牙人于1553年進入和租居澳門開始。以后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于是中西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頻繁的關系，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而在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葉的歷史時期，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區，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轉運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匯的一座橋梁。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民族史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清代民族政策、民族關系以及邊疆民族經濟等問題的探討。馬汝珩、趙云田的《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簡論》(《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對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針、內容及措施，形成與發展等問題作了客觀的歷史評價。馬大正的《略論清代邊疆政策的研究》(同上)一文則認為，清代的邊疆政策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地域的廣闊性、內涵的多樣性和影響的現實性等四大特點。楊選第等的《清朝對蒙古地區實行法制統治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陳光國等的《清朝蒙古民事法律規范試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兩文，對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的法制問題進行了探討。前文認為，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立法及司法管轄是在借鑒歷朝統治者成文法與各民族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它的實施與深入，體現了清廷已相當注重以法律形式調整民族間的關系，達到維護北部邊疆的和平與安定目的；也反映出清廷用法律手段統治壓迫羈絆蒙古民族的實質；后文則指出，清政府為了調整蒙古社會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與之相聯系的人身關系，曾制定頒布民事法律規范。它的實施，對于鞏固和發展封建社會的民族關系，維護邊疆地區的社會秩序，曾起過重大作用。而蘇欽的《試論清朝在“貴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認為，清代在“貴州苗疆”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點是因俗、因地、因時而治，把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與苗族習慣法有機統一起來，這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也促進了苗疆發展進步。此外，還有不少研究邊疆開發與民族經濟文化的文章，如華立的《清政府與新疆農業開發（《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在開發活動中，作為行為主體的兩大力量——國家政權力量(其人格代表為皇帝及各級官員)和民眾自發群體力量，都對開發進程起著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對這一地區以農業為重點的開發方針和措施，與當地民眾的開發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顯著成效。張世明的《從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看文化因素的影響》(同上)一文，認為西藏民族性格屬于宗教型眾趨人格，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價值取向及與之相適應習慣化行為方式無疑對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會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潘向明在《清代滇桂地區開發概論》(同上)一文中認為，滇桂地區程乾嘉年間獲得了成績斐然的開發，其所以如此，根本一點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統一的政治環境使內地充裕的人力資源得以用于這里的邊遠山區。而吳元豐的《清乾隆年間伊犁遣屯》和王熹的《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兩個問題》（均見《西域研究》第3期）兩文，分別對伊犁遣屯的背景、原因、設置及規模、制度作用；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成交額及馬價、絲繃價與貿易比值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五、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較之以往，本年度清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且有一定的加強。馬涉湘在《滿族入關前生活方式變化的歷史思考》（《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中，認為在明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白熱化之際，滿族奇跡般地崛起，揮麾全遼，馳聘中原，興起之迅猛，定鼎之穩健，衰落之急速，都與滿族入關前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有直接深刻的聯系。而急劇性、主動性、整體性和具有較強的模仿力，則是體現滿族生活方式變化的鮮明特點。宋傳銀的《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華中師大學報》第5期）一文指出，從整體來說，若將清代前期出現予民間衣食住行的奢靡之風，放在封建社會末期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考察，它無疑是在封建社會末期在社會生活領域所滲透出來的一股清新之風，它表現封建社會已經到了它的晚期，正向自己的墳墓走去。馮爾康在《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南開學報》第4期）一文中認為：（1）吏治嚴重敗壞；（2）民眾運動蓬勃興起；盜賊、民變、民間秘密宗教和會黨活動頻繁；（4）國內民族矛盾和沖突嚴重；（5）中國人民進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勢力的斗爭是道光時期的五大社會問題。它的發生受著三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一是封建的社會制度，二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三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這三種因素的結合，是道光朝社會問題發生的根源。而鄭振滿的《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發展》與鄭德華《清代廣東宗族問題研究》（均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二文，從不同的角度對福建、廣東地區宗族制產生發展的特點作了探討。前文認為合同式宗族作為一種互利性組織，是繼承式宗族與依附式宗族的必要補充。尤其是在商品化程度較高、社會流動性較大的環境中，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都不足以構成宗族組織的現實基礎，合同式宗族也就勢必得到更為普遍的發展，成為宗族組織的主要形式。后文則認為，清代廣東平民宗族是一種以血緣為主體，夾雜有地緣因素的社會基層結構。它是中國傳統宗族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影響也特別明顯。

六、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

清代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在本年度獲得可喜的收獲。涉及內容多在重大歷史事件、各種宮廷典章制度、宮廷文化活動等諸方面。其中，重要的文章多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刊載。如郭松義的《明清兩代詔造“淑女”，引起的動亂》（《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根據日本史籍《華夷變態》等書的記述，對清代江南地區因訛傳點選秀女而發生的民間動亂，作了剖析論述，作者認為尤以順治年問為最甚，達六七次之多。楊珍的《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儲計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指出，康熙是秘密建儲制度的開創者，而這一嶄新的建儲法又給中國占代的建儲制度帶來并開創出全新的局面。劉潞在《論后金與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點》（《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一文中，以努爾哈爾、皇太極、福臨、玄燁四帝為例，對其婚姻的特色進行分析，認為他們婚姻狀態的變化，是與政權的取得、鞏固和發展相平行的。政權不同時期的政治目標，決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來源；政權不同的發展階段，又影響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須服從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許保留一定的個人情感。此外，王佩環的《清初宮廷禮儀瑣談》（《清代宮史探微》）一文，對清初軍禮、皇室相見禮儀及喪葬禮作了探討。苑洪琪的《論乾隆時期清宮節慶活動》（同上）一文，認為宣揚綱常禮教、籠絡少數民族、滿漢合璧、關心農業，關心國計民生和炫耀盛世是乾隆朝節慶活動的特點。郎秀華的《清代宮廷戲曲發展淺談》(《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一文，則對清初、乾隆、清末各時期宮中的戲曲種類、劇目、唱腔變化、劇本等問題，進行了沿革、流派論述和探討。更有一些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側面，對清代的鹵簿儀制、祭陵禮儀、陵寢規制、宮苑的建筑風格、宮廷音樂等宮廷史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述論證。

篇(6)

論文摘要:金融危機減少了江蘇省農業引進外資的數量,降低了農業利用外資的效益。國際上,發展中國家農業引進外資呈上升趨勢,但中國也面臨著周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引資競爭;在國內,農業利用外資擁有良好的經濟、法律與政策環境。應當在充分認識當前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完善農業引資政策,改善投資環境,提高農業企業創新能力,并對外資并購和訂單農業進行規范和監管,以增強江蘇省農業吸引外資的能力。

利用外資發展現代農業,不僅可以彌補農業資金缺口,而且外資還是資本、專利及相關技術的結合體,其對農業增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在轉移現代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關聯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外資政策是中國經濟政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探討金融危機對我省農業利用外資的影響,對完善涉農外資政策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危機對江蘇農業利用外資的影響

(一)農業利用外資數量減少

2007年中期,美國發生了次級貸款危機,隨后危機又演變成為金融風暴,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均受到影響。2008年上半年,跨國并購交易額比2007年下半年減少29%。2009年前9個月,全球并購投資總額為16200億美元,同比下降37%。據聯合國統計,200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約21%,由2007年的1.83萬億美元減至1.45萬億美元,預計2009年還會下降30%左右。受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發達國家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比2007年減少了32.7%,降為8401億美元。2008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5177億美元,增長了3.6%,但增幅遠低于2007年。

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數量也大幅下滑。2009年1-8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4131家,同比下降24.82%;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58.67億美元,同比下降17.52%。外資大省江蘇也不例外,2009年1-5月,江蘇省新批外資項目1391個,同比下降20%,協議外資154.5億美元,同比下降25%,實際到賬外資107.5億美元,同比下降18%。

江蘇農業利用外資的情況也因金融危機的暴發而發生逆轉。2007年全省新批外商投資農業項目390個,增資項目114個,協議注冊外資27.87億美元,同比增長25.7%,實際利用外資13.12億美元,同比增長24.4%。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農業利用外資新批、增資項目同比減少,但項目質量、規模有所提高,協議、實際利用外資與去年基本持平。2008年1-12月全省新批外商投資農業項目290個,同比減少25.64%;增資項目89個,同比減少21.93%;協議外資27.58億美元,同比基本持平;實際利用外資13.32億美元,同比增加1.54%。但是2009年1-6月,江蘇省農業協議注冊外資7.2億美元,同比下降15.5%;實際利用外資1.9億美元,同比下降43.3%,下降幅度明顯加大。

(二)農業利用外資的效益降低

農業利用外資的目的之一,是促進外向型農業的發展,而農產品出口是外向型農業的一個重要方面。2009年1-7月,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505.2億美元,同比下降12.5%。其中,出口212.6億美元,同比下降8.2%;進口292.6億美元,同比下降15.3%。7月當月,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86.5億美元,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額、進口額及逆差分別為32.9億美元和53.6億美元,同比分別下降9.9%和4.1%。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也下降較多。1-8月,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為7325.29億美元,同比減少22.57%;其中出口4048.27億美元,同比減少22.23%;進口3277.22億美元,同比減少22.99%。

江蘇農產品出口形勢與全國一致。2002-2008年,江蘇農產品出口總量分別是6.56億美元、7.99億美元、8.74億美元、10.42億美元、13.83億美元、16.38億美元、19.79億美元,總增幅達210.7%。但是到2009年1-5月份,全省農產品進出口總額29.21億美元,其中,出口6.53億美元,同比下降17.6%;進口22.68億美元,同比下降11.9%。蘇南五市出口2.96億美元,同比下降19.47%;蘇中三市出口1.52億美元,同比下降21.12%;蘇北五市出口2.05億美元,同比下降11.55%。單月農產品出口連續第7個月同比下降,降幅14.96%。從市場看,1-5月份全省對日本、韓國、美國和歐盟等4大傳統市場的出口額分別為1.36億美元、5.102萬美元、1.2億美元和1.06億美元,同比增幅分別為-11.3%、-14%、-8.7%和14.2%,僅對歐盟的出口出現回升。農產品出口下降阻礙了外向型農業的發展,降低了農業利用外資的效益。

二、應對危機應把握的涉農外資投資形勢

(一)農業利用外資的國際形勢

第一,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2009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在全球fdi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投資于農業領域的fdi卻一路飆升。從整體上看,當前投入農業的外資總量較低,但增長迅猛。20世紀90年代末,全球每年流入農業的fdi還不到10億美元,但是在2005-2007年,年流入量增加了2倍,達到30億美元。第二,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以及不斷加快的經濟衰退,不僅嚴重影響了全球fdi的前景,也改變了fdi的格局。2008年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外資流入增速有所減緩,但仍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在全球fdi流量中所占比例飆升至43%。而發達國家fdi流入量出現了大幅度下降,驟降29%,流入量僅為9620億美元。第三,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面臨著來自高低端兩個市場的激烈競爭:在低端領域,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外資正面臨來自周邊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在高端領域,中國難敵發達國家的競爭。

(二)農業利用外資的國內形勢

第一,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日益融合。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已經實現了全面的開放,許多世界品牌在中國出現,與此同時“中國制造”在全世界流行。在世界經濟的分工與合作中,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目前國內資金供給充裕。2006年外資占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僅為5.04%,已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2008年8月,中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5萬億元,同比增長19.28%,居民儲蓄和企業存款分別超過和接近20萬億元,銀行資金充裕。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已超過1.8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1位。第三,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較快增長。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近期對241家跨國公司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仍然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排名第2-5位的國家依次為印度、美國、俄羅斯、巴西。從長遠來看,跨國公司仍看好中國,將其列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地。2009年8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4.99億美元,同比增長7%,自2008年10月以來首度正增長,引資形勢出現好轉。第四,利用外資的法制環境日益完善。為推進運用法律手段來調整和管理外國投資,中國先后制定頒布了60多種外資法規,到目前為止,已形成一個由各種專項立法及相關的單行法律·法規相互聯系的外國投資法體系。第五,國民待遇取代了優惠外資的政策環境。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標志著中國利用外資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外資企業在華享受20多年的超國民待遇走向終結。此外,外資企業單獨享受的稅前扣除優惠、生產性企業再投資退稅優惠、納稅義務發生時間上的優惠等今后也將與內資企業統一。外資企業在城鎮土地使用上的超國民待遇政策2008年初已經結束。事實上,目前在國家層面上,外資在華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已經所剩無幾。

(三)外商投資的新趨勢

第一,從全球跨國投資的方式看,并購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跨國投資的主要方式。現階段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仍是“綠地投資”,即投資建廠。這主要是受中國相對低廉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以及中國資本市場不夠完善等因素所影響,但是,由于近年來中國自然成本以及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綠地投資”在中國的優勢已不如周邊其他國家,并購重組將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第二,跨國公司參與農業的形式不限于外國直接投資,還包括訂單農業,如外國超級市場或食品加工商訂立明確規定價格、數量、質量和其他要求的合同,來跨國采購農產品。目前,跨國公司在全世界范圍內實施的訂單農業遍及11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中等發達國家,涉及到的農產品品種很多,有些情況下占農產品總量的份額也很大。食品加工和超市等跨國公司投資訂單農業,使得跨國公司參與該行業的實際規模成倍擴大。2007年,農業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為320億美元,但2005-2007年,僅投入食品和飲料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就超過400億美元。

三、進一步強化江蘇農業利用外資的對策

(一)堅持吸引外資的基本政策

最近兩年,民間對于外資進入中國農業和糧食領域的質疑比較多。由于中國經濟是一種投資驅動型經濟,外資對中國投資具有巨大影響。當前,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在進一步推進投資自由化,以改善投資環境。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中之所以成為全球化的少數贏家之一,與中國采取的正確地利用外資戰略密切相關。目前中國國內資金供給較為充裕,然而跨國投資的實踐表明,資金盈缺并不是決定資金流向最重要的因素,發達國家吸收了全球2/3以上的跨國投資,美國和英國是吸收投資最多的國家。這是因為,資本流動中搭載著技術、知識、管理、觀念、人才、品牌、市場等要素,吸收外資與集成全球優勢要素往往是“一攬子”的過程。這個特性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也是我們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主要著眼點。

(二)繼續改善投資環境,進一步完善經營管理體制,建立和健全各項法律制度

從某種意義上看,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比實施名目繁多的優惠政策和稅收減免政策對吸引外資更為重要。因為跨國公司和大多數外國直接投資的戰略是從事長期投資和尋求穩定回報,不是短期資本流入尋求短期暴利和投機。對外資應重在實施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重視經濟和商業環境以及制度框架的形成,加強社會網絡和中間組織建設、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按照國際慣例建立、修訂、規范相關的法律制度等等。把引資轉移到主要依靠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技術開發機制等制度依托上來,轉移到主要依靠具有贏利性、開放性、公平性的國內市場及其競爭優勢上來。

(三)培育有競爭力的農業跨國公司,鼓勵企業自主研發創新

參與全球生產體系,獲取全球價值鏈上知識轉移和技術擴散的最終目的是能將自己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培育中國具有自主核心技術的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然后逐步建立自己的國際生產體系,成為分工體系中的主導者。要實現此目的國內企業應該迅速向技術密集的深加工階段轉化,并積極培育自己的r&d中心,爭取成為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所在地。同時,政府也應該出臺相應的政策對幼稚和學習階段企業的技術創新加以有效地保護。比如,制定縮小技術差距的政策,包括研發投資體制(比如國家技術創新體制),鼓勵跨國公司與當地企業建立研發聯盟等。

(四)對外資并購進行引導和規范

外商以并購方式對華投資有所增加,但投資規模還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對外資并購的認識還存在偏差,對并購交易的具體了解也不盡全面。并購的優點主要是:不增加新的生產能力;共享雙方優勢資源;困難企業可借此脫困,同時避免企業倒閉產生的集中失業壓力。然而,并購對投資環境有較高要求:產權交易市場有一定發育,具有規范并購行為的法律框架,企業質量相對較高,信息透明可靠。隨著國內市場競爭加劇和投資環境不斷完善,可以預計,未來外資并購會繼續增加。以并購方式吸收外資存在特殊問題和潛在風險,因此要引導和規范外資并購投資行為。從中國實踐看,需要重點注意4個問題:一是防止壟斷。并購有可能減少企業數量或加強龍頭企業地位,導致壟斷。應抓緊制定相關法律和政策,嚴格加以約束。二是確保國家對相關產業的控制力,對這些產業中的大型外資并購案要有審查程序和控制能力。三是完善并購價格決定機制,保證公開公平交易,發揮資本市場的定價作用。四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真正形成對資產收益和企業長遠發展負責的體制機制,這是利用外資達到雙贏的體制保障。對改革不到位·治理結構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的并購活動要加強監管,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損害職工利益。

(五)對訂單農業進行規范和監管

與傳統的直接投資相比,訂單農業顯示出兩方面的優勢,一是不涉及土地直接占用和長期使用;二是可以將數量龐大的農戶與全球農業生產鏈和世界市場對接。在中國,訂單農業已經被接受并開始發展,出現了“公司加農戶”的提法,但國內對訂單農業還沒有明確的概念,也沒有政府部門對此進行專門的監管,整體上缺乏政策體系指引。因此,首先要在農業領域吸引外資方面建立針對訂單農業的政策體系;其次,在這個政策體系下,制定措施推動訂單農業更好地發展;再次,應將跨國公司通過訂單農業對農業生產的介入納入國家對“三農”政策支持體系中,并制定競爭、研發、基礎設施等配套政策,在推動中國訂單農業發展的同時注重保護農戶利益。

參考文獻:

1、陳錫文.農業不能對外資簡單地關上大門[n].經濟觀察報,2009-08-07.

篇(7)

  骨科醫生年終工作總結1

        過去的一年里，在科主任的領導下，堅持以“以病人為中心，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為重要指導思想，努力學習，鉆研業務，使個人的自身素質和業務水平都上了一個臺階。   思想政治上，緊緊圍繞醫院開展的廉潔自律主題，從事醫療活動，緊跟國際國內形勢，拒絕收受紅包、提成，嚴格遵守醫院的各項規章制度;服從領導，團結同事，愛崗敬業，未發生一起醫療差錯與糾紛。

  在技術氣力方面，走在市前列行醫路上，幾多艱辛，幾多歡欣，送走一批病人，又迎來一批患者，時光就在這迎來送走中漸漸消逝。縱浪天地，大化任求，不為良相，愿為良醫。春色進簾全不覺，危重病域探幽徑。

  “物我兩忘任馳騁，耗盡青春終不悔。”為了這個科室的工作能順利進行，本人能和科室的同事團結協作，共度難關，并能和它科室協作，除做好本職工作，積極配合其他同事做好工作。不論是上班還是休息，只要有事，保證了隨叫隨到沒有因是休息而耽誤工作。

  今后，要更加善于學習，善于總結，與時俱進，學習更新更好的醫療技術，在造福社會，造福病人的同時，完善豐富自己的人生。

  因緣際會，身為驕傲骨醫人的一份子，我將以我的真誠奉獻我的行動。在往后工作的道路上，我將始終遵循厚德精誠，力行博愛的醫院精神，更加努力扎實地工作，以“醫者仁心”的情懷，恪守職業道德，兢兢業業，刻苦學習鉆研，將自己的專業知識與具體工作實踐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滿懷奮發有為的豪情，以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自覺發揮聰明才智，履行崗位職責，努力完成領導交辦的每項任務，為醫院的發展建設添磚加瓦，為醫院美好的明天譜寫一曲壯麗的人生之歌。

  骨科醫生年終工作總結2

  作為一名骨科大夫，我的工作職責是投身醫學事業，為人民民眾的醫療衛生、康健保健供獻本身終生精力。參加工作至今的實踐工作，我對本身工作有許多的思考和感想感染，在這里我就近x年來本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修養，工作風格，醫療技巧等四個方面作一下簡單的陳述:

  一、盡力學習，賡續進步政管理論程度和素質

  在政治思想方面，始終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并把它作為思想的綱領，行動的指南。充分應用電視、電腦、報紙、雜志等媒體關注海內國際形勢，盡力學習各類科學理論知識，學習各類司法、律例和黨政策，領會上級部門重大會議精神，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終黨羽同領導保持一致，包管在實踐工作上不偏離正確的軌道，始終堅持經心全意為人民辦事的主導思想，堅持革新、成長和賡續朝上提高，賡續進步本身的政管理論程度，積極參加醫院組織的各類政治學習及教導運動。

  二、恪盡職守，看重自身道德修養

  在工作中，本人深切的認識到一個合格的大夫應具備的素質，要做一名好大夫，首先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和細心耐勞的風格，同時要對病人有高度的同情心，術前多與病人溝通，多過細扣問病情，術后多不雅察病情變更并實時處置懲罰。

  三、好學苦練，賡續進步專業技巧

  工作以來，本人深切的認識到一個合格的骨科大夫除了應具備的以上的素質外，富厚的理論知識和高超的專業技巧是做好骨科大夫的前提。注重臨床科研工作，積極參加科內各項科研工作并取得相關造詣，并能堅持理論結合實際，總結臨床材料積極撰寫論文，同時認真完成各院校實習生及外院進修大夫的帶教工作，并能以身作則，積極指導下一級大夫完成學習診治工作，并負責教授教化三基培訓、授課等，進一步進步自身基礎理論知識。

  在曩昔的1年里，我取得了必然的造詣，但離我本身及組織的要求還有必然的差距。我將繼承踏實工作，賡續進步自身素質，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盡本身最大的盡力，做好本職工作，不辜負組織上對我的培養和期望。

  骨科醫生年終工作總結3

  一年來，在院班子和主管院長領導下，在醫院各科室的支持幫助下，我科同志 協調一致，在工作上積極主動，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樹立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 心，結合本科室工作性質，圍繞醫院中心工作，求真務實，踏實苦干，較好地完成了 本科的各項工作任務，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現總結如下：

  一、全科人員在政治上

  認真學習，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牢固樹立“一切為病員服務”的理念。加強醫患溝通，規范自己的言行，不斷提高思想道德修養，認真開展自我批評，堅決抵制藥品購銷 中的不正之風，將反商業賄賂提高到政治思想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科室內無醫藥回 扣現象發生。

  二、全科人員能夠自覺遵守院內各項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

  做到小事講風格，大事講原則，從不鬧無原則糾紛，工作中互相支持，互相理解，科工作人員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團結務實，克服人手少、任務重、人員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保 證正常醫療服務工作的順利開展。按照“一級”醫院的要求完成各項臨床工作，并高質 量完成各種軟件、臺帳的整理工作，認真學習崗位職責、核心制度， 并嚴格按照職責、 制度的要求工作，認真學習“三基”并開展崗位練兵，做到嚴格要求、嚴謹作風、嚴密 組織。嚴格執行“三合理”規范，做到合理用藥、合理收費、服務到人，科室獎金發放 不與經濟掛鉤，較好地完成了領導交辦的各項工作任務。

  三、“總量控制、結構調整”。

  科室內部積極調整醫療結構，采取有效措施，想方 設法降低醫療費用，取得顯著效果。一是抓合理用藥。二是抓單病種費用。三是抓一 次性材料的使用。四是加快病床周轉。通過采取一系列強有力措施，保證了科室今年 圓滿完成醫院下達的各項費用指標，在科室業務增長速度較快的情況下，使各項費用 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切實減輕群眾的負擔。

  四、積極引進和運用新技術。

  今年加大了對微創手術的推廣和運用，引進了dr影像系統，在保證療效的基礎上積極尋求新的手術方法，總結臨床經驗，切實讓病人 花最少的錢得到最好的效果。

  五、在宣傳工作上，充分利用多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