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當代金融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顧名思義，“金”是黃金、資金，“融”是融通，即“資金融通”。金銀的易攜帶、易分割及價值大等特性使之成為充當貨幣的一般等價物――價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價值的流通。而隨著經濟社會的日益發展，金融的內涵也進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價值的流通，更多的傾向于經營的資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桿化，更符合現代金融的發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觀金融

根據金融主體行為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微觀金融和宏觀金融兩大類。一般地，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的金融行為被歸類為微觀金融的范疇，主要包括資本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而政府和貨幣當局的金融行為被歸類為宏觀金融的范疇，主要包括貨幣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觀金融是以宏觀平衡人類整體經濟利益關系為目的的社會金融行為，是人類的社會性金融活動。

3.什么是宏觀金融理論研究的方法論

宏觀金融理論研究的方法論是指關于研究宏觀金融領域的一般方法的總稱，它為我們準確、有效地研究宏觀金融理論提供了組織、計劃、設計和實施研究的基本原則。

二、 宏觀金融理論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性

聯系的普遍性――世界萬事萬物都是普遍聯系的，金融理論的發展過程也不是獨立存在于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當中，而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領域密切相關。在二十一世紀之前，金融理論的發展是雜亂無章的，學者們僅從自身出發進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論研究層出不窮，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缺乏系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從而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宏觀金融理論的發展。

宏觀金融理論的發展從始至終都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備、系統、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研究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的觀點明顯違背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在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中，若要持續有效地發展就必須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統、科學的行為準則，在不斷發展過程中進而形成科學的“方法論”，以此來指導我們有效地進行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因此，在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領域中，形成一套系統的、科學的方法論十分重要，它關系到研究結果是否有效的問題。

三、 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1.形式主義傾向嚴重

宏觀金融理論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理論方法和工具，如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數量模型分析、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等，促使著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向科學化、嚴謹化發展。20世紀20年代之前，學者們較為關注運用金融理論的知識去科學有效地解釋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經濟現象，通過案例分析來實現金融理論知識的合理運用。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計量經濟學學科的出現，論文就更傾向于應用數學模型來解釋經濟現象，以此來彰顯其理論研究的準確性和嚴謹性。然而研究者們對于這些數學模型并未深刻認知，有時過于追求模型論證而忽略其現實經濟意義。目前論文撰寫過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確認識金融工具與金融理論的關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務性作用，過于追求數學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論。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創新性

研究的創新性是為了通過研究者分析問題，提出觀點來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而目前多數研究者忽略理論的探究，在廣泛閱讀大量現有成果的基礎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從而難以實現理論的創新。

四、 宏觀金融理論研究的一些方法

篇(2)

    [論文摘要]金融工程是隨著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全球金融的創新發展起來的。當前，我國金融工程還處于起步階段，其發展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必須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穩步建立金融市場化體系；健全國家金融監控體系，增強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金融信息系統建設，提高金融部門的運營水平；建立金融風險防范系統，努力規避和化解金融風險；加大金融工程的創新力度，不斷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注重相關部門的合作，強化信用體系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金融工程快速、有序、健康地發展。 

 

 

一、金融工程的含義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金融技術和金融學科，它是現代金融學、信息技術和工程化方法相結合的交叉科學，是金融科學的產品化和工程化。“金融工程”一詞最早是由美國金融學家約翰-芬尼迪(john d.finnerty)于1988年在其發表的論文《公司理財中的金融工程縱觀》中提出的，他將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為：“金融工程就是資本市場參與者運用現代金融經濟理論和現代數學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現有的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礎上，不斷地創造及發展新的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為金融市場參與者發現金融資本價格和規避風險，發掘新的金融機會，以實現投資者預期經濟目的、增進金融市場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穩定的一項應用性的技術工程。”約翰·芬尼迪(1998)認為，“金融工程包括創新型金融工具與金融手段的設計、開發與實施，以及對金融問題給予創造性的解決。”芬尼迪對金融工程的定義被金融業內認為是最恰當的。金融工程的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定義是由英國金融學家洛倫茲-格利茨(lawreiicegalitz)提出的，他在其著作《金融工程學：管理金融風險的工具和技巧》一書中給出了一個定義：“金融工程是應用金融工具，將現有的金融結構進行重組以獲得人們所希望的結果。”洛倫茲·格利茨(1998)認為，金融工程的目標是重組金融結構以獲得所希望的結果。例如：對于投資者來說，金融工程能夠使其在風險一定的情況下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對于公司財務人員來說，金融工程可以幫助他們消除目前尚處于投標階段的項目風險；對于籌資者來說，金融工程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更低利率的資金。 

筆者認為，金融工程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金融工程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來解決金融問題的技術開發，它不僅包括金融產品設計，還包括金融產品定價、交易策略設計、金融風險管理等各個方面。而狹義上的金融工程則主要是指利用先進的數學及通訊工具，在各種現有基本金融產品的基礎上，進行不同形式的組合分解，以設計出符合客戶需要并具有特定屬性的新的金融產品。這里采用的是廣義的金融工程概念。標準的金融工程一般包括三個步驟。一是目標分析。識別客戶所要達到的特定目標，詳細分析目標實現過程中將要面臨的各種障礙。二是金融產品開發。根據現有的制度環境、市場狀況，運用現代金融理論和技術，設計相關分散或轉移風險的方案，并據此來為客戶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并用科學的方法定價。三是后續管理工作。金融產品開發成功以后，尚有大量的后續管理工作，如密切觀察金融產品的運行狀況、分析客戶所承擔的風險、根據市場整體情況對金融產品進行調整。 

 

二、我國金融工程發展的障礙分析 

 

(一)金融體制障礙 

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整體還處在轉軌時期，這在金融領域也表現得非常突出。在金融工程建設方面，由于金融企業的改革還沒有突破傳統的國有企業改革模式，存在著嚴重的所有者缺位現象，企業缺乏應有的競爭壓力和創新動力，風險管理意識淡薄，缺少應有的風險防范手段，這就使金融工程的發展缺少內在的主體需求。另外，處于體制轉軌時期的整個金融業的外部環境建設方面也相對滯后，金融工程的法律制度建設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既限制了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創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二)基礎設施、技術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設施和先進的技術，它要求金融業基本普及電子計算機技術和先進的通訊技術，實現信息處理和傳輸的電子化，使資金劃撥、金融產品交易等金融業務的開發能高效、快捷、安全地進行。當前，盡管我國金融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較快，技術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金融業務電子化已經初見成效，但我國當前金融業中的信息基礎設施還不健全，金融電子化、網絡化的水平還較低，而且還未能在金融市場中的各個領域中廣泛推廣，距離一體化、快捷、高效、安全的信息傳輸網絡建設還有很大的距離。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三)從業人員的素質障礙 

從理論來源上講，金融工程應屬于交叉學科，它一方面吸收了經濟學、金融學和投資學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融人了運籌學、工程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精華。這就要求金融工程的從業人員不僅要掌握經濟學、金融學等方面的理論知識，還要懂得數學建模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需要具備較強的實際操作能力。目前，我國的金融業從業人員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現象：大部分從業人員雖然對金融理論的基本知識掌握得較好，但缺乏金融數學等理工方面的知識；另一部分人員則與之恰好相反。因此，在金融工程建設中缺少全面發展的復合型人才。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我國當前金融工程的建設。 

 

(四)市場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和運用需要發達、高效的金融市場作為基礎。當前，我國的基礎金融市場體系發育還不成熟，這嚴重限制了金融工程的發展空間。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我國金融工程在發展中缺乏真正的市場主體。當前，我國金融市場交易中的主體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國有企業及非國有經濟單位。由于我國改革還處在新舊體制轉軌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相對滯后，其運行機制還沒有完全脫離計劃經濟的模式，金融企業名義上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但實際上卻是只“負盈”不“負虧”，存在著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現象。當企業在高風險中運行時，國有企業的人等獲得由此可能帶來的高收益，而可能發生的損失則由國家來承擔。這會導致這些市場參與主體過度追逐風險，使每一個設計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產品都有可能變為追逐風險的工具，從而加大金融風險。這無疑將對我國金融工程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黃勝，2008)。其次，金融價格市場化程度不夠。金融工程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利用市場化的價格來實現金融風險的市場分配和動態管理。價格的市場化是大力發展金融工程的必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國金融價格市場化程度卻不夠高，主要表現為：匯率、利率受非市場因素影響太大，市場化進程舉步維艱；證券市場雖然市場化程度較高，但證券價格、市場漲跌大都受政策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同時也會給金融工程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阻力。再次，金融工具品種太少。當前，我國缺少多樣化的投資工具，投資者把存款和證券作為主要的投資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品種太少，而且應用范圍也非常有限，這不利于金融風險的化解。 

 

(五)金融監管障礙 

金融監管是金融機構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國當前金融機構卻存在著嚴重的監管不力現象。首先，存在監管目標模糊、監管責任不清現象，使金融監管部門對自己的職責、業務范圍不夠明確。其次，存在監管手段單一、監管技術落后問題。監管部門主要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監管金融機構，而其它手段(如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等)則運用較少，在監管技術上還主要局限于運用傳統的監管方式，缺乏對新技術的利用和創新。第三，注重事后處罰，缺少過程監督。當前，我國的監管大多是金融損失已經產生后才去介入，雖然這樣能給后來者起到警示作用，但造成的許多損失是已無法彌補的。第四，缺乏對監管部門本身的監督。目前，除了黨的監督和上級監督之外，很少有其他機構可以對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個專職監管機構開展工作的合規性和效率性進行監督和制約。這種金融監管體系將嚴重阻礙我國金融工程的健康發展。 

 

(六)金融理論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理論的支持。當前，我國金融理論的發展存在滯后現象。一方面，在金融學的學科教學上，課程設置不盡合理，對現代金融理論特別是金融工程的學習不夠。這就造成了我國的金融理論主要停留在理論描述、定性分析及經驗判斷的階段上，而缺少運用工程化手段來解決金融問題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在金融實踐中，存在金融理論與實際聯系不緊密的現象，金融從業人員由于缺乏應有的數理分析能力，不能利用金融工程來規避利率風險，更不能利用金融工程來設計新的金融產品。這種理論學習和理論應用的滯后性不利于我國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三、我國金融工程發展的對策 

 

(一)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金融市場化體系建設 

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金融工程的發展既要以“一定宏觀經濟制度為基礎，又要以一定微觀金融市場發展為條件”(孫銳，2004)。為此，我國要進一步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同時，進一步理順銀行與企業的關系，使兩者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法人實體和風險管理的市場需求主體。同時，要按照國際慣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使金融工程的建設既有法可依，又具有相應的法律保障，走一條“先嚴格規范，后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我國金融工程的建設也必須與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接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資本市場的自由兌換進程，理順政府調控與資本市場的關系，重點發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場，逐步建立全面的金融資產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為金融工程的快速、有序、健康發展營造一個優質的環境。 

(二)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金融監管是金融機構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必須樹立“風險為本的監管理念”(楊風華，2008)，建立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在當前的金融工程建設中，首先，要制定監管目標，明確監管責任，使金融監管部門對自己的職責、業務范圍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其次，要提高監管技術水平，多管齊下。監管部門不但要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監管金融機構，而且同時要輔之以法律、經濟等手段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在監管技術上不但要運用傳統的監管方式，而且還要重視新技術的利用和創新。再次，要加強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實施混業監管。目前，我國不但要重視黨的監督和政府的監督，更要加強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個專職監管機構相互的合作，在必要時實現金融的混業監管，及時地防范和化解金融衍生工具產生的風險，為金融工程的建設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加強金融信息系統建設，提高金融部門的運營水平 金融信息化是我國金融平穩、安全運營最基本的生存支撐環境，沒有金融信息化就沒有現代金融服務。改革開放以來，信息科技與金融業務高度融合，已成為金融業打造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ft已經與金融業務完全融合到一起，它不僅僅是金融的支撐平臺和基本工具，而且已經深入到業務本身，成為當代金融決策、管理和實施的基本手段。因此，在當前金融工程建設中，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金融業的綜合業務系統；另一方面，還要充分利用這些綜合系統中所積累的信息，進一步強化金融信息系統建設，優化業務流程、減少金融交易的時滯、增強市場流動性、提升業務創新水平、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四)建立金融風險防范系統，努力規避和化解金融風險 

當前，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還不夠完善，金融監管難度較大，金融業中的風險隨時存在。為此，我國必須建立科學、有效的金融風險防范系統。首先，要建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金融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應對金融風險。其次，要建立金融風險分析系統。通過對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金融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要建立金融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它社會組織通過多種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風險管理責任，對金融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最后，要建立社會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有較強的適應性、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金融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置金融風險，及時補償金融風險損失，維護經濟穩定，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馮志宏，2008)。 

 

(五)加大金融工程的創新力度，不斷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它是一個以盈利為動機推動、緩慢進行、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當前，在我國的金融工程建設中，要在加大金融制度和金融組織創新的同時，特別加大金融業務的創新。目前，在發展金融工程時，要根據我國金融市場的發育情況、監管情況以及客戶的需求情況，權衡收益與風險，有步驟、分階段地不斷設計、開發和利用我國的金融工程產品。對于一些風險較小、簡單易行的金融新業務要及時推行；而對于國際上先進的金融衍生工具，要根據實際情況有選擇地引進和推廣，以不斷化解風險，推動我國金融工程的有序發展。 

 

篇(3)

基本思路：

1.金融創新的涵義與基本理論

2.金融創新的機理分析的歷史考察

3.中國金融創新的現狀

4.中國金融創新的"瓶頸"

5.中國金融創新的優勢

6.中國金融創新的路徑選擇

一.金融創新的涵義與基本理論

當代金融創新理論起源于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經過0年代的發展，至80年代形成，進入90年代仍如火如荼。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從80年代開始的。

對這一理論進行研究首先需要對“金融創新”有一個定義，雖然學界對此也有些爭論，但基本上是衍生于創新理論的倡導者熊彼特（J.A.Schumpeter)的觀點。我國學者對此的定義為：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我個人認為加五個字更好，即：金融家的活動，是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這一表述強調了金融創新的主體是金融家，他們是金融活動的策劃者、發起者和維護者。同時，這一表述指明金融創新是“一種活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根據這一表述，金融創新大致可歸為三類：

（1）金融制度創新；（2）金融業務創新；（3）金融組織創新。

從思維層次上看，“創新”有三層涵義：（1）原創性思想的躍進，如第一份期權合約的產生；（2）整合性將已有觀念的重新理解和運用，如期貨合約的產生；（3）組合性創性，如蝶式期權的產生。

從創新理論來看，流派繁多，主要有以下幾種：

（1）技術推進理論；（2）貨幣促成理論；（3）財富增長理論；（4）約束誘導理論；（5）制度改革理論；（6）規避管制理論；（7）交易成本理論。

從這些理論本生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各種理論確實能說明一定時間和空間跨度金融金融創新背后的生成機理，但都偏重于某個側面。事實上，每一種創新都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且在不同的時空各種因素的所起作用又有差異，這一點我們從金融發展歷史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金融創新的機理分析的歷史考察

金融創新的宏觀分析

1.60年代的避管性創新

創新時間

創新內

創新目的

創新者

50年代末

外幣掉期

轉嫁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1958年

歐洲債券

突破管制

國際銀行機構

1959年

歐洲美元

突破管制

國際銀行機構

60年代初

銀團貸款

分散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出口信用

轉嫁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平行貸款

突破管制

國際銀行機構

可轉換債券

轉嫁風險

美國

自動轉帳

突破管制

英國

1960年

可贖回債券

增強流動性

英國

1961年

可轉讓存款單

增強流動性

英國

1961年

負債管理

創造信用

英國

60年代末

混合帳戶

突破管制

英國

60年代末

出售應收帳款

轉嫁風險

英國

60年代末

復費廷

轉嫁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創造風險

2.70年代轉嫁風險的創新

創新時間

創新內容

創新目的

創新者 　1970年

浮動利率票據(FRN) 　 轉嫁利率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特別提款權(SDR) 　 創造信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聯邦住宅抵押貸款

信用風險轉嫁

美國 1971年 　 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系統 新技術運用

美國 1972年

外匯期貨

轉嫁匯率風險

美國

可轉讓支付帳戶命令(NOW)　 突破管制

美國

貨幣市場互助基金(MMMF) 　 突破管制

美國 1973年 　外匯遠期

&

nbsp; 轉嫁信用風險和利率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1974年 　浮動利率債券

轉嫁利率風險

美國 70年代中期 與物價指數掛鉤之公債 　 轉嫁通脹風險

美國 1975年

利率期貨

轉嫁利率風險

美國 1978年 　貨幣市場存款帳戶(MMDA) 　突破管制

美國

自動轉帳服務(ATS)

突破管制

美國 70年代 　全球性資產負債管理

防范經營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資本適宜度管理

防范經營風險

美國

3.80年代防范風險

創新時間

創新內容

創新目的

創新者 1980年

債務保證債券

防范信用風險

瑞士

貨幣互換

防范匯率風險

美國 1981年

零息債券

轉嫁利率風險

美國

雙重貨幣債券

防范匯率風險

國際銀行機構

利率互換

防范利率風險

美國

票據發行便利

創造信用

美國

轉嫁利率風險

1982年

期權交易

防范市場風險

美國

期指期貨

防范市場風險

美國 1982年

可調利率優先股

防范市場風險

美國 1983年

動產抵押債券

防范信用風險

美國 1984年

遠期利率協議

轉嫁利率風險

美國

歐洲美元期貨期權

轉嫁利率風險

美國 1985年

汽車貸款證券化

創造風險

美國

防范流動性風險

可變期限債券

創造信用

美國

保證無損債券

減少風險

美國 1986年

參與抵押債券

分散風險

美國

4.90年代的各種創新并舉，客觀上放大了風險

進入9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發展的區域化、集團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證券化趨勢增強，國際債券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發展迅猛，新技術廣泛使用，金融市場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金融創新的宏觀生成機理來看，金融創新都是與經濟發展階段和金融環境密切聯系在一起的。60年代各國對金融實行嚴格管制；70年代以來，電子計算機技術進步并在金融行業迅速推廣，金融當局開始放松管制。在進入中后起期以后，西方國家普遍出現“滯脹”幾隨之而來的高利率；同時，“石油危機”造成全球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形成金融“脫媒”現象，風險加劇；80年代后，各國普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增強，出現了利率自由化、金融機構自由化、金融市場自由化、外匯交易自由化。

金融創新的微觀分析

從微觀角度來看，金融創新是金融家的活動，每一個金融創新都是創新主體的內在動因和外在動因的一種體現。從內因上，創新主體有“獲利性”需求，因而會產生“獲利性創新”；在逐利本性下，又會產生“避管性”創新；由于金融行業的高風險性，會誘發“避險性創新”；從外因上，由于經濟發展與市場的變化，金融主體內部競爭加劇，會誘發“擴源性創新”。

三.中國金融創新的現狀

我國的金融創新經過20年的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組織制度上的創新

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銀行體制，形成了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十多家股份制銀行為主體的存款貨幣銀行體系，現在城市信用社改成城市商業銀行。建立了多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保險機構，放寬了外資銀行分支機構和保險也市場進入條件，初步建立了外匯市場，加快了開放步伐。

2.管理制度的創新

篇(4)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主權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主權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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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欽先. 金融結構、金融功能演進和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歷程[j]. 經濟評論，2005（3）：39-45. 

篇(5)

[摘要] 我國經濟社會開展中鄉村金融的供求不平衡成績由來已久，存在著供求量不平衡、供求主體不對等、傳統金融需求與古代金融供應不均衡、單一金融供應與多元化金融需求不均衡等成績。文章最初提動身展鄉村地域小微金融組織，擴展鄉村金融效勞產品;拓展鄉村地域融資渠道，完成城鄉社會資金自在活動;分散鄉村地域信貸風險，優化社會資金回流制度;增強鄉村地域金融體制變革，完善鄉村金融組織體系等對策。

[關鍵詞] 鄉村;金融;供求矛盾;可繼續開展

一、我國鄉村地域的金融供求矛盾

(1)鄉村地域金融供應總量小于需求總量

隨著鄉村經濟的疾速開展，鄉村地域金融需求量逐年提升，招致鄉村金融供應總量小于需求總量，且供求缺口不時添加。絕對而言，農業消費周期較強，且農業收益與自然環境親密相關，從事農業消費的風險率較高，招致各大金融機構對鄉村信貸制定了嚴厲的評價規范。從鄉村地域金融需求來看，我國鄉村經濟已從小農經濟向古代規模農業形式轉型。鄉村居民對金融效勞認識與金融效勞需求有所進步，而鄉村地域金融供應并未擴展，招致鄉村地域金融供應總量小于需求總量，且供求缺口不時擴展。形成鄉村地域金融供應小于金融需求的緣由次要表如今兩個方面：一是存款利率低，由于鄉村的資金投入缺乏，且社會資金較爲分散，招致金融機構吸納的資金缺乏，進而發作信貸緊缺的信息;二是涉農經濟風險高，當農產品歉收時，價錢就低;當收成不好時，農產品缺乏。涉農經濟風險高，金融組織對農業存款設定的條件也較高，評價規范更爲嚴厲。

(2)鄉村地域金融供應主體與需求主體不對等

農戶及鄉村集體運營者對金融效勞的需求越來越高，尤其是農業存款的需求不時升溫。爲了擴展農業消費規模，農戶需求消費性存款。同時，爲了降低自然災禍對農業的影響，新型農戶也經過購置農業保險來分散風險。雖然我國鄉村地域金融變革力度不時加大，但是仍呈現供應主體缺乏與需求主體眾多景象并存，無法徹底根治鄉村金融成績。據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我國鄉村地域銀行網點數量爲12.17萬個，每萬人擁有的銀行網點數量僅爲1.31個。此外，鄉村地域金融組織運營不一致，普通鄉村地域僅有中央性商業銀行、鄉村協作信譽社等金融組織。加上投資者并不看好鄉村經濟，招致鄉村的信托、基金與保險等非銀行金融組織嚴重缺位。因而，鄉村地域金融供應主體與需求主體呈現嚴重的不對等景象。

(3)鄉村地域傳統金融需求與古代金融供應存在矛盾

我國鄉村居民對金融效勞的看法根本停留在存款、取款、匯款、存款等傳統金融效勞項目，這些效勞必需有實體存在的金融網點爲其提供傳統金融效勞。鄉村居民關于古代金融供給理解甚少，如ATM機、網銀、手機銀行等古代金融效勞。爲了浪費資源和降低本錢，金融組織往往更傾向于開展古代金融效勞，招致鄉村金融效勞網點添加遲緩。絕對而言，鄉村居民更傾向于傳統金融效勞，鄉村傳統金融效勞供應缺乏，任務效率也不高。因而，呈現鄉村地域傳統金融需求與古代金融供應的矛盾。

(4)鄉村地域單一的金融供應與多元化金融需求存在矛盾

鄉村居民對鄉村金融主體多元化的需求也越來越多，不只需求存取款等根底性效勞，還需求信貸、轉賬等金融效勞。爲了滿足鄉村地域多元化金融需求，鄉村金融組織不得不拓展與創新新產品。此外，鄉村居民對信息征詢、投融資等方面的需求也逐漸進步，國債等政府債券在鄉村發行也較少，鄉村消費品存款、保險業務比擬缺乏。

二、我國鄉村地域金融供求矛盾的影響要素

(1)鄉村金融需求多元性

近年來，我國鄉村經濟已逐漸從小農經濟開展到規模化的農業開展，鄉村經濟構造也不時優化。鄉村居民消費生活方式的改動使得鄉村居民對多樣化的鄉村金融需求越來越高，這不只加大了鄉村籌融資的難度，而且對鄉村金融供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鄉村經濟開展步伐快于鄉村金融開展步伐，致使鄉村金融體系跟不上經濟開展步伐，招致鄉村居民的金融多元性需求得不到滿足。

(2)鄉村金融供應單一性

雖然我國鄉村地域的金融體系不斷在變革，但是這些變革只是制度上的革新，實踐上并無法處理鄉村金融供應單一性的成績。各級政府對鄉村金融的變革更多的是在喊口號，政策落實效果并不好。不斷以來，鄉村金融體系變革并沒有付出多少舉動和努力，招致我國鄉村地域金融供應單一性景象臨時存在。從表象來看，鄉村正軌金融組織可以促進鄉村經濟開展，鄉村金融管理也逐步像城市金融管理看齊。從實質來看，鄉村正軌金融組織并沒有在鄉村經濟開展中起多大作用。形成這種景象的緣由在于利益推進，鄉村金融組織的變革使得鄉村存款率越來越少，招致鄉村金融組織也呈現增加的趨向，鄉村金融供應較爲單一，尤其是經濟不興旺的貧窮地域，鄉村金融機構更是少之又少。久而久之，最終招致鄉村地域金融不時萎縮，與鄉村經濟開展的間隔也不時拉大。

(3)鄉村金融制度不完善

爲了滿足鄉村特征經濟的開展，各級政府對城市金融與鄉村金融采取了并不完全相反的管理制度，對鄉村金融的管理更爲苛刻。例如，城市金融允許開展官方金融組織，而大局部鄉村地域不允許開展官方金融組織。在這樣的鄉村金融制度下，我國鄉村地域金融開展必將遭到一定的限制，進而招致鄉村金融供應缺乏。此外，嚴厲的鄉村金融管理制度也障礙了鄉村經濟開展，使得鄉村居民在資金周轉不靈時，無法失掉金融組織的協助，招致鄉村官方高利貸盛行。爲了完善金融制度，我國地方政府早在2012年就對官方借貸表態，并不時醞釀官方借貸相關政策，但是由于官方信貸風險較大，招致官方信貸政策并沒有出臺落實。鄉村地域官方借貸政策的不完善，招致官方借貸難以安康波動開展，金融監管機構也無法監管，相應的法律法規詳細細則也并沒有制定出臺，致使我國鄉村地域官方信貸較爲混亂，得不到法律維護。

(4)鄉村金融支撐政策少

爲了滿足鄉村地域金融需求，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鄉村金融整改方案，經過各種政策來開放鄉村地域融資渠道，制定并完善鄉村地域金融信貸相關規章制度，確保社會資金可以及時、疾速流入鄉村金融市場，使得鄉村地域金融供應缺乏成績失掉處理，從而助力開展鄉村經濟。關于鄉村地域金融組織而言，社會資金注入與鄉村現有資金構成了良好的互補效果，在一定水平上擴展了鄉村金融規模，使得鄉村金融組織更好地效勞鄉村經濟。熟知基層政府支撐政策少，政府部門并沒無意識到鄉村金融開展的重要性，相關部門對社會資金注入鄉村金融市場的成績也不注重，致使社會資金并沒有注入鄉村金融市場。

(5)農業金融保險較缺乏

農業消費風險大，鄉村地域金融保險相關的法律法規較爲缺乏，招致鄉村仍存在很多農戶靠天吃飯。我國鄉村地域天文環境絕對較差，尤其是偏僻山區，自然災禍時有發作，而大局部鄉村居民既沒才能改動也沒有才能承當結果。在鄉村經濟開展中，農業保險對鄉村居民的支出具有無足輕重的作用，農業保險不只可以協助農民處理后顧之憂，還可以將局部風險停止轉移與分解。至今，我國沒有出臺一部完好的關于鄉村金融保險的相關法律法規，僅僅在《保險法》中提到農業金融保險。要曉得，鄉村金融保險與農業經濟開展親密相關，在農業金融保險的庇護下，鄉村居民在蒙受自然災禍時，可取得保險的賠償，并不由于遭遇自然災禍遭到宏大的損失。由于農業開展存在高風險低收益的趨向以及農業消費高風險成績，大局部保險機構對農業金融保險得到信息，不情愿推行農業保險業務，農業金融保險也較爲缺乏。目前，僅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有農業保險的相關業務，該保險業務觸及范圍十分窄，難以滿足鄉村居民的農業保險投保需求。

三、我國鄉村金融可繼續開展的對策

(1)開展鄉村地域小微金融組織，擴展鄉村金融效勞產品

鼎力開展鄉村地域小微金融組織，不只可以完善鄉村金融效勞，而且可以爲小微客戶提供相應的金融效勞和金融產品。小微金融組織的完善可經過樹立村鎮銀行、鄉村資金互助組織、鄉村農業開展經濟金融組織等，經過小微金融組織補償國有鄉村金融組織的空缺，進步鄉村地域金融效勞的供應才能，延長鄉村地域金融供應與金融需求的差距。一方面，可以制定小微金融組織相應的優惠政策，吸引官方投資，確保鄉村地域小微金融組織的融資構造無效。另一方面，還要對現有的鄉村金融組織停止變革，不時擴展鄉村金融組織的業務范圍，創新契合鄉村經濟開展的效勞和產品。放慢我國鄉村金融可繼續開展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對鄉村存款擔保業務停止創新，依托鄉村現有的農戶無效資產，不時對存款業務停止補充與完善，研發合適農業經濟開展需求的創新型信貸產品;二是政府強迫性要求鄉村金融組織參與農業消費運營，與農戶同甘共苦，不時擴展鄉村的金融訂單，以農產品訂單買賣數量爲規范，確定農戶的存款數量，并與農戶的信譽停止捆綁;三是開展鄉村金融信譽制度，向鄉村居民提供小額信譽存款，延伸鄉村信貸產品，對信譽良好的客戶，可采取存款優惠政策，無效緩解鄉村地域金融供求矛盾，促進鄉村金融的可繼續開展。

(2)拓展鄉村地域融資渠道，完成城鄉社會資金自在活動

一是進步農戶的籌融資認識，普及鄉村居民金融知識，引導農戶自動停止融資，緩解鄉村地域融資難的成績。作爲農業經濟主體的重要組成局部，農戶應進步融資認識，多渠道多方式地籌集資金。二是整合鄉村的產業資源、資金資源、人力資源等，擴展農業消費規模，讓農戶共享產業化、規模化的溢出效應。政府相關部門應改動國有金融組織對鄉村市場不看好的看法，實在關注鄉村金融可繼續開展，合理增設鄉村地域金融效勞網點，合理分配鄉村金融效勞組織，爲鄉村金融可繼續開展提供良好的根底。三是對農業企業擔任人停止債務、股權等方面的融資教育，引導企業經過發放債券的方式來低本錢融資。經過展開企業擔任人金融知識培訓等方式，進步鄉村企業擔任人的融資才能，促進鄉村開展多元化的投融資形式。四是積極鼓舞官方資本流入鄉村經濟建立中，倡議城市融資組織參與鄉村金融開展，推進鄉村融資的多樣化，擴展鄉村融資渠道，拉近鄉村與城市金融差距。鄉村地域金融開展要緊跟城鄉一體化開展步伐，無效促進城市金融與鄉村金融的交融，完成城鄉資金自在活動。

(3)分散鄉村地域信貸風險，優化社會資金回流制度

農業消費的高風險性抑制了農戶的信貸需求，假如將農業消費的運營風險分散，那麼農戶不需求自行承當信貸結果，這將進步農戶的信貸需求。從久遠利益來看，鄉村地域信貸制度需求不時完善。一方面，分散鄉村地域信貸風險有利于進步農戶消費積極性，進而放慢鄉村經濟開展。另一方面，分散鄉村地域信貸風險也有利于鄉村金融組織的完善，優化社會資金回流制度。分散鄉村地域信貸風險，需求留意以下三點：一是保證信貸投資的波動性，不時進步鄉村金融組織存款投入力度;二是擴大鄉村擔保業務，由政府出面建立鄉村信貸擔保組織，經過優惠的政策來吸引社會資本投資;三是提升鄉村居民的風險防備認識，指點農戶購置農業保險業務。以后，人民銀行已對國有金融組織的信貸才能停止核對，對滿足要求的鄉村金融組織停止鼓舞，進步鄉村金融組織的效勞效率。經過相應的法律法規強迫要求鄉村金融組織投資農業消費，根本滿足鄉村居民的信貸需求，優化社會資金回流制度。

(4)增強鄉村地域金融體制變革，完善鄉村金融組織體系

鄉村地域金融體制的落后制約了鄉村經濟開展，鄉村經濟構造也需求不時優化調整。鄉村經濟構造的改動對鄉村金融需求也逐漸提升。因而，在鄉村地域金融變革進程中，不只要擴展廣闊鄉村進入效勞范圍，也需求不時添加新的金融業務，這樣才干滿足鄉村經濟開展的需求。在鄉村地域金融變革的同時，還應強化對農業資金應用狀況的監管，鼎力進步鄉村金融組織的效勞才能，完善鄉村金融組織體系。經過開放特權、產權改造等方式，給鄉村金融組織一定的優惠政策，爲農戶提供更爲優惠的金融效勞，讓鄉村金融組織真正成爲鄉村經濟開展的助推器。農業銀行是我國支農性銀行，應加大農業銀行在鄉村的開展，增設農行網點，發揚農行在農業開展中的重要作用，帶動其他金融組織爲鄉村經濟效勞。此外，政府相關部門還應制定并落實支農惠農措施，經過市場化運轉加大盈利性金融組織對鄉村的投資，緩解鄉村金融開展中金融供應缺乏的景象，健全完善鄉村金融組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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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論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金融全球化與中國是一種良性互動關系，但它對中國的經濟主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政府必須在對外開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有效地維護中國的經濟主權。

在當代，中國作為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大國既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及其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機遇，又面對著它們提出的主權方面的嚴峻挑戰。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進程中積極而審慎地對待金融全球化、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是中國政府必須審慎考慮的重大問題。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現

金融全球化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它既可以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也可指現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擴展，使世界各國金融政策趨同化，還可以指金融風險意識和金融全球監管共識的達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義應當是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從而使各國經濟與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日益緊密的一種客觀歷史趨勢。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紀8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紛紛進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條件。二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金融電子網絡的形成，證券交易所或證券交易系統的聯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區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離岸金融市場所構成的覆蓋全球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標志著全球統一的 “24小時”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實現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創新和金融資產的膨脹化。從 20世紀60年代起，各國金融機構先后掀起了金融創新浪潮，隨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斷擴張，全球經濟虛擬化。四是國際金融證券化。它包括資產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據不完全統計，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亞洲市場上通過公開方式發行資產證券達 30多億美元。從融資方式來看，20世紀 80年代以后國際債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國際債券在國際籌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國際信貸，占國際籌資總額的58．9％。五是國際金融資本規模膨脹，全球經濟頻繁波動。

1990年以來，國際金融資本規模急劇擴張，無論從總量上還是速度上已經遠遠脫離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總產出等實物經濟指標的增長，由于金融市場的內生波動性和全球金融資本無限供給，自由流動，導致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金融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更為頻繁。六是金融監管國際化。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國際金融資本巨額流動于各個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的追逐投機，潛在的金融風險隨時都會發達。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巴西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都認識到金融風險的巨大破壞作用，金融安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首要關注的問題，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越來越受到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塞爾協議”、“清邁協議”等的簽署，各個層次上的國際銀行監督合作的空前發展，等等，所有這些都使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更趨國際化。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對外開放不是迫于“胡蘿 b加大棒”壓力下的開放，而是出于發展經濟的自發選擇。實行金融開放并逐漸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進程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利益，中國與國際金融的互動是一種良性互動。

但是，金融全球化對中國經濟主權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為：第一，發達國家主導的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缺乏事實上的公正、合理性，對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具有危害性。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制訂權和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國際金融機構的各種規則制度，基本上是發達國家長期實行的金融管理規則的翻版。雖然規則建立后一視同仁，機會均等，但這種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在現實中，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因為對這一套規則一無所知勢必屢屢違規操作而受到懲罰，同時為了獲得金融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被迫主動對金融管理權限作出某些讓步，西方發達國家仍處于 “金融霸權”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有形的主權讓渡和無形的主權銷蝕將對中國的經濟主權產生深刻的影響。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一些國家提供援助時，不僅規定要監督援助資金的使用，而且還要求受援國改變經濟政策，進一步開放市場。這就對一個國家主權構成嚴重干涉和破壞。一旦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問題而求助于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干涉中國經濟主權亦不可避免。無形的主要銷蝕主要表現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國家主權的行使。短期資本的不規則涌入和涌出，國際金融投機者在市場上的作亂，將會引發我國貨幣匯率波動和資本市場的震蕩，在一定程度上將限制中國的利率主權，使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面臨沖擊的風險。第三，金融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金融危機主要是通過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上投資者的從眾行為、資產組合選擇行為、資產相關操作以及預期心理等復合渠道在國家間傳遞的。金融市場的跨市場 “羊群效應”和 “交叉感染”EI益顯著。金融資本市場的全球統一性，使民族國家依靠傳統的領土主權來保護一國的經濟利益和安全成為不可能。中國之所以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受損失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內市場的廣闊和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同時也與中國整個市場開放程度較低分不開。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發信用危機的風險增大，給我國金融監管當局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我國，目前的金融風險從自身來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高，承受市場風險的能力、競爭力較差；另一方面是我國的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幾近于零，法制建設落后，沒有健全的風險控制機制，自我保護能力較差。隨著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在外資大規模流入、在高競爭、名品牌戰略面前，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蓋的終結而被放大，極可能引發國內金融界的信用危機，也對我國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篇(7)

［關鍵詞］收入 幸福指數 倒U型曲線

［中圖分類號］F04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7－0129－02

一、幸福指數總體評價

還記得一些年前，很多人都認為有錢就是幸福，因為有錢就可以買房子買車，過上富裕的生活。可是隨著這些年GDP的飛速增長，人們的幸福指數并沒有如預期般隨著GDP一同上揚，相反，幸福指數不升反降，難道有錢不再等于幸福？

二、回歸模型

在問卷中，我們向被調查者提出了5個有關幸福方面的問題，分別是身心健康、物質條件、人際關系、個人價值和家庭生活。我們利用2009年的數據，將這5個部分作為自變量，將幸福指數的總體狀況作為因變量，做一個回歸模型，旨在得出各個方面對于幸福指數的貢獻度。這樣也就從側面反映出了人們更關注哪個方面，哪個方面更能影響人們對于自己是否幸福的判斷。

得出回歸方程，R方為62.4%，總體看模型的擬合優度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還在可以接受的范圍。F統計量P值遠小于0.05，說明結果顯著，所以認為建立的回歸方程是有效的。每一個自變量的P值都是遠小于0.05的，說明這幾個變量都是有效的。接著再看回歸方程的系數，物質條件這一項的系數僅僅是0.091，相對于其他四項已經是并列倒數第一了，說明物質條件對于幸福指數的貢獻比其他幾項相對較小。

三、路徑分析

下面我們再通過路徑分析，驗證一下這五個因素對于幸福指數的影響。

我們將6個變量設為觀測變量、即顯變量。通過回歸分析，我們的模型設計為一個多元回歸方程，在路徑分析中，我們也將這6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設置為一個多元回歸。

下圖為在路徑分析中我們繪制的關系圖，如圖

這五個因素對于幸福指數總體狀況的影響大小，他們相對應的權數分別是身心健康0.091、家庭生活0.282、人際關系0.245、物質條件0.09、個人價值0.154，而在標準化之后這五個因素的權數分別為身心健康0.138、家庭生活0.414、人際關系0.359、物質條件0.132、個人價值0.235。從各個因素權數的P值我們可以知道，這五個變量對于幸福指數總體狀況的貢獻都是顯著的，物質條件的權數是五個變量中最小的，說明其對于幸福指數的總體狀況的貢獻程度是最小的，而家庭生活的權數最大，說明其對于幸福指數的貢獻最大，而這個結果與我們利用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是大致相同的。

這就表明在現代人的觀念中，物質條件已經不再是對于幸福指數貢獻最大的部分了，甚至已經被其他諸如家庭生活、人際關系等因素所超越。

四、收入與幸福指數倒U型關系

通過以上的兩種分析，我能夠部分驗證自己的一些想法，即對于當代人來說，自身收入的高低早已不是影響幸福指數的惟一指標，甚至都已經不是最主要的指標了，他們可能會更在意家庭是否幸福、自我價值能否更好地實現、生活的環境會不會更好、貧富差距是不是加大等等。

“收入―幸福”悖論一直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難題。相關研究顯示，在人均GDP較低的階段，GDP的增長使幸福曲線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進一步增長并不能帶來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長。

對于收入―幸福的非同步性，我們再利用2009年的數據進行一下說明。通過對于數據的整合，我們將總體狀況這一欄的數據畫成散點圖如下：

從圖中可以看出，幸福指數并沒有一直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持續增加，而是在中間出現了一個先降后升的趨勢。對于這個現象的出現，不僅符合我自己的假設，也符合現在主流的幸福指數研究的觀點。

由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聯合的“北京市和諧社會指數監測報告”中顯示，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時，居民的幸福感會隨著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當收入達到4000元后，這種幸福感就會呈波浪形上升。這一階層居民的生活品質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有所提高，對生活現狀也會呈現階段性滿足。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至7000元之間的中等收入階層對“幸福生活”的感覺最為強烈。于秀琴說：“這些人衣食無憂，生活水平停留在小康階段，生活穩定也沒有更高的奢求，所以最能體會生活的幸福。”而收入再高點，幸福感卻并不能隨之增長。調查顯示：家庭月收入高于7000元后，居民幸福感開始出現下降。當家庭月收入達到15000元至20000元時，幸福感反而顯得很不確定，這一組別的人群幸福感平均分值與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至1499元之間收入組相同。

五、結論及建議

隨著近些年經濟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滿足于能夠吃飽穿暖，而將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更高一層次的幸福。與此同時，高收入帶來的高壓力、環境污染等問題也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所以收入和幸福已經不再是那種簡單的正相關關系了。通過結合北京社會生活指數調查的結果，我們得出了收入與幸福的關系，基本上呈現出一個倒U型的趨勢，即在收入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隨著收入的提高，幸福指數會有顯著的提高，而當收入達到一定程度后，收入的繼續增加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幸福指數，甚至會使得幸福指數出現下降。

本次調查由于是學生們完成的，從總體分析中的收入水平可以看出，被調查者中極少甚至不存在超高收入者。由于超高收入者和一般收入者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距，我們不能僅僅通過一些較高收入者的數據來籠統地解釋超高收入者，這種數據的缺失，使得我們對于收入與幸福指數的相關曲線不夠完善。在我的猜想中，富豪們由于有足夠的金錢、名譽、地位以及自己價值，使得他們能夠以很大的代價來彌補現實環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從而消除那些降低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這樣，他們這個人群的幸福指數可能要比一般人高一些，從而使得整個收入與幸福指數的相關曲線呈一個三次方的曲線形狀。

【參考文獻】

[1]劉軍.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與居民幸福指數同步增長.時代金融,2011(08).

[2]張意麗.學位論文.福建師范大學.

[3]李偉杰.讓好看的GDP和真實的幸福感一起成長.決策探索(下半月),2011(01).